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士族与门阀制度萌生于东汉，发展于三国，初步形成于西晋，鼎盛于东晋，衰落于南朝，唐朝后期才彻底结束。世族就是当时社会的大家庭，他们居住集中，人多地广，有自己的门客、幕僚，还经常搞联姻，在当地很有地位。
连统治者也不敢小看。面对这么强大的势力，统治者如果打不过或是除不掉，只能选择合作，把他们接纳进自己的体系，以便获得他们的支持，巩固自己的地位，不然的话统治起来会很困难。
士族进入政界可不只是想保住现有的地位和利益，他们更想通过新得到的权力来增强自己原本的地位，让自己越来越壮大。综合来看，这种合作对他们来说是双赢的局面。
在西汉时期，由于知识匮乏，缺少一个社会公认的考核标准，所以选官员主要靠推荐，考试只是辅助手段。
也就是说，现任官员要负责挑选下一任官员，这就是汉代的察举制，有点像美国的推荐性制度。皇帝和地方官员其实就是合作关系，所以皇帝选合作伙伴时，由于底层百姓没有获取知识的渠道，往往会被选择性地忽略。
这样一来，推荐人和被推荐人就成了一条船上的人，他们掌控的知识和地方经济互相勾结，把持了地方官职。通常情况下，现任官员还在干活，下一任的人选就定好了。老百姓根本没机会被推荐，那些垄断官职的人，就是后来的地方豪强。
这个群体最早出现于汉武帝时期，当时皇帝还能用迁徙和收缴财产的方法压制他们，但是即便如此，在王莽篡汉之后，地方豪强还是能把刘秀推上高位。强大的皇权当然能打败地方豪强，但这个群体的存在本身就是封建社会的必然结果。
只要王朝还在，只要王朝里还有人，就算打压了旧势力，也总会冒出新的。所以刘秀明白，与其费劲消灭地方豪强，再培养一个自己无法控制的势力，还不如直接清除异己，消灭反对派，扶持支持自己的人。
同样的问题，晋朝统治者也想过。比如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起义击碎了大汉王朝的根基，但是新的割据政权还是和老百姓没什么关系。像曹操、刘备、诸葛亮、司马懿这些有名气的人都是地方豪强出身。
所以曹丕篡位后马上推出了一个叫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这个制度和察举制不一样。就是把州郡长官的权力全拿走，每个州郡设一个中正官，由他们来挑选地方官员。
其实中正官也是地方豪强的代表，有中正官头衔的豪强家族慢慢从地方走向中央，没这个头衔的就要被别人吃掉。其实曹丕并不是要打压豪强，他只是想把他们团结起来。
而像琅琊王氏、颍川陈郡谢氏这些豪强家族就在这时变成了门阀士族，既能跟朝廷搭上线，也能雄踞一方。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控制地方。
在两晋时期流传过这样一句话：“王与马，共天下。”说的是门阀士族琅琊王氏。这个家族堪称世族之冠，大书法家王羲之就是出自这一族。
西晋快灭亡时，北方士族南迁，跟江东本地士族联合，支持琅琊王司马睿取得了江山，也就是后来的东晋。那个时候士族的权力空前强大，有多厉害呢？
他们在朝廷当官的占到官员比例的 80%以上，也导致皇权不振，皇帝只能通过平衡各方势力来稳固自身的地位。
而北方的十六国呢？因为打仗换皇帝，胡人当政，那些没男丁的士族只能自保，对国家大事就没那么上心了，这也间接导致了各国混战，始终无法统一。
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宋武帝刘裕开始打压士族，增强皇权。他让寒人当官，让宗室出任地方官，还把士族的兵权收回来了。
这一政策为此后南朝各朝所继承并完善，这也是南朝的士族子弟大部分都是文官的一个原因。士族出身的官员在统治阶层中的占比也是一路下降。
刘宋初期这个占比是 70%左右，但是到了陈朝的时候就只剩下 50%多了。
这其中虽然也有南朝梁末年侯景之乱对南朝士族的沉重打击，但这个政策所造成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不过有一点必须强调，这也是被很多人所误解的：在这一时期被称为“寒门”的阶层，也就是门第势力较低的世家，在统治集团里并没有取代士族的地位。
士族、寒门这两个阶层中，士族一直都占据着优势地位，最低也是在 50%以上。
士族的优势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没有东晋时期那么明显了而已。
别看南朝的皇帝们忙着削弱士族，士族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地位可不是说没就能没的。所以就算在南朝，皇帝还是得跟士族合作才能坐稳江山。
再说和南朝对立的北朝。作为北朝开创者的北魏，在建国初期，士族出身的官员占了整个官员的 1/3左右。
然而，当公元 431年和 439年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开国皇帝拓跋焘开始大规模地让中原的士族参与到政治决策中来。
加上北魏的胡族部落也纷纷效仿汉人，逐渐发展成了各种规模不一的家族，活跃在统治阶层之中。因此这个比例很快就飙升至 60%多。
尤其是当北魏的孝文帝开始推行汉化改革之后，这个比例更是直接往上走，甚至达到了 80%。这一比例与南朝士族在东晋时期所达到过的最高峰非常接近。
到了北魏后期，朝廷越来越乱，大权落在了鲜卑族酋长尔朱荣手里。他在河阴之变中把王公贵族和百官公卿杀了 2000多人，整个朝廷都快被杀光了。
北朝的士族受到了重创。没过多久，北魏就分别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然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
在这种东西对峙的大环境下，两边打仗打得不亦乐乎。这就给了那些出身贫寒或者普通老百姓靠军功翻身的机会。
于是东魏和北齐的士族在领导层中的比例纷纷下降，而西北和北周的比例则是稍高一些。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周的权臣宇文泰，他通过建立府兵制度和组建关陇政治集团，成功地提高了自己的地位。
当北方的胡人王族和汉族士族被吸收进新建立的政权后，南北朝的家族命运基本上是相似的。虽然他们再也回不到过去那种辉煌的时候了，但在各个不同的政权里依然有着绝对的话语权。
当隋朝终结南北乱世的时候，并未进行大规模杀戮，那些世家子弟做官的比例跟北朝时期差不多。李唐王朝取代隋朝后，在唐朝初期，关陇士族和山东士族占的比例也是 60%以上。
而唐太宗李世民在确保关陇集团的核心地位的前提下，开始积极吸引山东、南方的士族和庶族寒门人士参政，以此稳住他的江山。他还命人编写了一本名叫《氏族志》的书，把原来排在第一位的山东士族清河崔氏家族降到了第三位，而把皇族放在了首位。
而且他还下令禁止这些家族之间互相通婚。有个叫李义府的宰相在为其子向山东崔氏求婚时被拒绝，结果他向皇帝建议禁止这种士族之间的通婚。于是皇帝就颁布了禁婚令，这个命令其实就是要强行打破世俗之间的联姻关系。
不过那个时候，人们还是很看重门第的。所以这个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让那些原本就自视甚高的崔、卢、王等山东士族更加傲慢，不愿意跟别人联姻了。
虽然皇帝明令禁止与山东士族联姻，但像魏征、房玄龄这样的大臣们还是热衷于与士族联姻，这就让山东士族的声望依然很高。
在皇权的不断打压之下，那些东晋南北朝时期的老牌世家大族出任官员的比例大幅下降，而新生代的家族所占比例却在飙升。
其本质就是一个家族取代另一个家族的更迭过程。即便如此，这也只能说明这些世家大族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并未改变，整个社会结构依然是由这些世家大族主导的。
根据统计，整个唐朝期间共产生了366位宰相，其中最顶尖的18大家族，如赵郡李氏、陇西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等，他们的后代中有187人担任了宰相职务，占据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如果再把要求放宽，加上次一级的士族成员在唐朝担任宰相的情况，那么这个比例会更高。
整个唐朝时期，士族出身的官员在统治阶级中的比例最低的时候，出现在安史之乱之后的那段时间里。安史之乱给士族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但即便如此，他们在朝廷中官员的比例依旧超过一半。
有些朋友可能会问：既然隋唐两代都已经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推行了科举制，为何士族的比例还能如此之高？这就涉及到唐朝的选官制度问题了。
实际上，唐朝并非完全依赖科举来选拔官员，还有其他的途径。我们在此不再详细讨论了，咱们就说说科举制。
普通老百姓是能够参与科举的，但别忘了那些读过书、懂诗词歌赋的世家子弟也能报名。他们从小就享受着各种各样的优质资源，比如政治、经济、教育等等，这种起点和优势可不是普通人能比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想参加科举考试得先学习吧。
那些世家子弟请来的老师是普通人没法比的，而且世家子弟提高成绩可以不计任何成本，而普通老百姓就没这个条件了。
所以，就算大家表面上看起来都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参加考试，看似公平公正，但实际上呢？
教育资源已经严重向世家子弟倾斜了。所以科举制带来的结果就是：唐朝考上科举的人里面，大部分都是世家子弟。这些人通过科举步入官场，占据了各个重要岗位。据统计，整个唐朝科举出身的官员里，世家子弟占了将近70%。
科举制的出现，对于普通老百姓和贫苦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种机会。相较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那种只看重出身的做法，已经算是很大的进步了。
不过，在科举制刚开始实施的那段时间里，它在这方面的作用并没有人们预期的那么明显。
然而，当旧的势力逐渐落幕，新的士族便会随之崛起。到唐朝后期，这些力量再次以相同手段限制科举选拔，结果士族门阀在朝廷官员中的比重几乎达到了90%。
可见，我们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循环之中，只是这一次的终结却是以血腥和暴力为代价。
接连三次参加科举考试，然而每次都被门阀子弟取代的黄巢愤愤不平地写下了：“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随后他选择回到家乡，投身于私盐贸易。公元875年，黄巢与王仙芝联手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他们的队伍所向披靡，人数迅速增长至30万。
实际上，早在黄巢起义前6年，裘甫、庞勋的起义就已经接连发生。在门阀士族的垄断之下，唐朝的贵族和平民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
第357章 红尘女子
黄巢起义之所以影响深远，是因为他认为只要世上还有一个门阀士族存在，起义就尚未成功。黄巢每攻下一座城市，都会对世家大族和宗室成员进行大规模屠杀。
进入长安后，黄巢采取了一系列极端措施。他攻占了天阶塔，焚毁了锦绣，将三品以上官员全部处决，而四品以下官员则继续留任。他对宗室成员和世家大族进行了全面搜捕，一旦发现有反抗迹象，便全族诛杀。
据史书记载，他纵兵屠杀了8万人，血流成河，人们在大街上行走时，都要提起裤腿跨过血河。
这与其说是屠城，不如说是“洗城”，用鲜血洗遍了整个长安。至于黄巢的善恶好坏，这一点我们难以评价。
自黄巢之乱爆发以来，天下开始出现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婚姻不再问家世，社会不再问出身。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唐朝所设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才能在下一个时期得到真正实施。
一些获得土地的农民也因此发挥了抑制土地兼并和削弱士族势力的作用。
所以才有了宋朝与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的格局。而那些曾经盛极一时的门阀士族，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无踪。
然而，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也曾经历过类似的动荡，甚至不止一次，例如侯景之乱和阴之变等事件。
南北各地的士族都遭受了大规模的屠戮，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那么，为什么当时士族没有消失呢？反而是黄巢一次屠杀，就让士族彻底消失了呢？
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在于隋唐时期中央集权的增强以及科举制度的实施。士族最初只是地方上的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当统治者将其吸纳进政权体系后，他们便摇身一变成为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士族不仅在中央政府任职，维护着自己的政治权利，同时还在地方上经营着庞大的产业，具有政治和社会双重属性。他们既是中央官员，又是地方领袖。
这样的安排使得士族即便在中央失去地位，仍能回到地方继续称霸一方；就算在中央遭受重创，也能依靠地方势力重新崛起。
但是到了隋唐时期，朝廷开始掌握更大的权力，地方上的事务不再由各路诸侯说了算，所有官员的任免权都收回到中央手里，甚至就连地方诸郡的那些小官的任免权也都被中央拿走。
因此，士族们如果还想当官，就得经常往京城跑，多跟皇帝和大臣们混熟，才有可能捞到更多官位。而且从隋朝开始，朝廷搞了个科举制度，很多世族子弟都通过这个途径走上了仕途。
唐代的科举考试试卷是不糊名的，也就是说考官一眼就能看到考生的名字。如果你想在考试中脱颖而出，就得提前打响名气，让考官们记住你。这样一来，住在京城里就有了很多优势。
比如你在地方上再怎么出名，也得等消息传到考官耳朵里才行，但问题是这些考官可都是在中央工作的。
参加完科举考试后，你还得经过吏部或者兵部的审查，过关了才能当官。
就算没考上，你也可以找别人帮你推荐去干点低级别的官职。如果你一直待在地方上，这些好职位早就被别人抢走了。
因此，唐朝的那些大户人家纷纷派家里最出色的孩子长期住在京城，为的就是能找到官职。
这些世族子弟一代又一代地住在京城，时间久了，他们之间的亲情也就慢慢淡化了，而这些士族也渐渐离开了家乡，变成了纯粹的官僚，他们的地方色彩也消失殆尽。
所以到了晚唐时期，这些士族已经完全脱离了地方，他们从一个社会力量变成了官僚系统中的一部分。
因此，在唐朝时，士族出身的官僚一点地方势力也没有。一旦遇到乱世，那反抗之力可就弱多了，很容易就随着朝廷的起落而飘忽不定。
所以说到了黄巢起义的时候，他在长安和洛阳这两个地方大开杀戒。紧接着就是唐末五代的那些混乱局面，这一下就让这些士族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结果就是这个曾经辉煌了整整700年的士族阶层，从此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视频的结尾，我们再来盘点一下经常出现在影视剧里的社会地位最尊贵的几个家族。公认为天下第一高门、北方豪族之首的崔氏，是姜子牙的后人。
其后裔分化成崔姓，秦朝时期的东南侯崔忆如的长子在清河东武城定居下来，次子崔忠谋定居博陵安平。
二人的后代在随后的汉魏、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发展为势力强大的宗族，家族能人辈出，史称清河崔氏和博陵崔氏。在唐朝时期，崔氏更为显要，担任宰相者就高达27人。
历代名人有清官崔传、文学家崔寅、书法家崔政、论家崔氏、诗人崔颢、崔虎等。范阳卢氏的始祖为东汉名儒卢植，是历史上配享孔庙的28位大儒之一，名列中华民族古圣先贤之一，是一个连董卓都不敢杀的牛人。
范阳卢氏注重门第婚姻，在南北朝时期，一族娶了三位北魏公主，成为当时无上的荣耀。北魏时，卢景的三个儿子分别是北魏、北周、北齐皇帝的老师，因此家族被誉为帝师房。
北魏分别后，卢氏略显没落，唐朝中期再次崛起，先后有8位范阳卢氏成员官至宰相。初唐四杰的卢照邻就是其家族成员之一。电视剧《唐朝诡事录》中的卢凌风也是出自范阳卢氏。
荥阳郑氏由东汉末年的郑泰等人为开端，逐渐发展为高门望族。唐朝时期出了12位宰相，也是盛极一时。著名的白衣尚书郑钧便是出自此家族。
而太原王氏最早登上一流门阀士族的地位。东汉末年的王允以他在国家危难之际的力挽狂澜，将这一家族推为天下名门，有着“天下王氏出太原”的美称。
太原王氏也为唐朝诗坛贡献了很大的力量，王勃、王之涣、王昌龄、王维都是出自太原王氏。陇西李氏在乱世中兴起，西凉王李暠是李氏第一位国主。
唐朝时，因李唐皇族自称出自陇西李氏，因此被列为第一等家族。
唐代诗人李商隐便是出自这个家族。而赵郡李氏是李姓第二大分支，仅次于陇西李氏，战国名将李牧就是其中一员。
关中四姓是唐代中期关中地区的主要士族领袖，在关中地区拥有很大的名望，主要是京兆韦氏、河东薛氏、河东裴氏、河东柳氏。
京兆韦氏在唐朝的都城很有势力，人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其族姓源于黄帝姬姓，产生于战国中期，定型于秦汉，为义务伪装、为选为官等，都是韦氏成员。其家族在唐朝和五代时期共出了21位宰相。
河东薛氏则是一直由属地外迁入河东地区的豪门望族，家族以武力出众，能人辈出，唐初名将薛仁贵就是出自此族。
河东裴氏是中国2000年封建社会里盛名久著的一个王氏家族，发源于山西闻喜。自近代开始崛起，裴休、裴楷等名士号称闻喜八裴，与当时的琅琊八王齐名。
而山西闻喜县礼元镇裴柏村也被誉为“中华宰相村”。柳氏最早繁衍之地在今天河南北部和山东西部一带，家族里杰出人物如柳芳、柳宗元、柳公权等都出自此族。
【身在红尘，新如明镜，秦淮八艳之一，李香君#历史#小知识#历史人物】
她是名动江南的绝色美人，位列秦淮八艳之一，出身名门却又命运多舛。为了坚守原则，她不惜散尽家财，只为不同流合污；而面对心上人，她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虽身处烟花柳巷之地，她却心如明镜，傲骨天成。一把桃花扇，让她被后世人铭记了300多年。她就是《桃花扇》的女主角——李香君。
李香君，原名李湘君，1624年生于江苏苏州的一个官宦之家。她的父亲是明朝的武将，也是东林党成员，家中宽裕富足，在苏州有一座豪宅。小湘君在这座庭院中快乐成长，童年岁月幸福无忧。尽管父亲事务繁忙，但仍常抽空陪伴女儿。美满和谐的家庭氛围让她如同城堡中的公主般安逸快乐。除此之外，她还有两位哥哥，闲暇之余也常陪伴在她身边，一起嬉戏玩闹。
1632年，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把持朝政，对影响力日渐强大的东林党展开打压。小湘君的父亲也因此受到牵连，最终落得个抄家流放的结果。年仅8岁的小湘君随父亲来到南京，往日的欢声笑语成为泡影，取而代之的是颠沛流离的生活。为了生存，小湘君被卖给了媚香楼的主人李丽珍。李丽珍收她为义女，给她改姓李，取名李香君。
在媚香楼，李香君逐渐长成了一个色艺双绝的女子。她生得国色天香，又博学多才，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尤其擅长弹奏琵琶。一首《琵琶记》更是让她成为了媚香楼的头牌红人。1639年，李香君在媚香楼邂逅了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复社是继东林党之后的文坛新锐力量，对江南文人产生了极大影响。而此时的秦淮河畔，粉墨香浓，文人雅士与风情万种的青楼女子早已成了那时候南京的一张名片。李香君年仅16岁就以媚香楼头牌的身份名扬吴越，大批文人雅士纷纷追逐，只为一睹花魁“香扇坠”的风采。
侯方域本人也是富二代，而且才华横溢。初见李香君，她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接触加深，侯方域很快被她迷住，二人谈古论今，志趣相投。侯方域面对着身材娇小、年轻俊俏的李香君，也是爱慕有加。很快，二人坠入爱河，并决定正式“梳拢”为夫妻。“梳拢”是明清时期的一种订婚仪式，对于青楼女子来说，一旦进行梳拢，就不能再接客了。
为了表示对李香君的尊重，侯方域将一柄上等的桃花象牙骨扇送给李香君当作定情信物。然而，作为媚香楼的头牌花魁，李香君的梳拢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侯方域恰好没带够钱财，羞涩又难以启齿，不想用李香君的钱来办梳拢宴。正好朋友杨龙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富商阮大铖可以出钱，但此人品行极差，是个毫无气节的墙头草，甚至和阉党联系紧密。
当李香君得知此事后，大为恼怒。她拿出自己全部财产，变卖金银首饰，总算帮侯方域把钱还给了阮大铖。1644年，李自成攻陷BJ，崇祯帝殉国，福王逃往南京称帝，史称弘光皇帝。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南京城似乎也成为最后一个桃花源。这对小夫妻还沉浸在甜蜜的爱情中，虽然二人此时生活拮据，但李香君却丝毫不在意，还不时地嘱咐侯方域，切不可因为一时的名利而和阮大铖那种人混在一起，坏了气节。
然而，阮大铖心胸狭小，他记恨侯方域拒绝自己的拉拢，并想方设法陷害他。为此，李香君劝说夫君暂避一时，切不可意气用事，尤其是他还是肩负重任的复社首领。于是，侯方域连夜逃离南京。李香君独自一人留在南京，等候着爱人的归来。新婚燕尔，她何尝不想和丈夫长相厮守，但与家国天下相比，儿女情长却又显得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