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面容俊秀得令人有些晕眩，眉骨高而不突兀，鼻梁挺直，下颌的线条清晰而不过分硬朗，皮肤是那种在工地上被风吹日晒过却依然匀净的浅麦色。
而当他转过身来、目光落在王安石身上时，那双眼睛让王安石心里最后一点自信的防线彻底崩塌了。
那是一双极沉静的眼睛，不凌厉，不咄咄逼人，甚至带着一丝温和的笑意，但那目光里有一种洞穿一切的锐利，仿佛你站在他面前，不需要开口，他就已经把你从头到脚读了一遍。
王安石历来胸怀大志，对于外在容貌、穿着打扮之类的事向来不甚在意。
他的衣裳常年就那么几件换着穿，吃饭时只夹离自己最近的那盘菜，对别人的眼光和评价更是几乎到了漠视的程度。
可此刻站在这个穿着紫袍的年轻人面前，他第一次觉得自己有些自惭形秽。
辛缜请他入座，亲手给他倒了杯茶，然后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开口问他这一路从鄞县进京走了多久、路上好不好走。
他的声音不大，音色清朗而温和，带着一种让人很舒服的节奏感。
王安石却走神了。
他盯着辛缜搁在茶壶旁边的那只手，手指修长，指节分明，虎口处隐约可以看到薄薄的茧子，脑子里却飘着一个毫不相干的念头。
天啊，这个辛弃疾的声音也好好听啊。
他怎么这么完美，世界上真有这么完美的人么？
他知道这些念头很荒唐，可他控制不住。
因为他太清楚坐在自己面前的这个人到底做了多少事。
他在鄞县当知县的时候，每一封从朝廷发下来的邸报，几乎都能看到辛缜的名字。
盐铁司改革，钢铁产量连年倍增，那是他主持的。
河北路战后重建，无数流民重返家园，那是他推动的。
荆湖北路圩田，在洞庭湖边的沼泽地上再造一个江南，那是他亲手开出来的。
而在此之前的西北战场上，好水川大捷、定川寨大捷、横山大捷，三次决定性的大战，将李元昊的脊梁骨生生打断，迫使西夏不得不签下让出横山、赔偿岁币的和约。
那时他还只是韩琦和范仲淹身边的一个年轻幕僚，却已经在舆图前用炭笔画出了那几道决定战局的红线。
还有河北那一仗，他以两万余教导厢对阵辽国二十多万主力，硬生生把辽军打崩，收回山前七州。
那一仗的细节在邸报上虽然语焉不详，但战果是写在纸上的：两万打二十万，大辽主力崩溃，山前七州回归大宋版图。
而他给朝廷创造的税赋商业，每年增加收入数千万贯，直接扭转了大宋自立国以来财政捉襟见肘的困局。
王安石对自己是很自信的。
他在鄞县兴修水利，把滨海盐碱地改造成了良田。
他贷谷与民，让贫苦农户不再受高利贷盘剥。
他立保甲、设学校，把一个原本闭塞落后的小县治理得井井有条。
这些政绩在同辈知县中已经是出类拔萃，他也因此得到了欧阳修、韩琦等人的赏识和推荐。
可在眼前这个年轻人面前，他忽然觉得自己所做的那点事情，还真是不足一提。
而关键是自己所依仗的才华，科举名次、文章学问、诗词造诣，眼前这个年轻人每一样都在自己之上。
伦科举名次，辛缜是庆历四年的进士第一人，呵，这一年的进士榜就是以他的名字为名！
论文章，他可是与欧阳永叔齐名的文章大家，岳阳楼记震撼古今，他的奏章条理分明、逻辑严密，连欧阳修都赞不绝口。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王安石第一次读到的时候，沉默了很长时间，因为他觉得这句话说出了他心里一直想说却没能说得这么透彻的东西。
更是诗词大家，他在元夕写下的那篇《青玉案元夕》，如今已经传遍天下，每到元夕，有井水处，便有青玉案元夕词。而且，在河北与辽军作战时候，穿插敌后战场，恰逢中秋，写下《水调歌头明月何时有》，那等极致的豪迈与浪漫，震撼所有人！
还有，王安石中举之后便离开汴京去地方任职，如今时隔多年回来，走在汴京的街道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记忆中的汴京已经是天下第一繁华之地，御街宽阔，酒楼林立，商铺鳞次栉比。
可眼前的汴京，与当年全然不同了。
御街的路面已经不是原本天晴时候黄土飞舞下雨时候泥水四溅的黄泥巴路了，而是光滑平整的水泥路，马车走在上面几乎听不到颠簸声。
路两侧的排水沟用水泥砌得规规整整，沟水清澈见底，偶尔能看见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动。
街上的公共马车有固定的路线和停靠站点，乘客在站牌下排队上车，秩序井然，车夫穿着统一的号衣，嘴里吹着哨子指挥乘客上下。
沿街的商铺全都装上了透明的大玻璃窗，窗子里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商品，招牌不再是清一色的木头匾额，而是各种颜色、各种材质都有。
路边的路灯是铸铁灯柱托着大玻璃罩，他第一次见到这种路灯时，旁边的路人告诉他这叫“沼气灯”，是汴京沼气厂的管道通到街面上来的。
甚至连路边的公厕都修得干干净净，他在街上找了个人问，那人告诉他，现在汴京每条街都有这样的公厕，每天有专人打扫，粪便统一收走送去沼气厂做肥料和燃气。
他问这些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人笑着说：“您不是本地人吧？
这些变化都是辛青天担任开封知府那几年做出来的。
您看这路、这灯、这马车、这铺子，都是他留下的规矩。”
变化实在是天翻地覆一般！
……
辛缜亲自替王安石斟满了茶杯，抬手请他坐下，自己也在对面的椅子上落了座，语气随和地问道：“介甫，你在鄞县待了几年？”
王安石双手接过茶杯，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背脊挺得笔直，像是在上官面前述职一般认真。
他略微整理了一下思路，才开口答道：“回枢相，下官在鄞县待了整整五年。
刚到任时，那地方是个滨海小县，地多盐碱，民多贫困，县库空虚，连县衙的屋顶漏雨都没钱修。
下官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几个老农沿着海岸走了一遍，发现不少低洼地其实可以改造成水田，只是缺水利设施。
于是下官主持修了一条几十里长的海堤，把海水挡在外面，又在堤内挖了排水渠降低盐碱度，几年下来，改造出了好几万亩良田。”
辛缜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满是赞许道：“五年。一个知县能在同一个地方待满五年，把一件事从头到尾做透，这本身就说明你不是那种只把知县当跳板的官。
修海堤、降盐碱、改良田，这几件事做下来，你在鄞县百姓心里的分量，恐怕比那些走马灯似的换任的上官要重得多。
水利工程的经费是怎么筹措的？”
王安石一听到这个问题，眉宇间立刻浮现出一种至今难以释怀的无奈。
他的语气比刚才急促了几分，显然这个问题当年让他费尽了心思：“回枢相，经费筹措是整个过程里最艰难的环节。
下官原本打算申请州府的专项拨款，可报告打上去之后石沉大海，州府说财政紧张，让下官自己想办法。
下官只好把县里几个大户请到县衙来谈，希望他们能捐资助工。
大户们嘴上答应得好好的，真到掏钱的时候一个个推三阻四，有的说今年收成不好，有的说要修自家祠堂，拖了大半年只筹到区区几百贯。
最后下官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另辟蹊径，把修渠之后的灌溉收益与修渠成本挂钩，谁家的田能从新渠里引水灌溉，就按受益田亩的多少分摊修渠的人工和材料费用，多受益多出工，少受益少出工，不受益不出工。
这个办法一公布，原来那些观望的农户反而积极主动起来了，因为他们算得清楚，出几个工、分摊几百文钱，换来的是一亩水浇地一年能多打好几石粮食，这笔账太划算了。”
辛缜放下茶碗，赞道：“你那个做法是对的，把灌溉收益与修渠成本挂钩，谁受益谁出工，这比摊派徭役公平得多。
摊派徭役是按人头派，不管你家田在不在渠边都得去挖土，百姓当然怨声载道。
你按受益田亩分摊，出工的人知道自己在为自己的田出力，积极性完全不一样。
而且你让大户跟普通农户按同一个标准分摊，大户田多出工也多，穷户田少出力也少，谁也说不出什么闲话。
这才是真正的公平。”
他顿了顿，又问道，“你方才说你在鄞县还立了保甲、设了学校，推行保甲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阻力？”
王安石听到这个问题，脸上浮现出一丝苦涩的笑容。
他放下手里的茶碗，眉头皱了起来，似乎至今想起来仍觉得头疼，道：“枢相有所不知，保甲法推行之初，阻力比水利工程还要大。
农户们祖祖辈辈散居惯了，忽然要他们编成保甲、互相监督、轮流巡夜，他们第一反应就是，官府又来管我们了。
有的人觉得这是变相的徭役，有的人担心保甲长会借此欺压乡邻，还有的人干脆躲到山里去了，不愿编入保甲。
下官刚开始推行的时候，有一个村子好几十户人，编了整整大半年才勉强编成，中间还跑了好几户。”
辛缜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说道：“基层编组的关键不是管人，你越想管人，人越不服管。
关键是要让人自己觉得被编组之后日子更好过，而不是更麻烦。
你在鄞县把保甲和贷谷绑在一起做，就是这个道理，编入保甲的农户才能享受低息贷谷，不编入的享受不到。
这样一来，保甲不再是单纯的治安管控工具，而是一把能打开粮仓的钥匙。
农户为了拿到这把钥匙，自己就会主动来编组，你推都推不走。
你抓住了人性里最根本的东西，人愿意为了看得见的利益去接受约束。
这条经验，比任何纸上谈兵的治民理论都管用。”
这些话辛缜说得并不刻意，语气也不重，像是在聊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
但每一个字都精准地命中了王安石这些年反复思考却无人可以探讨的困惑。
在鄞县的时候，他做了那么多事，想了那么多问题，可身边没有一个能真正理解他在做什么的人，同僚觉得他太激进，大户觉得他太多事，百姓觉得他是个好官，但也仅此而已。
可眼前这个人，他不需要你多解释，你才说了上句他就已经看到了下句。
你只讲了自己做了什么，他就已经能讲清楚你做的事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王安石越听越觉得这个人简直像是能看透他的心思，他还没来得及说出来的疑虑，辛缜已经先一步替他解答了。
他终于按捺不住，把藏在心里许久、从未跟任何人完整讲过的构想，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他的身体不自觉地往前倾了倾，双手按在膝盖上，语速比刚才快了不少道：“辛枢密，下官在鄞县试行贷谷与民时，曾萌生过一个想法。
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户最缺钱，种子要买，农具要修，家里又没余粮，只能去跟大户借高利贷，利息高得吓人，秋后还不上就得卖田卖牛。
下官当时就想，如果朝廷能在每年春天青黄不接时，由各地常平仓统一向农户发放贷款，让他们有钱买种子肥料，等到秋收之后按一定的利息归还，这样既能解决农户的燃眉之急，不必再去借高利贷，又能让朝廷的常平仓存粮增值，一举两得。
下官把这个设想叫做青苗法，在鄞县小范围试行了两季，效果不错。
但下官也深知这想法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比如利息到底该定多少才既不伤农、又能覆盖损耗和贪腐的风险？
再比如贷出去容易，收回来难，那些真正穷得揭不开锅的农户还不上怎么办？
还有，一个县的范围里，下官可以亲自盯着，可如果推广到一路、推广到全国，没有下官这样的人盯在每一个县，怎么保证那些地方官不会把好好的青苗法变成变相的苛捐杂税？
这几个环节，下官想了很久，始终理不顺。”
辛缜点头道：“介甫，你提的这几个问题，每一个都问到了要害。
利息定多少、穷户还不上怎么办、推广之后怎么防贪腐，这几个环节正是青苗法能不能走得长远的关键。
要回答这些问题，得先从最根本的地方说起。
信贷这个东西，表面上看是借钱还钱，本质上是用钱生钱，你贷一笔钱给农户，他拿去买种子买肥料，种出粮食卖了钱再还给你，这个循环转起来，就是双方都得利的买卖，农户渡过青黄不接的难关，朝廷的常平仓存粮也增加了利息收入。
可这个循环里有一个最脆弱的地方，任何一个环节卡住了，整个链条就会断。
农户贷了钱，遇到灾年颗粒无收，他还不上，链条断了。
地方官把贷款当任务摊派，不管农户要不要都硬塞给他，他还不上，链条断了。
县吏从中克扣，贷出去十文钱到农户手里只有七文，农户还的时候却要还十五文，链条也断了。”
王安石听得极认真，身体微微前倾，目光紧紧追着辛缜的每一句话。
辛缜继续说道：“我在荆湖北路的时候做过另一种类似的信贷。
那时候华容安置了几十万流民，住房是大问题，流民刚到的时候只能住窝棚，冬天寒风往里灌，下雨天地上全是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