我们到七尾后的第二天又从下关接来了100人，于是我们先来的为第一队，后来的为第二队。1945年四五月份，日本又从敦贺和神户港调来华工199人，编为第三、第四队。这时由于英、美的飞机经常轰炸神户、大阪等港口，炸沉很多船只，将港口堵塞，船只无法进港，因此货船大部分改在日本北面的各港口卸货，如七尾、新泻等港口，所以神户港的劳工便调一部分到七尾港来了。日本货船把从中国和东南亚掠夺的大米、白面、铁矿石、煤炭等运到港口，中国劳工把货物从船上卸下，扛着200斤重的麻包，运到几百米外的仓库。
我们在七尾的生活条件很恶劣，可以说缺衣少食，身上只穿着从中国来时穿的一身单衣。七尾的冬天很冷，经常下雪，华工管理事物所却不发给我们御寒之衣，冻得人人发抖，就这样还要到港口做沉重的苦役。
饮食方面就更糟了，简单地说是猪狗之食(甚至猪狗都不爱吃)。主食是呈咖啡色的麦糠馒头，刚蒸出来比较松软，还不太难吃，但凉了以后就变得又黑又硬。就是这样的麦糠馒头，每天3餐，每餐只给两个，每个约重100克，根本吃不饱；中午和晚饭每人给一碗酱汤，汤里漂着萝卜叶子，既是菜也是汤。由于主食少，大家都吃不饱，更别提营养能不能跟上了，劳工们不是便秘就是腹泻，个个骨瘦如柴。
条件恶劣的严重后果是：我们这批劳工中，有64人因繁重工作的劳累和严重缺乏营养而双目失明；另有六十多人半失明，即夜盲症(失明前的症状)，这些人后来也都陆续失明了，裴希祥就是其中之一。由于生活中被残酷虐待，一百三十多人因坏了眼睛而终身残废，这些人占劳工总数的三分之一，这就是我们受虐待、受迫害的最好证明。
我于“八一五”（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后专门负责照顾病号，与病号们同住一处，是当时最了解劳工病情的人之一。这些失明的人，数量之多绝不是无稽之谈，有日本港运业会七尾华工管理事物所给外务省的报告名单为证。而且这份名单仅是失明的一部分人，那些当时“半失明者”(以后全失明)六十多人却隐瞒未报。
在食不果腹、体弱无力的情况下，许多人都是带病劳动，干的还是超负荷的重体力活。而且劳动条件也很恶劣，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有的人体弱，扛着200斤重的麻包爬桥板装火车时摔下来，麻包被摔破，内装的大豆抛撒一地，监工和警察马上就将摔下的人拳打脚踢，二中队的朱安国就是这样摔坏了腿，落下一生的残疾；有的在船上工作时掉入海中；更有甚者，因在装卸轮船时无任何防护设备，有的人扛着货物滑倒，摔到深达二三层楼的船舱内，活活摔死了。三中队的王学栋就是这样摔死的，有医生的诊断为证。
我们劳工所受的非人待遇：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吃的是猪狗之食，做的是牛马般苦役，生命无任何保证。即便是战争时期，如此对待俘虏也是违背国际法的行为。日本自诩为文明礼仪之邦，在当时却这样残酷地对待我们劳工，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看着这些惨无人道的罪恶事实，日本政府应不应该认罪并谢罪?
我们被强行抓到日本做劳工，为当时遥遥欲坠的日本政府拼命做劳役，给日本创造了财富。而劳工们除了受到牛马不如的待遇外，却没有得到任何酬劳，不少人死于非命，幸存者回国时也都疾病缠身，苦不堪言，我本人就是带着肺结核回国的。
被迫到日本做劳力，艰难的一年
1998年，日本方面邀请我们去故地指认当时住的地方，此时房子已经不在了，只剩下一片空地。父亲还给我们介绍当时的情况：
他们到了七尾之后，翻译只跟着大领导走。小领导听不懂汉语，所以经常和劳工发生矛盾，打人、骂人是常态。有一次，一个劳工倒地不起，日本人又打又骂，说：“你再不起来……”父亲懂日语，这种情况下就赶紧出来解释，说：“他生病了，不能干活。”日本人很奇怪，说：“你会日语？那你当副队长吧！”
这四百多人里，只有父亲一人既懂日语又懂汉语。从这以后，日本人给劳工安排工作、发放物品，或者劳工生病需要向上汇报，都需要我父亲完成，这样一来，他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没时间去做苦力了。
父亲当上了副队长之后，情况比普通劳工略好一些。日本人在大筒子房里用纸板隔出来一块地方给他和队长住，除此之外就没什么特殊待遇了，吃的还是和以前一样。由于长时间缺乏营养，生活环境又恶劣，所以父亲得了肺结核。
其他劳工情况更惨，要干体力活，又吃不饱。扛麻袋的时候，地上会有散落的玉米粒，有的人饿得不行，趁监工不注意，抓着玉米粒就往嘴里塞，根本顾不得生还是熟。偶尔过年过节时，劳工会得到一点不新鲜的马肉，可能是战马腐烂的尸体。平时果腹的粮食都不够，更别提蔬菜和水果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得夜盲症就不足为奇了。
多年之后父亲给我们讲述往事，经常会提到当时的一个日本狱医，他后来还成了七尾的市长。父亲说这个医生人还不错，劳工生病，他都尽量给看，还说：“我们就是缺医少药，要是有的话，很多病就都能治了。”医药短缺在当时的日本是常态，就算军队的士兵生病也是没药。后来我陪父亲去日本，还带了一些礼物去医生家，不过他已经去世了。
当年在七尾的劳工一共死了15位（有名可查的），他们留下了骨灰、牌位、姓名和家里的住址，剩余还有没名没姓的，死了直接被扔进海里。有人死了会陆续补充上新劳工，反正总数一直是400人。劳工在这种暗无天日的地方心中唯一的期盼就是中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样才有回国的可能。
但由于身体和心理上受到双重的打击，看着身边不断有人受伤、死亡，好多劳工都灰心了，觉得刚去半年就有这么多人瞎了，这么苦的日子谁能熬过去？要是两三年下来，人还不死光了？有的人求个痛快，索性自杀了。
我问过父亲：“你想没想过后来能活着回家？”他用低沉的声音说：“当时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下完了，得葬身日本，回不来了……”父亲当时很年轻，才21岁，他们队里还有十几岁的孩子，想家想得睡不着觉，晚上痛哭流涕，第二天还得继续起来干活。
1945年8月15日，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远在日本的中国劳工却被蒙在鼓里，对此一无所知。1945年10月，父亲发现了一份日文报纸，他捡起一看，照片上麦克阿瑟的眼睛被人拿烟头烧了。好在父亲懂日文，看了报纸才知道，原来是麦克阿瑟接受日本的投降书。
得知这个消息后，父亲激动万分，将消息告诉了中国劳工。这下就如炸了锅一般，他们提出抗议，要求改善伙食。日本方面出动了警察，不许他们上街，劳工们不愿意，就把仓库抢了。关于此事，日本人一直说这是劳工暴动，想抢枪。对此父亲很生气，说：“我们不是暴动，就是抗议为什么不给我们改善伙食。”这些劳工大部分是农民，有几个会开枪的？大家抢的都是棉袄、大衣之类的御寒用品。七尾比东京还要靠北，冬天特别冷，没有鞋穿，他们只能拿块麻布片绑在脚上。
有一位劳工名叫李清白，他进了仓库就先抢鞋，从来没穿过这么暖和的鞋啊！温饱都没法解决，谁有功夫去抢枪？枪不能吃，也不能穿。后来在法庭上，李清白还提到了这件事，他说：“我那天就抢了一双鞋，没有多抢。我再不抢，鞋都被别人拿走了，就又没鞋穿了。”他所谓的“多抢”，就是有人多抢了一件大衣。这个哪能叫暴动？可是日本就借口这个来镇压劳工，还出动了警察。熙攘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最后大家约定双方派代表谈判。劳工方面的谈判代表是我父亲，我父亲质问日方，说：“你们日本已经投降了，为什么不把我们送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