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各地爆发了约三百起农奴起义或是骚动，攻击地主并烧毁他们的物产。
在一场战争当中，受到损失和影响最大的无疑就是社会底层，但战争结束之后，分到他们手上的东西似乎也是最少的。
但是也有农民把战争视为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1854年春季，一则谣言在俄罗斯乡间流传：任何志愿加入陆军或海军的农奴将保证能获得自由。这则谣言的根子在于政府为创建一支波罗的海桨帆船舰队而招募农奴的决定：在作战期间，这些农奴将被从地主手里解放出来，但是他们必须答应在打完仗之后回到原来的地主那里。
谣言传开后，大批农奴涌向俄罗斯北部港口。警方为此封锁了道路，几千名农奴被关押起来，锁在一起送回原籍。但是，通过当兵能获得自由的谣言一旦传开，政府之后的每次征兵活动都被农奴们视作一次机会。
教士、会写字的农奴，还有鼓动者们都在散布错误的信息。例如在梁赞，一名教堂执事告诉农奴们说，如果他们加入军队，能每个月拿到八个银卢布的军饷，而且当兵三年之后他们和家人都能摆脱农奴身份。
这样的故事随处可见。农奴们相信沙皇陛下发出了圣旨，承诺给志愿参军者自由，当被告知并无此事时，他们就认定圣旨被邪恶的官员藏起来了或是被掉了包。很难说他们这样想有多少是出于天真，有多少是故意为之，用以表达他们迫切希望从农奴制中解放出来的强烈愿望。
而在其他一些地方，这一谣言的内容则变成了英国人和法国人会给任何在克里米亚志愿加入他们队伍的人以自由，造成大批农奴向南方奔逃。在农民心目中，南方代表着土地和自由。自中世纪以来，南方的草原就是农奴逃离主人、寻求自由的地方。
南方各省的农奴一直有志愿加入自由哥萨克军队的传统，强烈到几乎可以说他们身上带有某种革命特质。在那里，农奴成群结队找到当地驻军，要求征召入伍，拒绝再为地主干活。他们手持长矛、大刀和棍棒，经常与阻挡他们的驻军和警察发生冲突。
只能说，战争总是格外的复杂，内部发动暴乱者、热切参与者以及所谓的“俄奸”，都是其中的一些要素。
但战争终究比的不是人口的多少，事实上，俄军在后勤和补给上的问题要比英军、法军更多，其中也不乏一些贪污、中饱私囊者，这让俄国难以制定野心较大的战略。
而在圣彼得堡，虽然警方的线人无处不在，但他们还是无法控制传言的蔓延。
社会上甚至有人公开谈论官方报道的欺骗性，谈论军队装备落后，谈论军医院和食品供应工作的一团糟与军需供应混乱不堪，谈论那些手持斧头来对付远射程武器的倒霉的库尔斯克后备军。甚至连一些保守派和温和派也起来反对沙皇政府。
毕竟战争已经打了这么久，哪怕政府仍然在严格限制关于战争的消息，但俄国各个阶层的人总归是通过各种方式得到了一些真相。
在这其中，《现代人》杂志目前的老板涅克拉索夫以及他周围的许多人无疑正密切关注着这场战争的形势的变化，通过一些途径，他们要比大多数人更加了解这场战争的情况，也因此有着更大的愤怒以及一点莫名的期盼。
时过境迁，《现代人》作为圣彼得堡内被盯的最严、为难的最多的文学杂志，日子显然要比圣彼得堡的其它杂志过得更加艰难。
不过他们终究是有着故人的“遗泽”在，如今日子过得不好也不坏，没有直接停刊的危险，但碍于种种限制，一时之间也难以发展壮大。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现代人》曾经的老对手《祖国纪事》却是变得欣欣向荣了起来。
毕竟与《现代人》相比，《祖国纪事》的文学部分明显趋于保守。大量连载迎合官方品位的长篇小说与诗歌，内容侧重心理描写或远离现实的题材。此时其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是安年科夫和德鲁日宁，他们正大力宣扬“纯艺术论”，反对文学的批判功能。
他们同样还大量刊登索洛维约夫等宫廷史学家的长篇连载，用对俄国历史的学术考据来填充版面，这无疑是这段审查严格时期最安全的避风港。
再就是刊有大量“风尚志”、“旅行札记”和“科学杂闻”类的松散小品文，主要由德鲁日宁用笔名供稿。内容往往是轻松、反讽的世俗生活趣味，绝口不谈严峻的社会现实。
虽然圣彼得堡的读者并不都好这一口，但在《现代人》过个审都费劲的情况下，不看这些文章还能看些什么呢？
这种情况下，《祖国纪事》一步步的回到了巅峰，《祖国纪事》的老板克拉耶夫斯基更是头不疼了，腰也不酸了，重新变得意气风发了起来，甚至路上碰到涅克拉索夫、帕纳耶夫等人的时候，还会嘲讽几句：
“涅克拉索夫，听说你们的最新一期杂志又发行不了了。你们一定又是用了不该用的稿子……要我为你们的杂志说说情吗？”
而克拉耶夫斯基在这几年同样是搞起了岁月史书，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声称：
“《祖国纪事》一直以来都是圣彼得堡最好的杂志，《现代人》从未有哪怕一天超越《祖国纪事》……至于他们常常提到的那位流放者更是不值一提，他只不过是个卑微的平民罢了，依靠一点运气博得了一时的关注。而他身为平民的短视和局限也让他在后面原形毕露，显现出了他本来那副不值一提的模样……”
对于这样的言论，涅克拉索夫、帕纳耶夫等人自然是颇为生气，但碍于官方的监视，他们也不可能大张旗鼓的反驳克拉耶夫斯基的言论，最终还是涅克拉索夫递出了这样一句话：
“普希金在《致杰尔查文》中写过：他会重新来到世间，身披发出雷鸣的竖琴……”
克拉耶夫斯基：“？”
别逗我笑了！
他能回来？
除非沙皇尼古拉一世陛下死了！
否则他又怎么可能回来？
但沙皇陛下短期内又怎么可能有事？
涅克拉索夫这些人真是得了失心疯了……
克拉耶夫斯基听完涅克拉索夫的话后，顿时就不屑地摇了摇头。
而《现代人》的日子虽然过得不好不坏，但如今确实已经吸纳了一些新时代的力量。
此人正是米哈伊尔当年一眼看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850年的时候大学毕业。次年在父母的要求下返回故乡，在中学里担任了一段时间的语文教师。
对于教学这件事，车尔尼雪夫斯基有着不同于当地一般人的看法，他认为，一个教师只向学生传授知识是很不够的．除了应该给学生以知识外，还应该培养学生具有正直和高尚的信念，培养他们具有良好的社会素养，训练他们参加生活斗争，要用先进的世界观武装他们。
事实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干的确实不错，他的一个学生说：“自他做教师以来，语文课枯燥无味、读死书的情况便宣告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生动活泼的语言和活跃的思维，特别使我们惊奇的是他那生动的、通俗易懂的讲话以及他对我们人格的尊重。我们的人格过去曾遭受到校长和教师的百般凌辱。”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城里流传着一种流言蜚语，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课堂上从事革命宣传活动。
而车尔尼雪夫斯基确实思考的全是政治问题，他从来没放弃过在朋友、熟人和同学中间宣传革命思想的机会。
随着这样的流言流传的越来越广，车尔尼雪夫斯基便意识到他必需离开文科中学了，再加上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忘记他在《现代人》遇到的那位文学家，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想，于是他很快便动身前往圣彼得堡。
在动身前，车尔尼雪夫斯基还结了婚，女方的父亲在城里地位显赫，科贝林娜的父母不愿让自己的女儿与他成亲。但是，所有这些爱恋之情在他与奥莉加·索克拉托芙娜的深挚、强烈的爱情面前黯淡无光了。
而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明明白白的告诉了他的妻子他那些危险的革命想法：
“我不能放弃这些思想，因为这种思想是我个性中固有的。它使我对我所看到的周围一切都感到强烈的不满。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变得冷静些。现在这种思想在我内心中越来越强烈，日益深入我的生活。
总之，我每分钟都准备‘迎接’宪兵的出现，就象虔诚的基督教徒等候着最后的审判一样，就像当年我在圣彼得堡遇到的那位米哈伊尔先生从容地走上刑场一样。此外，我们这里很快就要举行暴动，假如它真的到来，我一定参加。”
但最终，女方还是坚持要跟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一起。她尚且不知命运将递给她一个多么苦涩的果实。
等来到圣彼得堡后，凭借着以前跟米哈伊尔的联系，他也是顺利地找上了涅克拉索夫，并顺利地担任起了《现代人》的撰稿人。
不久之后，涅克拉索夫就以一个主编所特有的洞察力，从车尔尼雪夫斯基最初的几篇评论中就预见到，他将是俄国文学中别林斯基事业的真正继承人。
涅克拉索夫相当高兴的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说道：
“我将把杂志文学评论的部分完全交给您，您确实有着这样的才能。唉，米哈伊尔当年提到您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不过您当时还是一个青涩的大学生，也没有表现出很特别的才能，米哈伊尔又是怎么一眼就看出您的潜力的呢？
哈哈，米哈伊尔确实要比我们早看十年乃至二十年……”
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这样又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在涅克拉索夫的支持下，他便成了杂志思想层面上的掌舵人。
而在现在，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等人再次聚集到一块的时候，他们便谈起了有关克里米亚战争的各种事情，在为俄国政府的无能感到愤慨的同时，涅克拉索夫同样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如此说道：
“米哈伊尔在信中跟我说，新的时代就要来了……”
“嗯？”
车尔尼雪夫斯基先是愣了一下，接着便十分激动的回答道：
“那么希望我能尽快见到米哈伊尔先生，在我眼里，他就是新时代的曙光！”
519、迫使英国政府下台！（7k）
“是否可以让我看看南丁格尔小姐和柏拉斯本立基夫人不时递交给赫伯特夫人的账目？尽管，我接见了许多军官，了解了战场情况。可是，我并不知道伤病员的详情。很自然，我对前者比任何人都关心。
告诉赫伯特夫人，我希望南丁格尔小姐和那些女士们告诉那些可怜而又高贵的伤病员，没有人比他们的女王更关心他们，更能感受到他们的苦难。更羡慕他们的勇气和英雄行为。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她无时不在想着她心爱的军队。亲王也是如此。请赫伯特夫人把我的话传达到那些女士们那儿。我明白，那些尊贵的人们会珍视我的同情的。”
——维多利亚女王写给陆军大臣西德尼·赫伯特的信，12月6日。
当俄国的冬将军在克里米亚正式对英法盟军展开袭击之后，后方的医院无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忙碌当中。
正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哪怕是在这种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也不例外。
事实上，在原本的历史当中，整个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南丁格尔在后方医院的领导位置一直都不太稳固。
她的性格并非大众认为的那样和蔼可亲，而是一位极其强势、目标导向明确的管理者，再加上身上肩负的沉重压力，她一直未能抽出时间跟手下的人解释、磨合和沟通。正因如此，她与护士团队的关系复杂而紧张，在一些护士那里，南丁格尔被评价为“坏脾气且独裁”。
与此同时，南丁格尔率领的38名护士是背景各异的“杂牌军”，管理难度极大，内部冲突不断。
就像以弗朗西斯·布里奇曼嬷嬷为首的修女团，与南丁格尔因权力、阶级和身份认同产生严重分歧。布里奇曼认为她“野心勃勃，不可信赖”，最终甚至拒绝了她的领导邀请。
但现在的话，米哈伊尔多少是帮助南丁格尔梳理了一下军队里的复杂人际关系，也帮助她搭建了后方的管理体系。
除此之外，米哈伊尔同样承担了一部分跟俄国伤病员沟通乃至组织一部分人照顾俄国伤病员的工作。
简单来说，克里米亚战争作为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战争，同时也是最后一场依然遵从“骑士精神”的战争，战场上交战双方靠战场使者传信，在战斗间隙，双方会同意停火以便转移尸体、救治伤员。哪怕俘虏了对方的伤员，也会给予一定的人道待遇。
俄国那边会这样做，英国、法国这边同样如此。
在战争后方医院这种极端的环境下，俄国伤兵跟英法这边语言不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无疑是被进一步放大，甚至产生了一些恶性事件。一来二去之下，米哈伊尔这位精通三方语言并且愿意冒着危险待在医院的人，自然是成了再合适不过的中间人。
在这样的忙碌当中，尽管后方医院的情况依旧不容乐观，但好歹是已经初步稳定了下来。
当难得的闲暇时间到来后，南丁格尔也是不止一次的向米哈伊尔道谢，并且由衷的说道：“若不是有您的帮助，事情绝不会像现在这么顺利。不过据我所知，伦敦许多人对您抱有很大的误解，这实在是有点不应该……”
从舆论上来说，当南丁格尔刚刚来克里米亚时，她就已经成了英国人眼中的救星，关于她的任命、议会的决定、官方的指使等消息不胫而走，在英国无疑是引发了一阵轰动，传为佳话，人们从未见过如此杰出的女性。
但有关米哈伊尔的舆论，事到如今无疑是要复杂的多，米哈伊尔特殊的身份和处境自然是给他带来了特殊的舆论，再加上他又写了那样一部小说，人们对米哈伊尔的评价无疑也是格外的复杂。
当然，这也在米哈伊尔的意料之中，事实上，人们往往是在战后才开始称赞当初的反战者，当硝烟散去，幸存者必需面对废墟，为无意义的牺牲寻找意义时，那些曾经被唾弃的反战声音，也就成了集体反思的现成道德资源。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
就像一战前的罗曼·罗兰，顺带一提，罗曼·罗兰不仅关注世界和平，他们还特别关注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罗曼·罗兰发表了《快援助啊！捉住凶手！》的声明，表示对中国深深的关切。
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罗素、甘地等世界知名学者联名发表声明，提议全球人民组织志愿抵制日货运动，拒绝出卖军火给日本，停止一切能帮助日本侵略行为的合作。
这固然没办法真正的阻止这场战争，但你显然也不能说他们的行动一点作用都没有。至少是创造了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
而能有现在的局面，米哈伊尔其实还是挺满意的。不过他也是时候该回家看看了。
但具体应该什么时候走呢……
米哈伊尔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同时，面对南丁格尔的感谢，他也只是笑着摆了摆手：“您才是最重要的那个人……”
这当然并非一句客套话，没有南丁格尔这位女士在，米哈伊尔压根不可能在医院进行任何行动，包括现在，他也就是起到了一点辅助的作用。而这也正是他目前的身份所能做到的极限了。
就在米哈伊尔继续在后方医院里忙碌并且思考应该什么时候离开的时候，在伦敦，拉塞尔等记者的报道和米哈伊尔的小说无疑正在进一步点燃英国公众的情绪。
在1855年初的冬天，英军在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所遭受的苦难已达到惊人的顶点，拉塞尔在报道中描写了伤员到达巴拉克拉瓦的场面：
“他们被捆绑在从法国人那儿租来的毛驴身上，排成了鬼一般的长长的队伍，甚至连想象力丰富的诗人也无法想象得到……双目紧闭，张着嘴，脸瘦得像鬼一样。他们两人一排，在霜冻的空气里从嘴里冒出微弱的气流，依稀可见他们还活着。
有一个人令人感到恐惧，一具死尸，僵硬地、直挺挺地拴在毛驴身上的鞍座上……很显然，这些战士在到达码头的路上已经死去……我看到另一个人手上挂着皮和肉，骨头插在寒冷的空中，没有衣服，没有覆盖物。”
如果说拉塞尔的报道是在物理层面上展示普通士兵们所承受的苦难的话，那么《文学旬刊》在1月1日连载的最新一期小说，则是让英国人更加清楚的从精神层面上感受到普通士兵的痛苦。
小说连载到现在，主角保罗身边那些有血有肉的战友已经一个接一个的死去，那些曾令英国读者感到惊奇乃至会心一笑的士兵就这样彻底逝去了，主角保罗的精神也在渐渐麻木，而最新一期同样写到了医院的恐怖场景：
“……他们的皮肤变得惨白，四肢僵硬，最后只剩下那双死死瞪着、倔强地不肯闭上的眼睛。许多伤员的四肢像烂泥一样挂在骨盆上。在这些无尽的恐怖面前，任何文字都显得苍白无力。
让人根本无法相信的是，在这些支离破碎的躯体之上，居然还顶着一张张人类的面孔，在日复一日地熬着日升月落的无尽折磨……
如果这等惨剧都能堂而皇之地发生，那人类曾经写下的所有文字、做过的所有事情、思考过的所有道理，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一切必定全都是建立在谎言和虚无之上的；既然一千年的所谓文明，都无法阻止这成堆的血肉横飞，无法阻止这成千上万座装满痛苦的活人牢笼，那所谓的人类文明，根本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我还年轻，我才二十岁。但在我原本应该拥抱生活的年纪，我了解了的那些生命，就只有绝望、死亡、恐惧，以及那些覆盖在无尽悲伤的深渊之上的、愚蠢透顶的肤浅。我看到各个民族被驱赶着互相残杀，那些互不相识的人们在沉默中、无知中、愚蠢中、顺从中、无辜中，杀人或者被杀……”
人类文明的尽头究竟是什么呢？难道真能走向彻底的和平、每个普通个体也都能得到极大的自由和发展吗？
还是走向彻底的奴役和压迫？战争和不公永无休止？
米哈伊尔的最新一期小说在让一些人产生这样的追问的同时，依旧助长了英国公众本就没有停歇下来的焦虑情绪和愤怒情绪，也让一些位高权重的大人物愈发感到恼火。
毫无疑问，英国公众舆论的矛头主要对准的这一届的阿伯丁政府，批评和指责几乎可以说是铺天盖地。
军方和内阁部分成员强烈要求封杀《泰晤士报》，外交大臣克拉伦登等高层更是公开咒骂报社及其记者“帮助俄国人”。政府内部甚至认真研究过以“煽动性诽谤罪”起诉报社。
但在如今这一时期的英国，对于像阿伯丁和帕麦斯顿等老派辉格党人来说，言论自由是其政治信条，实施高压手段会动摇自身的道德基础。况且《泰晤士报》在英国也称得上盘根错节，轻易动弹不得。
可他们真要继续容忍一个身份特殊的外国人继续在这场风波里跳下去吗？
而且毫不夸张的说，来自一部小说的“虚幻”力量，甚至要比那些真实报道更持久、更有力量。
新闻报道的只不过是笼统的场面和人数，引发的是一种较为宽泛的愤怒和同情，但一部小说却是能让公众真正的代入乃至共情那些普通士兵……更何况那位文学家还在里面掺了很多令人不安的东西……
在一月中旬的某个寒夜，唐宁街10号的内阁会议室里，煤气灯烧的正旺，长桌边坐满了人，这里的空气多少显得有些浑浊而沉重，坐在这里的人脸上的神色更是有些阴郁和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