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刘辩,三兴汉室 第184节

  所以刘辩既怕条件差招不到贤才,又怕条件太好召来别有用心的贤才。

  属实是麻杆打狼两头怕了。

  虽说可以靠着实践慢慢改进,但未雨绸缪,提前多弥补疏漏也是好的。

  刘辩轻叹着向郭嘉透露了自己的忧虑。

  郭嘉则说:“以臣所见,陛下所求过于广大,大犹不及,现今鸿都门学缺了一面旗帜。”

  “奉孝试言之。”

  “《四民月令》如何?”

  刘辩闻言豁然开朗。

  这时代想要发展生产力,想要一口吃成个胖子几乎是不可能事件,刘辩也没有足够的资料和原料支持他在农耕帝国发展工业革命。所以最终一切都要落在农上,农业才是这个时代的根基。

  重视农桑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将此作为鸿都门学的旗帜,不愁吸引不到有理想有道德的人才,并且靠着在农桑上发力,也不愁鸿都门学没有前途可言。

  “奉孝一语中的!”刘辩赞道,郭嘉的大局观的确值得称赞。

  将《四民月令》的作者崔寔作为标杆,有能比肩或接近他的成就的,自是高官厚禄。没有成果的,则以斗食、佐史待之。

  次日,刘辩主动发现了更多关于崔寔和《四民月令》的消息。

  《四民月令》是内容丰富的农书,其上便有因气候变迁造成农时变化的记载。典型的是与种植息息相关的节气谷雨,起初谷雨在清明之前,然而现在却变成了清明之后。

  究其原因,无非是气候变冷,种植时间延后,越到北方,这种变化越明显。

  人们总结其中的规律,对节气进行合乎时宜的改变。

  古人不知晓什么叫全球变冷、小冰河期,但他们靠着自己的观察和经验总结规律。

  这,不就是科学嘛!

  而且崔寔本人素有贤名,他在担任五原太守期间,见当地百姓苦于冬日寒冷无衣御寒,教会他们如何使用当地的麻枲织纴成冬衣。

  只可惜他已经离世二十余年了,否则刘辩觉得有这么一个人主持新的鸿都门学该有多好!

第324章 向崔寔公学习

  崔烈重回三公之位,要说心中不激动是不可能的。

  不然他当初何必主动托关系买司徒,徒惹骂名?甚至还被儿子讽刺有铜臭味。

  但这次重回三公之位,他可没花钱,正大光明!在谁面前,他都挺得起腰杆!

  “臣拜见陛下!”

  “崔公不必多礼,且安坐……朕有意重建鸿都门学之事,公应已知晓了吧。”

  “是,不知陛下有何吩咐?”

  崔烈当然是知道的,但他不明白刘辩为何同他提起此事,总不能是让他派儿子到鸿都门学去为门学站台吧?

  刘辩取来一本书,放在身前,也是崔烈能看到的地方,说道:“太学有五经十四家,以为教学考核,鸿都门学各科新立,却无甚经典为立学之本。”

  崔烈将刘辩的动作看在眼中,又听到这话,他瞥见那本书书面写着四民月令,心头一动,忍不住浮想联翩。

  果然下一刻,悦耳的话语从刘辩口中传出:“以朕所见,崔寔公的《四民月令》在农学之上成就还要胜过《氾胜之书》,朕有意以之为鸿都门学之本。除了要用之,也是要提醒将来门学诸生,以农为本。”

  “所以今日朕才找来崔公,不知崔公可愿?”

  崔寔之子崔皓并未为官,也不在雒阳,但作为崔寔从兄的崔烈,够资格表态了。

  崔烈一大把年纪了,此时却中气十足,忙不迭地答应道:“此事有利国家,臣自无不应之理。”

  刘辩又道:“除此之外,朕纵观崔寔公之履历,干吏无疑,是值得门学诸生以为效仿的贤人,公以为如何?”

  书都用了,作为榜样自然未尝不可,崔烈答应地同样很干脆。

  他稍作犹豫,又建议道:“陛下,新设之鸿都门学与过去不同,臣以为不如更名,以显新意。”

  对于名字,刘辩倒没有多看重,毕竟新的门学与旧的必将有很大不同,鸿都门学对刘辩来说最大的价值就是这个名字是先帝定下的。

  想了想,刘辩问道:“崔公可想到什么好名字?”

  崔烈只是觉得原本鸿都门学的名声有些差了,所以才这么提,他仓促之间未想到什么好名字,想了想说:“陛下既以门学利百姓,显重视农桑之圣意,以农学称之如何?”

  刘辩心头一阵无语,他还以为崔烈能想出什么好名字呢。

  以农学之名,不如不换。

  刘辩虽然采纳了郭嘉的建议以农学根基和旗帜,但却不想将之局限在农学之中。梦想还是要有的。

  鸿都门学虽然名声不好,好歹还辉煌过一阵呢,在民间也有一定影响力,黑红也是红!

  而且还有少数出身鸿都门学的官员至今仍还活跃在官场,比如总是被遗忘的梁鹄。

  崔烈也知道自己仓促想的名字不咋地。其实以他的学识,倒不至于真的想不到好名字。

  如辟雍、成均、虞庠之学,都是来自于先秦的好名号,可在崔烈的刻板印象中,门学是配不上这样的称号的,哪怕他的从弟崔寔要成为门学中的贤人。

  不然德不配位,徒然惹人发笑。

  在因为买了司徒而损害了名望之后,崔烈长久以来在这方面一直有些敏感。

  刘辩见完了当事人家属,正式确立以崔寔为标杆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首先是树立典型,崔寔为官时的政绩、在经学上的成就皆是有说法的……又因为在后期去官还乡,他还有时间将自己的政见等记录整理下来,除了《四民月令》这种偏向庄园种植的百科全书,还有《政论》,亦颇具影响力。

  就连崔寔去世时,因为家徒四壁,连丧事都是时任光禄勋的杨赐等数个九卿代办的,时任鸿胪卿的袁隗还为他树碑颂德。

  虽然有梁冀这个污点,但瑕不掩瑜。

  随着刘辩在一次朝会中公然称赞崔寔及其所著的《四民月令》,并将其同鸿都门学联系起来。

  一时之间,西园在雒阳售卖印刷书籍的书店中《四民月令》很快就售罄了。

  毕竟当初鸿都门下不考经典,以“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为考核入仕之标准,其中盛况,犹在眼前。

  无论哪里,都不缺想走捷径的人。

  好在主管这些的毕岚早有准备,很快恢复了供应,量大管饱,借此小赚了一笔。

  祭酒乐松更是在鸿都门学中三令五申,要求门学现存的学生们都要向崔寔学习!

  崔寔可不像圣人只能追随背影,当代人完全可以做到望其项背。

  蔡邕很忙,不仅要忙太学,也要忙鸿都门学……

  太学还好一些,有郑玄和祭酒杨众帮衬,考核什么的都已经步入了正轨。

  但鸿都门学在教学上宛如重起炉灶,蔡邕原本还考虑刻意让乐松忙得抽不开手脚,但后来他发现,完全不用刻意,根本停不下来。

  不仅是诸生的来源,负责教导的老师们(鸿都文学)蔡邕也要精挑细选。

  就算是原本的鸿都门学不以经学取士,可在设立之初还是要在门学中挂上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的画像。对于蔡邕来说,西园自毕岚以下的匠人他都是看不上的,不可能引入门学,他所寻求的老师不仅要有相应专科的才能,在经学上也不能太差。

  而且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蔡邕都不放心全权交给乐松,总要自己审查过一遍才能放心。

  在蔡邕的高标准严要求之下,农、器、畜等暂定的科目老师依旧空缺,唯独在数上颇有建树。

  如今汉室称得上数学第一人的当属太史令刘洪,善算,当世无偶。

  早在蔡邕续写《汉记》之时,刘洪便得到了蔡邕的举荐,在太史官署中为官,研究律法、补续《汉书》中的律历记等等,后来又外放为官。

  在中平六年,宪帝因为刘洪编撰的乾象历初成,召之入京商议历法改革。

  历史上,刘洪因为此行尚未抵达雒阳便遇到了董卓之乱,历法之事无疾而终,刘洪也被外任二千石。他引进月球运动不均匀性的乾象历最终在弟子徐岳等人的努力下,在吴国得到了应用。

  但此时空在刘辩的影响下当然不同,刘洪很顺利的回京成为了太史令,主导了新的历法改革。

  对于刘洪来说,一个鸿都文学显然是不够看的,但刘洪的弟子徐岳就不一样了。

  蔡邕出面,数科的鸿都文学可谓是信手拈来。

  但蔡邕并非一個人在战斗,尚书台和三公府的能量要比太常蔡邕高多了,岂能置身事外?

  就算蔡邕答应,刘辩也不答应。

  只是能达到蔡邕标准的都是稀缺型人才,数尚在君子六艺的范畴内,医有现成的华佗和张仲景。可真正研究农桑、畜牧等,在世人眼中,不乏有不务正业的嫌疑。

  就算有人真有这方面爱好,为了名声避而不谈也是有可能的。

  实在不行,只能降低要求了。

  老师的人选出了点问题,倒是学生在刘辩多管齐下之后,已然不成问题。

  在这一切稳步进行之际,久病未愈的太尉马日磾再次请辞,刘辩这回没有再做挽留,让马日磾与羊续一样,以侍中之职居家养病。

  同时遥拜车骑将军皇甫嵩为太尉,率兵坐镇兖州如旧。

  此事是有先例的,上一个这样被拜为太尉的是张温。

第325章 枣祗

  在三公再有变动之后,蔡邕仍未确认徐岳之后的下一个人选。

  而且有能力的高官们有几人能看得上还不如太学博士的鸿都文学?就跟太史令刘洪一般,前途正好,怎么会主动往低处走呢。

  刘辩却不想再等了,在他看来,学生好不容易已经借着太学招生的东风和他前些日子的操作召齐了,首批各科加起来足有两百人,皆是有些学识功底的,不用从零开始。

  既然这样,那就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呗,岂能因为找不到合乎心意的鸿都文学就荒废时日。

  就以农桑来说,就算找不到精通农事的饱学之士,退一万步来说也可以找善于种地的老农,善于纺织的织工,让诸生们对农桑先知根知底再说。且中间还有精通实务的小吏可选。

  就在刘辩打算找蔡邕摊派之际,在尚书台和三公府的通力合作之下,还真让他们找到了一个适合担任农科文学之人。

  颍川枣祗,在乡中有些名望,对农事颇有研究,目前在郡中为吏。

  刘辩思索良久,才隐约记起此人大约是历史上帮助曹操屯田的人,当时就要立马下令征辟,去和颍川太守李旻抢人。

  话到嘴头,刘辩停了下来,召蔡邕相见。

  刘辩急,蔡邕同样很急。

  他始终不想降低要求,但要求提的太高却找不到人,这让他最近一段时间有些着急上火,嘴上都起了个泡。

  面对老师兼岳父,刘辩不愿逼迫过甚,先说道:“蔡师,鸿都门学各科新设,正是求新之际,其实不必考虑一步到位。日后还要根据实际状况对各科进行调整增减。”

  刘辩考虑到宫中的董太后与何太后,鸿都门学最终还是没有改名,也算是给先帝多一分存在感吧。

  蔡邕也有他的道理:“陛下,臣以为教人应以德为先,德在前,才在后,方是正道。”

  以儒家的教育风格,师长当以身作则,所谓上行下效,这是蔡邕采用高要求的根本原因。

  刘辩很早就明白在这人治的时代,德行是绝对不可以忽视的选官标准,所以并未多言,只将尚书台送上来的关于枣祗的资料交给了蔡邕,问道:“蔡师以为此人如何?”

  “枣祗虽在颍川之外无名,这是因为他出身不显,又非慷慨激昂之人。他在经学上也有些造诣。”

  蔡邕仔细地看完后,答道:“陛下,臣以为若此上所言属实,枣祗的确当得农科文学,不过待其入京,臣还是希望可以先考校一二。”

  “这是当然,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刘辩答应地很干脆。

  随后他又说道:“近些日子朕思来想去,德行确实不容忽视。所以,在那些文学达不到蔡师要求的诸科,不妨专门请一位文学教授经学,使门学诸生不忘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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