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降不是不怕死。
怕不怕死这件事他想过很多遍。一年的围城给了他太多夜晚去想这个问题。想到后来他把这个问题想穿了——怕死不怕死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降了之后是什么。
降了之后是什么？他太清楚了。
降了——押回汴京。押回汴京——下狱。下狱——也许不杀。也许关几年。也许让他做个什么“归命侯““安乐公“之类的东西，给他一座小院子，几个仆人，每月一份口粮，活到老死。听上去不错。活着总比死了强。这话别人信，他不信。
他不信是因为他见过。
他见过投降的人是怎么活的。后唐灭了，后唐的宗室降了，关在洛阳的偏院里。他那年路过洛阳，去看过一回。看见的是什么？一个穿着旧袍子的老头蹲在墙根下晒太阳。旧袍子上打了三个补丁。补丁是歪的——没有人替他好好缝。那个老头以前是皇子。皇子蹲在墙根下晒太阳，跟一条老狗蹲在那儿没什么两样。区别是狗不知道自己是狗。那个老头知道自己曾经是皇子。知道了——每一天都是煎熬。每一天睁开眼，看见那面墙、那件旧袍子、那个只有十步宽的院子，都要重新记起来一遍：我以前不是这样的。
李守贞不要那个。
他宁可死。死是一瞬间的事。一瞬间过了，什么都没了——没了就不用再记起来。不用记起来——就不疼。
他选了死。但他不想死得窝囊。窝囊的死没有人记。没有人记的死——跟病死在床上没什么两样。他要死得——像个样子。什么样子？他想了想，想到一个词：末路。末路走到头的人，最后一顿饭得像样。
于是他下令摆宴。
——
宴席是在殿里摆的。
摆宴这件事从下令到开席用了两天。两天不是因为准备得精细——是因为东西凑不齐。城里的存粮已经见底了。见底不是没有——是只剩军粮。军粮拨出来摆宴，守城的兵就少了一天的口粮。少了一天——多少人捱不过？这笔账伙头军送上来的时候李守贞看都没看。他把那张纸推到案角，对送纸的人说了四个字：“朕要摆宴。“
送纸的人是他的亲卫统领。亲卫统领跟了他十一年，从他还是河中节度使的时候就跟着。十一年里这个统领只认一个主子，主子说什么他做什么。可这一回他在殿门口站了很久才转身出去办。站得久是因为那张纸上的数他看了——军粮撑不过半月了。撑不过半月，还要拿出来摆宴。摆完宴——撑不过十天。
十天。他替他的主子多算了这一笔。算完了，还是出去办了。
凑出来的东西摆在殿里——三十几张案，一张挨一张。案上有酒有肉。酒是军中的烧酒，不是什么好酒，烈。烈到灌下去嗓子眼里像吞了一条火线。肉是马肉。围城到这个月份，城里的骡马杀得差不多了。这一回宰的是李守贞自己的坐骑——一匹枣红马。枣红马跟了他八年，征过三回仗。八年的老马，肉不嫩。不嫩的马肉得炖，炖久了才烂。炖了一天一夜，连骨头都酥了，盛出来搁在大铜盘里，一盘一盘摆上案。
除了马肉，还有饼。饼是杂面的——麦粉不够，掺了豆粉和糠。掺了糠的饼发黄，吃起来拉嗓子。拉嗓子也是饼。围城一年了，能吃到饼的人——哪怕是掺了糠的——已经是城里活得最体面的那一拨了。城外那些百姓家里，草根树皮都啃光了。
请的人有六十几个。
六十几个是河中城里还在跟着他的“朝臣“。朝臣加了引号——因为朝廷是假的，秦王是他自己封的，朝臣也是他自己封的。这些人里头有原来的节度使衙门僚佐，有城中的豪族首领，有军中的将校，还有几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谋士“——围城之前嘴上出主意最多的就是这几个，围城之后一个比一个安静。
来了多少？清点的人报了个数：四十七。
六十几个请了四十七个来。少的那十几个去哪儿了？有的没来——称病、称事、称脚疼爬不动。这些借口在平日他会追究。今日他没追究。今日不来的人——他心里有数：这些人已经在等了。等城破。等城破了他们第一个翻墙出去投降。他们不来赴这顿末宴，是怕来了就被拴住。被拴住了就跟他一起死。他们不想死。他们想活。想活的人——他不拦。
拦不住。也不必拦。一个要死的人拦一个想活的人，拦得住也没意思。
来了的四十七个人坐在三十几张案后面——有的案两个人挤一张。坐下来之后殿里的气氛很怪。怪在太安静了。六十几个人的宴该是热闹的——从前他在节度使衙门里摆宴，未开席先有笑声，笑声里夹着拍桌子的响。如今四十七个人坐着，殿里能听见门外的风。风从殿门那两根没了皮的柱子间灌进来，卷着地上的灰打了一个旋。灰在烛光里慢慢升起来又落下去。没有人说话。
李守贞端着一碗酒从太师椅上站起来的时候，四十七双眼睛同时看过来。
这四十七双眼睛里头的东西不一样。坐在前排的是他的嫡系——跟了他最久、退路最窄的那几个。他们的眼睛里是一种认命之后的平静。平静不是不怕，是怕了太久，怕到麻了。麻了的人看什么都是一个样子。坐在中间的是那些两可之间的人——降也行、死也行，看最后一刻哪边的门先开。他们的眼睛在李守贞脸上和殿门之间来回转。殿门在身后。身后那道门——开了就是外面。外面是活路。可外面也是郭威。是二十几万围城大军。外面的活路要拿投降来换。换不换？他们还在想。坐在最后面的那几张案上，人坐得最不安稳——屁股没有贴死在席子上，半坐半蹲，重心偏在脚上。这种坐法随时能站起来。站起来——随时能往门口走。
李守贞看了一圈。
他把这四十七个人看完了。看完了他没点谁的名。他端着那碗酒，往前走了两步，走到殿中央。殿中央的地上铺了一块毡——毡也是旧的，原来衙门正堂上的，拆过来裁了一刀铺在这儿。毡上有几个洞——被烛油烫的。他踩在那块毡上，脚下感觉得到毡底下的砖不平。砖不平是垒得急——匠人不够，军士凑的，军士砌砖砌不齐。砌不齐的地面踩上去硌脚。
硌脚他不在乎。他站定了。碗里的酒在烛光底下微微晃。晃是因为他的手在抖。抖不是怕——是他也老了。五十出头的人，围城一年瘦了三十斤，整个人干到像一截枯柴。枯柴撑不住一碗酒的分量，手就抖。
他开口了。
开口的时候声音不大——殿里安静，不大也够。
他没有讲什么慷慨激昂的话。慷慨激昂的话他一年前讲过——起兵那天，祭天那日，三军阵前。那时候他意气风发，那时候他觉得天命在他这边。如今天命走了。天命这种东西——信的时候它在，不信的时候它就不在。他现在不信了。不信了也不恨。他不怪天命。他只怪自己运气差了那么一点。差了一点——就差了一辈子。
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今日这顿饭，是最后一顿了。“
说完他自己先喝了一口。一口酒灌下去，烈，嗓子一烧，整个胸口热起来。热起来好。热比冷好。热的人至少还活着。
殿里有人跟着端起碗来喝。有人没端。没端的人手搁在碗边上，指尖碰着碗沿但没拿起来。碰着不拿——是在犹豫。犹豫的人在想：喝了这碗酒算什么？算赴死的酒？还是算散伙的酒？这两种酒的区别大了——赴死的酒喝完了就没有退路了，散伙的酒喝完了出门各奔东西。他们想先弄清这一碗到底是哪一种。
李守贞替他们弄清了。
他喝完那一口，碗往案上一搁，看了一圈——看的还是那四十七张脸。看完了，他笑了一下。笑的时候嘴角往两边咧，咧开来的嘴里少了两颗牙。少的那两颗是上个月掉的——围城到后来人都亏，亏到牙根松了。松了的牙有一天早上嚼饼的时候自己掉出来的。掉了他没在意。掉牙的皇帝还是皇帝。
“该走的，走。“他说。
声音平。平到四十七个人里有一半没反应过来——该走的走？什么意思？是放人？
是放人。
“朕今夜不留谁。“李守贞端着碗环视一周，“想降的——殿后有条巷子，穿过去就是南墙的小门。朕让人把那道门开着。出了门，是生是死，你们自己掂。“
殿里又静了。静了一会儿，后排有人动了。动的那人没站起来——是把屁股从半蹲的姿势放下去坐实了。坐实了不是不想走。是在看别人走不走。没人愿做第一个。第一个走的人——在李守贞面前走，在四十七双眼睛底下走——那就是明明白白的叛。叛的人往后再见面，是没有脸的。
没有人做第一个。
又过了大约一盏茶的工夫。一盏茶的工夫在殿里过得极慢——每一息都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心跳的声音大了就觉得别人也听得见。别人也听得见——就更不敢动。
动的是一个坐在中间的人。
这个人是个文官——原来节度使衙门的判官。判官管的是文书，不管兵。不管兵的人没有刀，没有刀的人在一屋子拿刀的人面前——怕。怕了的人到了某个临界点就会不管不顾。这个判官到了。他站起来。站起来的动作很慢——慢到像是每一寸都在用尽力气。站直了之后他没看李守贞。他低着头，看着自己脚前那块毡上的烛油洞。看了两息。然后他转身。
转身——就是背对了李守贞。
背对了就是走。
他往殿后走。步子不快。不快不是从容——是腿软。腿软的人走路膝盖发飘。发飘的步子踩在砖地上声音发虚。虚的脚步声在安静的殿里格外清楚——嚓、嚓、嚓。一步一步，越走越远。走到殿后那道帘子前面，他伸手去掀。帘子是布的。布帘子挂在那儿像一道软墙。他掀开，钻进去。帘子落下来——人就没了。
第一个走了。
第一个走了之后，第二个就容易了。容易不是不怕——是有人替他们把那层脸皮先撕开了。撕开了的脸皮不能再贴回去。贴不回去就不用装了。不装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接连站起来。站起来的人都不看李守贞。不看是不敢。不敢看——就低着头走。低着头从殿中间穿过去，掀帘子，走。帘子掀起来落下去，掀起来落下去。每掀一次，殿里就少一个人。
李守贞端着碗站在那里，看着那道帘子一起一落。
他数了。从头到尾——走了十一个。
十一个人从那道帘子后面消失了。剩下三十六个。三十六个里有坐着不动的，有低头喝闷酒的，有把脸埋在手里不知是哭是笑的。有一个年纪最大的老将——须发全白了，跟了他二十年——老将坐在前排，从头到尾一口酒没喝。不喝不是不想喝。是他的手比李守贞抖得还厉害，碗端起来酒洒一半。洒了就不端了。不端碗，老将把两只手压在膝盖上——跟那个年轻的赵匡胤在帐子里压手的姿势一模一样。只是赵匡胤压的是亢奋后的余劲，老将压的是绝望里攒不住的颤。
殿后的帘子不再动了。该走的走完了。
李守贞把碗举起来——举到齐眉。
他看着剩下的这三十六个人。这三十六个人看着他。烛火在他们之间跳。跳的火光把他的影子投在身后那面刷了石灰的墙上。影子很长。很瘦。瘦得不像一个皇帝的影子——像一根快烧到头的烛芯。
他说了最后一句话。
这句话他想了很久。想了一年。一年里的每一个夜晚他都在想：如果到了最后那一天，他该说什么？说什么才配得上他自封的那个称号——秦王。秦字从来都是烈的。烈的字——配烈的死法。
可到了真正要说的这一刻，他想好的那些话全忘了。忘得干干净净。一年里打过的腹稿、编过的慷慨词句，到了嘴边全变成了一团糊。糊了的话说不出来。说不出来的时候他愣了一息。这一息里殿中极静。静到他听见了碗里酒面上自己呼出的那口气撞出来的细微涟漪。
然后他说了一句他没有准备过的话。
“朕——“
他停了一下。停在“朕“这个字上。这个字他叫了一年。一年前他觉得这个字重如泰山，叫出来天地都要让三分。如今他觉得这个字轻得可笑——轻到一阵风就能把它吹散。可他还是叫了。叫不是因为信。叫是因为习惯。习惯了的东西——到死也改不掉。
“朕——死也死在这里。“
说完他把碗里的酒一口灌尽。灌完了，碗朝地上一摔。
粗陶碗碎在砖地上，碎成七八片。碎片溅开来，有一片滑到了前排那个白发老将的脚边。老将低头看了看那片碎陶，慢慢弯腰把它捡了起来。捡起来攥在手心里。攥得紧——陶片的尖角扎进了掌心，血从指缝里渗出来。
他没出声。
殿里没有人出声。
烛火还在跳。殿外的风还在灌。那两根没了皮的柱子还立着。立在风里——像两根骨头。
第147章 粮道
账是杨邠亲手算的。
不是别人算完了他核——是他自己从头算。从头算不是不信底下人。底下人他也用。三司度支那一拨老吏，拨算盘的工夫比他快，算出来的数也不差。可他不放心别人算的数。不放心不是疑心——是这笔账太大。大到错一个数，前线就少一日粮，少一日粮就多一日饿，多一日饿就少一分兵。少一分兵——仗就多打一天。多打一天，这笔账上又多出一行新的数。数滚数，越滚越大，滚到后来——差之毫厘的那一笔，可能就是差之千里的那一仗。
所以他亲手算。
算的法子跟他三十年前在军中管辎重的时候一模一样：一支笔、一叠纸、一把算筹。算筹是竹的，跟了他二十几年了，磨得发亮。发亮的竹筹摆在案上排成行，一行一行地拨。拨算筹的时候他的手极稳——比年轻人还稳。稳不是天生的，是三十年磨出来的。三十年里他经手的粮草从几千石到几十万石，从一军之粮到一国之赋。经得多了，手就稳了。稳的手不会拨错。不拨错——数就对。数对了——粮就到。
这一笔账他从卯时初算到了午前。
算的是河中围城大军下一个月的粮草总调度。下一个月——就是围城的第十三个月。十三个月，在五代的战事里已经算极长了。长围最吃后勤。后勤最吃粮。粮最吃路。路——才是这笔账里最难算的那一笔。
前线三万五千张嘴。三万五千这个数不是一成不变的——上个月是三万四，这个月补了一批兵上去，变成三万五。补上去的一千人不是白来的，是从陕州和洛阳的驻军里调拨过去的。调拨了兵就要调拨粮——一千人一天的口粮按军中定例是多少？一人日支米一升五合。一千人就是一千五百合，合一石五斗。一石五斗不多——搁在汴京城里只够一家小酒肆忙半天的量。可一石五斗要从陕州运到河中前线。陕州到河中走近道四百里。四百里的路，粮车跑一趟要十二天。十二天里押粮的兵也要吃。押粮的兵按一百人算——一百人十二天吃多少？一百乘十二乘一升五合。这一笔加上去，从陕州出发时装车的粮就不能只装一千人一天的量——得多装十二天里一百个押粮兵的口粮。多装了车就重。重了牛走得慢。慢了就不是十二天到——可能是十四天。十四天押粮兵又多吃两天……
数滚数。
这就是后勤的账。看着简单——一人一天一升五合，谁都会算。可一升五合放到四百里路上去滚，滚到最后出来的那个数，跟最初算的差一截。差的那一截就是路上吃的。路上吃的粮叫“途耗“。途耗这个词听着文绉绉的，拆开来就是一句大白话：路太长，粮在路上被吃掉了一部分。吃掉的那部分到不了前线。到不了前线的粮等于没有。
杨邠一辈子跟途耗打交道。
打了三十年，他摸出一条铁律：途耗跟路程不是等比的。路远一倍，途耗不是多一倍——是多一倍半到两倍。为什么？因为路远了，押粮的兵多了；兵多了，吃得多了；吃得多了，车更重了；车更重了，走得更慢了；走得更慢了，途耗又多了——一环套一环，越滚越大。
这条铁律他在三十年前就知道了。知道了有什么用？用处是：提前把途耗算进去。算进去了，从起点装车的时候就多装。多装多少？这就要算。算的就是这张纸上那一行一行的数。
——
陛下也算。
这一条是杨邠几个月前发现的。发现的时候他没说——他不是爱说的人。不说不代表不在意。在意得很。
他是在一次午后议事的时候发现的。那天他拿着一份新的粮道调拨方案去偏殿——方案是他连夜拟的，自认为已经算到了骨头缝里。他把方案递过去。陛下接了，没先看字——先看数。看数的时候指头点着纸面一行一行往下捋。捋到第三行停了。
停是因为一个数。
陛下点着那个数抬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不重——轻得像随口一问。可问出来的话让杨邠愣了一下。
陛下问的是：“陕州到河中的途耗，杨公是按几成算的？“
杨邠答了：两成。
陛下没有立刻说对或不对。他拿过一张空纸，提笔在上头写了一串数——路程、车数、押粮兵额、日行里程、日支口粮——然后在最底下画了一条线，线下面写了一个数。
那个数比杨邠算的多了半成。
多的那半成是什么？陛下指着纸上的一行小字：“陕州到河中这条近道，中间那一段要过两处浅滩。浅滩在夏末涨水——涨了水粮车过不去，得卸车换小船摆渡。摆渡一趟多耗半天。半天乘以来回趟数——多出来的就是这半成。“
杨邠当时看着那串数，手里的茶没端起来。不是忘了端——是一时间端不起来。他管了三十年粮草。三十年里他自以为途耗这笔账算到了头发丝。可他漏了一样：路况。路况不是一成不变的——旱时一个样，涝时一个样，夏天一个样，冬天一个样。旱了路硬车快，涝了路软车陷。浅滩在旱天走过去没事，在涨水的夏天就成了卡口。卡口不影响路程——路程还是那四百里。卡口影响的是时间。时间一变，途耗就变。途耗一变，前线收到的粮就跟账上的数对不上。
他漏了这一层。陛下没漏。
陛下是怎么知道那两处浅滩的？杨邠后来琢磨过。琢磨了两天才想通——陛下在太原南下的那一路上经过陕州。经过的时候他不可能走到那条粮道上去看浅滩。他看的是地图。他看地图的时候记下了河道的走向。记下河道走向的人，就能推出来哪里在夏天涨水、哪里是卡口。推出来——就能算出那半成。
一个看一遍地图就能推出粮道卡口的皇帝。杨邠管了三十年粮，第一次遇见。
那天议完事杨邠回去改了方案。改完了他坐在自己的值房里想了很久。想的不是粮——粮已经改对了。他想的是一件三十年里从没想过的事：给这样一个皇帝管粮，是什么滋味？
滋味是——每一笔都得算到骨头缝再往里。因为他知道，他递上去的每一份方案，陛下都会再算一遍。算出来要是差了——陛下不会说他，但陛下心里有数。心里有数的皇帝比当面骂人的皇帝可怕。当面骂人的皇帝你知道他在意什么。心里有数不说的皇帝——你永远不知道他在意的是你漏的那一笔，还是你漏了那一笔之后还敢递上来的那份心态。
所以杨邠现在算账比三十年前还细。细不是为了讨好——是为了不丢人。五十多岁的人了，管了一辈子粮草，被一个二十出头的后生在数上挑出毛病。挑一次无所谓。挑两次——脸就丢尽了。三次？没有第三次。杨邠从那天起，每一份交上去的方案都自己算两遍。两遍之后还不放心——再让度支的老吏核一遍。核完了，他再捋一遍。三遍算下来，递上去的那个数——硬。硬到陛下再拿笔去核，核出来也是同一个数。
同一个数递上去递下来——省的是什么？省的是议事的工夫。杨邠的数硬了，陛下核一遍发现没差，两个人就不必在数上磨。不磨数——直接议事。直接议事——半个时辰顶别人半天。
这就是杨邠觉得跟这个皇帝议粮“省心“的底子——不是陛下不操心，是两个人操的是同一份心。同一份心碰在一处，不打架。不打架——就快。
——
今日午后的那张案上摊着一幅图。
图不是地图——是粮道图。粮道图是杨邠自己画的。画得不好看——他是行伍出身，不是画师。线条歪歪扭扭，标注的字大大小小，有几个字还写错了划掉重写的。可这张图上该有的东西一样不少：起点、终点、中转站、每一段的里程、每一个转运点存了多少粮、存的粮够几日周转、哪一段用车、哪一段用船、哪一段要换。
前线的粮从三个方向来。
最大的一路从汴京出发，经洛阳、过陕州，走近道到河中。这一路最稳——路最熟、车最多、兵最足。粮从汴京的太仓拨出来，到洛阳转运仓歇一歇，再往西走。洛阳到陕州二百里，陕州到河中又是二百里出头。两段路加起来不到五百里——在五代的战事里算近的。近的路途耗低，一石粮运到前线能剩八成。八成是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