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百花深处34号，石铁生没有犹豫，“培文，这车我买了，钱——”
“钱不急，就等你那个人生感悟的随笔出了，你再还我！”
把电动三轮交给了石铁生两口子，刘培文这才开车回了晴园。
刚回到家，何晴就凑过来说：“今天莱昂来电话跟你说书籍发行的事儿，提起了一件事儿。”
看何晴面色沉凝，刘培文好奇地问道：“什么事儿？”
第260章 什么叫做高下立判啊？
原来，自从刘培文前年获得龚古尔文学奖之后，通过报纸、电视媒体的传播以及刘培文一系列作品在法兰西的畅销，法兰西逐渐掀起了一股对于中国作家的关注热潮。
这股热潮从《放牛班的春天》去年发行后愈加浓烈，考虑到今年刘培文编剧的《情人》还将登陆法兰西影坛，法兰西文化部门觉得这是个趁机拉近两国关系的好时机，于是乎在今年五月末到六月初，他们特别邀请了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12人前往访问。
为了配合这次文化交流活动，法兰西同时邀请了正在国外的刘××等几位中国作家。
这是近年来访法的阵容最大的中国作家代表团，法兰西文化界十分重视这次中法间的文化交流活动，计划举行多轮报告会、座谈会以及与读者和观众见面等活动。
法兰西的新闻媒介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导。可以说，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到来，在法兰西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在法兰西文化界特别是华人华裔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本来这是一个对大家都很好的事情，但是偏偏坏了事。
结果就在前天晚上，一个主题为“中国文学的觉醒”的研讨会上，旅法的作家代表们发表了一些连法方都难以接受的言论，引发了一场辩论风波。
一位作家说：“我在写小说过程中碰到一个很沉重的心理问题。我是排除不掉两个阴影：一个是我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非常惊人的贫穷，一个是我们民族的总体文化水平非常低下。”
另一个作家则是表示：“中国许多作家像是不合时宜的雄鸡。不正常的雄鸡们总是半夜叫。这样就引起主人们的生气，于是就把它杀掉了。”
本来如果只是单方面的诉苦也就罢了，可是等到别人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就变了。
参加交流活动的华人学者许广存听完之后评价道：“从你们的叙述里，人们发现中国这么渺小，这么卑鄙。
“你们没有一个人谈到中国文化、中国的历史对你们的影响。在你们的作品中就是揭发、揭发，已经揭发十几年了，还在揭发。
“中国是贫穷，但中国的文化并不贫穷，应该歌颂我们的民族。不要忘记你们作为作家，应该引领中国人民前进。”
此言一出，立刻遭到了所有代表团作家们几乎一致的批评。
几个作家便一个紧接一个对他进行批驳，而且有些人嗓门很大，有的代表甚至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手指着他进行诘责。
这种根本不容许讨论的态度，让现场不少人都觉得大失所望。法国电视一台记者雅克琳娜·迪勃瓦当场公开表示：她对这批作家的水平感到失望，她将放弃对他们的采访报道。
当天过后，有驻法记者去采访许广存，许广存跟记者说：“他们口口声声说别人不让他们说话，结果当我跟他们讨论的时候，其实是他们不想让我说话。”
一些法国人士也说：这些“中国作家气量小，气质也差，听不进不同意见，自己口口声声要民主、要自由，却不懂得如何民主地讨论问题”。
等到六月一号这天，《欧洲时报》刊登“特稿”《一场关于中国文学创作倾向的辩论》，记述了5月27日讨论会上几位中国作家与许广存的辩论以及一些相关人士的评价。
刘xx和一位作家找到了该报社长和总编辑，严厉质问：为什么要刊登许广存的“反动言论”？
在得知那个记者是是国内某新闻机构驻法记者时，立即扬言：回燕京后要找领导，将这位记者调回国内、撤他的职！
当全程在场的莱昂把这些消息转述给何晴之后，何晴虽然心中反感，但还是一一记录下来，如实地告诉给刘培文。
刘培文听完了经过，毫不留情地批评道：“这些人，自诩是文学的良心，实际上不过是占着位置不肯撒手，凭借自己的疮疤讨要权力的学阀！”
说罢，他翻了翻电话本，一个电话打给了章广年。
“培文？稀客啊！”章广年的声音传来，“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去法国访问的中国作家团的事儿，到底什么情况？”
“什么‘什么情况’？”
“少打马虎眼，你不应该问我什么‘什么情况’，而是直接告诉我到底什么情况。”
听到刘培文如此认真，章广年叹了口气，“还能是什么情况，刚出国，觉得自由了，难免发发牢骚、冒点火气。”
“这也叫发牢骚？我可是知道有几个人，特别是那个刘xx，未免也太跋扈了！”刘培文吐槽道：“自己骂国家的时候理直气壮，别人不认可说了两句，就要群起而攻之，还要处罚人家记者，谁给他的权力？口口声声说自由，他们尊重过谁的自由？”
章广年没说话。
怎么说？人选是作协推的，是各省报过来的，大都是作品知名度高的作家，如今出了这种‘友邦惊诧’的事情，只能和稀泥。
听到章广年没声了，刘培文也明白，事到如今，他恐怕也没什么办法。
他干脆说道：“你不好出面说话，我可要写文章骂人了，反正我不是文协的作家。”
章广年哑然，这么多年大家混在一起讨论文学，自己几次邀请刘培文加入文协，刘培文一开始是以不知道是加入中原文协还是燕京文协为由搪塞，后来很滑稽地表示文协的会费太贵交不起，加不加都一样。
他也没再催促，毕竟在不在文协之内，大家都是一个战壕的朋友。
后来刘培文捐款弄了中华文学基金会，成了荣誉主席，更觉得大家难分彼此，一个文协的身份也不重要。
结果到现在，刘培文这个局外人的身份，反而成了优点。
章广年想到这里，也没回话，只是说，“你跟王濛说一声。”
刘培文回答了一句“知道了”，挂断了电话，他又拨通电话，跟王濛通了个气，王濛干脆说，“任何人的自由表达，我都举双手支持。”
挂了电话，刘培文当晚就开始写起了稿子。
不得不说，这种搞战斗的评论文章写起来还是比环环相扣的小说要简单不少。
花了一个晚上，刘培文写完了这篇名为《如何尊重自由表达》的批评文章，第二天，把手稿复印了若干份之后，他直接肉身投递给了包括通讯社在内的各大报纸。
到了第二天，除了人民日报，已经有不少报纸直接全文刊登了刘培文的文章，结果刘培文的电话一下午就没停过，一个个全是相识的作家过来帮朋友辩解的，到了下午甚至连张先亮都打了电话过来。
“老张，你也来这套？”刘培文笑道，“你不是在广府吗，消息挺灵通啊。”
张先亮尴尬的笑了两声，才开口说道：“没办法，作家团里也有我的朋友，我说句实话，这个作家团还邀请我来着，幸亏我这边儿忙，没去，不然连我也要挨你的骂。”
张先亮的意思其实很明白，整个作家团十几位作家，固然有些人发过一些牢骚，可是大多数人说得也并不过分，只不过为首的几个人实在是不像话。
事到如今，作家团作为一个群体，在挨批评这事儿上肯定是要雨露均沾的。
“行了，这事儿我不吐不快！”刘培文没答应，转而问道：“《义海豪情》快拍完了吧？”
“已经拍完了，五月底刚刚杀青。”张先亮介绍道，“我这边已经跟TVB谈了合作计划，等香江街下半年建完，他们还有邵氏的一些影视项目都准备放到这里来拍摄！”
跟张先亮聊了几句，刘培文放下了电话，思来想去，干脆把电话线一拔，推门出去逛什刹海去了。
而在全国上下，刘培文这篇内容引发的争论还在持续扩大。
刘培文在这篇评论文章里，客观地讲述了事情经过，把主要的批评方向落在了“如何开展批评”和“如何对待别人的评价”上。
文章里还专门提到了巴老当年赴法访问时的言谈以及丁灵在1981年去米国时的谈话。
丁灵的一句“我要批评自己的祖国，也不会到外国来批评。”与如今作家团们的表现，堪称高下立判。
最后刘培文点题写道：我奉劝一些出了国的作家，不要因为在国外受了几句夸赞便忘了自己的来处。须知道，当西方人向你竖起拇指，说你是有正义感的人，说你敢说“真话”，或许你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了！
这话在刘培文的前世不能说是绝对真理吧，至少也是一说一个准。
但这句话放到如今改开十年，北方的邻居还没倒下这个时间点，在很多人眼里未免就是“暴论”。
引发争议自然是不可避免。
不过刘培文也有自己的骂人小技巧，他全篇只提到了作家团，没有明确的点任何一个人名，但是有些事情一旦介绍出来，知情人自然明白是谁。
更何况，作家团访法的时候，可是也有新闻报道的，他们的名字还都在之前的报纸上印着呢！
这就好比刘培文说“我不说是谁。”别人却点点头：“你说谁我们心里清楚！”
特别是扬言要把记者撤回国内的那个作家，被读者们扒出来去年就已经开除出D之后，不少人都联名上告，转而要求撤他的职。
总之，此文一出，一时间舆论大哗。
而亲手掀起风暴，又放出暴论的刘培文，自然也不会幸免，虽然他的读者众多，但是因为这件事儿，依旧遭受了海量的批评。
这天在鲁院，唐音把他叫到办公室，骂了个狗血淋头。
当然，骂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刘培文的文章内容。
第261章 一句话没说，愣是把人骂了
“你可真行啊！”唐音皮笑肉不笑地看着一旁低头吹着茶叶沫的刘培文。
“一篇文章闹得满城风雨，你倒好，把电话线一拔，人也从家里溜了！你倒是走得萧洒！我差点走的安详！你就没想过告诉我一声？”唐音使劲拍了拍桌子，桌上的茶杯都跳了起来。
“章广年、王濛你都通知了，他俩跑得没影，你不通知我？”
由于刘培文发稿子这事儿从头到尾就没想起来告诉唐音，结果稿子一发出来，身为刘培文的直接领导，照常上班、出席活动的唐音根本没来得及躲，直接被电话、拜访围攻了两天，愣是因为刘培文接了一波无妄之灾。
“再有就是这个文章。”唐音指指桌上的报纸，“你这写的什么玩意儿，骂人不点名，就好比站队不选边，活该你不进步！”
“哪儿的话！”刘培文此刻一脸谄媚，“老唐，我可太想进步了！”
唐音闻言指着他鼻子骂道：“进步？进个屁！进步你叫我老唐？你啊，就是个滑不溜手的！一边儿玩去！”
“好嘞！”
刘培文低眉顺眼，转身要溜，忽然又被唐音叫住。
“去楼下收发室，把骂你的信扛走！”
刘培文最近收到的批评信件比那些作家团的作家们少不到哪去，只可惜这些批评的信件投递到了各大报社、杂志刊物的地址，又汇总到刘培文这里，刘培文也不过付之一笑。
从收发室里扛起两个麻袋的信丢到车上，刘培文回了家。
他干脆把这两天的信一块儿堆到庭院里，像一座小山。
此时微风渐起，刘培文指着这些信件，笑着跟何晴说道：“你说我把它们都剪碎了埋在咱们家的树底下，这些树今年肯定能长得特别好吧？”
何晴闻言爆笑，“你这人，还不如直接骂这些信是臭大粪呢！”
“素质！”刘培文伸出食指，“注意素质！再说了，直接泼粪容易烧根，得把它们晒熟了，等没了味道，才是肥料。”
“住嘴！晚饭还没吃呢！”
这样过了一个星期，就在事件逐渐平息的时候，一份邮寄到燕京的国外访谈忽然被燕京日报发了出来。
这份访谈正是此前罗森塔尔与刘培文的访谈记录，后来被罗森塔尔整理后发表在了《纽约时报》的文艺板块上。
“培文，这燕京日报的的记者可真鸡贼啊！哈哈！”
鲁院的办公室里，顾建资指着手里的报纸笑个没完。
“我看看！”刘培文接过报纸研究了起来。
原来，燕京日报在全文发出这份访谈的同时，同时从法国、香江的一些报纸上搞到了访法作家团的一些言论，两篇内容各占了一个长条中间则是用虚线分割开来，经过细心地编排，所有内容一左一右互相对照。
左右对比着看，刘培文在访谈中面对国外记者的刁难不卑不亢、机智反问与访法作家们大发牢骚、现场攻讦引得国外记者震惊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偏偏这两篇稿子虽然罗列在一起，却互不隶属，燕京日报没针对这俩事情发表一句评论。
可是一左一右，谁打了谁的脸，有心人自然看得一清二楚。
“古有《春秋》，微言大义；今有《燕京日报》，只靠排版，一句话没说，愣是把人骂了！”顾建资凑在一旁，笑着评论道。
刘培文低头看看最后面的署名编辑，果然都是同一个人，叫做李佩瑜。
他眯着眼睛想了半天，也没想起自己去燕京日报递文章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个人。
往年的顺遂，让刘培文常常成为被新闻媒体竞相报道的对象，由于形象正面，哪怕偶尔有作品被批评，刘培文也很少受到关于个人的批评。
有了这一次的经验，他忽然觉得认识几个懂得新闻学的朋友也是极好的。
六月中旬，作家团们结束了访法行程，悄无声息地回到了燕京，然后各自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