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政笑道：“官家乃是圣主，圣主必有名臣。今年的科举，必然会有大才。”
赵似哈哈大笑，拿手指点了点梁从政：“你啊你，会说话。”
梁从政也陪着笑，忽然像是记起了什么，笑意微微一敛，往前趋了半步。
“官家，臣才记起来一件事。”
“何事？”
“之前您让皇城司盯着点李纲。”梁从政斟酌着措辞，“那李纲昨日倒说了些话。”
赵似闻言，身子微微前倾，哦了一声。“什么话？”
“昨日朝会散后，官家免去寺观免税特权的旨意传出，民间其实颇有怨言。”
“您也知道，如今民间信佛之人颇多，不少百姓为寺庙叫屈，觉得官家不应如此。”
梁从政顿了顿，继续道：“便是科考的士子里，信佛的也不在少数。”
“昨日李纲在状元楼内，公然与那些口出怨言的学子辩了起来。”
赵似的眼睛亮了。
“他说大宋的官，眼睛要放在百姓跟民生上，不是放在几尊佛像上。”
“百姓可以信，但当官的绝对不能信。若信佛，便做不得一名好官。”
梁从政说到这里，摇了摇头：“这番话引得许多信佛学子怒骂。”
“有人引经据典，说颜真卿、白居易、房琯等人都信佛，难道便不是好官了么？”
“李纲便以南梁武帝萧衍举例反驳，说大量官员甚至君主也信佛，其危害之巨，足以亡国。”
赵似的眉梢微微一动。
“他又说，官员是要干实事的。”
“佛教经典虽引人向善，却处处讲福报、讲因果、讲做善事可去往西天极乐。”
“看似不错，百姓可信，但官员信之便是大谬。”
“官员首重天下苍生，要做的是让百姓日子过好，能吃饱饭，不是说让他们这辈子吃苦，下辈子投个好胎。”
梁从政将李纲的话复述完毕，苦笑道。
“反正吵得极凶，最后双方甚至动了手。”
“开封府派人去才拦住。只因涉及太多学子，开封府也不敢抓，只警告了一番便放人了。”
赵似听到最后，眼睛越来越亮，不由得叹道：“李纲真乃国士也。”
梁从政一愣。“官家，不至于罢？”
“不过是个十幾岁的少年郎，在酒楼里跟人吵架罢了。”
赵似摇摇头，将身子往椅背上靠去。
“你不懂。李纲说的没错。”
“百姓可以信，但当官的绝对不能信。他说话虽有些绝对，思路却是对的。”
说着他忽然直起身来，提笔便要写。
笔尖已蘸了墨，却又悬在半空，迟迟不曾落下。
梁从政看出了端倪，低声道：“官家可是要召见他？”
赵似将笔搁回笔架上，叹了口气。
“算了。”
他望着案上那个刚写下的“李”字，笔锋犹带墨光。
“让皇城司查查，今年应考的士子里，有多少信佛、信道的。”
梁从政不明所以，但也不多问，只躬身道：“臣领旨。”
赵似将那张写了“李”字的纸缓缓折起，压在砚台下，陷入了沉思。
按原来的历史走向，李纲登第是八年后的事了。
如今历史已变，说不定会提前，但最快也得三年后。
要不要给他开个后门？
这念头只在脑中转了一圈，便被他自己按了下去。
走后门这种事，不好听。
且李纲今年不过十七岁，就算入仕了，以他这个年岁，怕是得被人骂崩溃。
虽说他的见识远超同龄，可朝堂上的风刀霜剑，不是有见识便能扛得住的。
还是再沉淀沉淀罢。
不过，他说的事，确实值得注意了。
赵似将目光从砚台上移开，落在那盏已彻底凉透的茶汤上。
清除官员脑子里的宗教思想，是必须要做的。
跟大宋这一百四十年重文轻武到近乎畸形的风气一样，都需要改正。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必须创造出一种新的思想。
赵似将那支搁在笔架上的紫毫重新拈了起来。
案上的纸换上一张新纸。
他蘸饱了墨，悬腕落笔。
第一笔是“实”字的一点，墨痕沉凝，力透纸背。
八个字写得极慢，每一笔都像是在刀尖上推着走。
写完，他将笔搁下，身子往椅背上微微一靠。
纸上墨迹未干，八个字在午后的光里微微泛着光。
实事求是。
格物致知。
前四个字，班固在《汉书》里用来称许河间献王刘德。
刘德好古书，收天下遗典，得善本必录其真，不以私意增损。
班固便以“实事求是”四字定其学品。
这四字在经学中本是考据之法，可到了赵似眼里，它不止是治经的态度。
它可以是一把刀，切开那些千百年来层层堆叠的注疏，逼着人去直面事物本身的道理。
后四个字，《礼记·大学》的旧话，程颐程颢兄弟讲了几十年，早已是洛学的根底。
程颐说，格，至也。物，事也。
穷至事物之理，便是格物。
他说得对，却只说了半截。
他只说格物是为了穷理，是为了体认那个悬在天上的天理。
可他没往下说，格物之后呢？穷理之后呢？
赵似将目光从纸上抬起来，望着窗外梧桐枝杈间漏下的光斑。
致知。
致什么知？
程颐说致的是天理，是那个不增不减、不生不灭的天理。
可赵似心里清楚，他要的知，不是悬在天上的理，而是落在泥里的理。
是农人知道何时播种、何时施肥的理。
是工匠知道如何冶铁、如何烧瓷的理。
是水工知道如何筑堤、如何疏浚的理。
这些理，圣贤书里不讲。
程颐不讲，程颢也不讲。
但赵似要让天下人讲。
他伸出手指，在“格物致知”四个字上轻轻叩了两下。
这八个字，前四字是态度，后四字是方法。
实事求是地格物，格物而后致知。
可这还不够。
新思想不能只有骨架，还得有血肉。
血肉是什么？是儒家经义。
是仁义礼智信，是君臣父子夫妇，是三纲五常。
没有这些，天下读书人不会买账。
他们读了一辈子圣贤书，你忽然跟他们说圣贤说的不算数，那不是推陈出新，是找死。
所以新思想必须裹着一层儒家的皮。
或者说，必须让儒家经义成为新思想的注脚，而非反过来。
这事王安石做过。
熙宁年间，王安石亲自撰写《三经新义》，以《周官》为变法之据，颁行天下学宫，令科举以此为宗。
他想以一己之学统摄天下士子的头脑，让新法有个理论的根。
可到头来，新法毁于党争，《三经新义》也随之一道沉了下去。
赵似将指节从纸上移开，端起案角那盏茶，饮了一口。
王安石的路，走不通。
亲自著书立说，等于把自己摆在了靶子上。
朝堂上的政敌会攻讦你，天下的腐儒会围攻你，新旧两党会把一个学说撕成碎片，各自断章取义去当党争的刀。
况且，他是天子。
天子亲自下场讲学，便是以一己之是非定天下之是非。
这是最蠢的做法。
赵似将茶盏搁下，指节又在案沿上叩了两下。
不能亲自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