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他还要到枢密院各个部门轮岗，从早上点卯到晚上散值，日程排得满满当当，晚上回到住处还要整理一天的学习笔记，常常写到深夜油灯燃尽才放下笔。
这一个月他一天都没有松懈过，同年的进士们在地方上或许已经开始喝酒应酬、游山玩水了，可他苏子瞻在枢密院值房里连轴转了整整一个月，除夕夜都在看边防军情文书。
但他转念一想，老师这般呵斥必然有道理。
他站在廊下，午后的阳光被桂花树叶切成了碎片洒在他身上，他低头看着手中那张词笺，上面是自己工工整整抄录的新作。
他忽然想起辛缜曾经在讲课中无意间提到过一句话，那是某天夜里讲完边防后勤之后，辛缜靠在椅背上揉了揉眉心，像是有些疲倦了，随口说了一句“我年轻时也喜欢写诗词，后来发现诗词救不了大宋，才转而去做那些枯燥的事“。
当时苏轼没有太在意这句话，他以为老师只是在感慨时光荏苒、人生无常，毕竟文人发这种感慨再正常不过。
可现在回想起来，他忽然明白了那句话的分量。
老师不是不喜欢诗词，他在诗词对决里写出来的那些作品，每一首都倾注了感情，每一首都不是敷衍之作，那种投入的程度不是一个把诗词当成“闲暇消遣“的人能做到的。
他是太喜欢了，所以才知道诗词的诱惑有多大，才知道一旦沉溺进去会有多么难以自拔。
他是在用自己的经验告诉苏轼：这条路，我走过，我知道它的尽头在哪里。
不是写不出来，是不想把精力花在诗词上。
不是不欣赏你的才华，是怕你的才华浪费在诗词上。
苏轼把那张词笺慢慢折好，折得很仔细，对折再对折，直到它变成了一个巴掌大的小方块，然后放回怀中。
他收起那点不服气，深吸一口气，抬起头来看着廊外那棵老桂花树，花已经谢了，绿叶正浓，树影在地上铺了一大片。
他决定从明天开始更用心地投入枢密院的实务学习中去。
不是为了讨老师的欢心，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以做到诗词和实务两不误，而是因为他终于明白了辛缜的良苦用心！
至此，诗词对决便告一段落。
整个汴京城像是从一个绚烂的梦里醒了过来，虽然有些怅然若失，但日子还是照常过。
辛缜重新回到了导师的角色上，继续带着苏轼在各个部门之间轮岗，今天是工程兵司，核对河西驰道二期工程的预算明细，一项一项地抠，把供应商的报价跟市价逐一对比，发现有虚报的当场打回去重报。
明天是军情司，分析辽国内乱的最新进展，把各条情报线路汇总过来的消息交叉验证，画出辽国朝廷内部各派势力的关系图谱。
后天是承旨司，草拟给辽国的回文，措辞要既不能示弱又不能挑衅，既要让对方知道大宋对边境安全的关切，又不能给对方留下任何借口。
辛缜教他怎么在看预算表时一眼就找出隐藏在水面下的利益输送，怎么在分析军情密报时把各种真假难辨的情报拼接成一幅完整的图画，怎么在跟地方官员打交道时既不让他们觉得被冒犯又能让他们老老实实地执行朝廷的政令。
苏轼虽然心里有些可惜，那一个月是他这辈子最畅快淋漓的时光，每天都有新的灵感，每天都有新的诗句从笔尖流淌而出，那种感觉就像是一扇大门在他面前轰然洞开，门后面是一个无穷无尽的瑰丽世界。
他在那个世界里纵马驰骋、挥洒自如，每一天都觉得自己的边界被推得更远了一些。
不过，也没有太多的可惜，因为他对跟着辛缜学习政务有更大的兴奋。
因为他发现，诗词世界的大门虽然宽阔，但终究是有边界的，而辛缜教给他的这个世界，没有边界。
以前他觉得自己很聪明，在眉山的时候，同窗们还在背经义，他已经能指出注疏中的逻辑漏洞。
在贡举考场上，同场的举子们还在苦思冥想，他已经写完了洋洋洒洒的策论。
他一直觉得自己就算不是天下第一聪明人，至少也能排进前三。
可跟着辛缜学了这些日子之后，他发现自己以前就是井底之蛙，那只蛙在井底的时候也觉得天空很蓝、白云很白，它看到的天空跟井口一般大，它以为那就是全部。
辛缜的见多识广自不必说，从西北边防到西域商路，从盐铁财政到圩田水利，从蕃部安抚到海外贸易，每一个领域他都能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仿佛他的脑子里装着一整部活的帝国百科全书。
有一次在军情司的舆图室里，苏轼亲眼看见辛缜不用翻任何资料，徒手在舆图上标出了从沙州到碎叶城沿途十七个绿洲的水源补给能力和最大承载商队规模，每一个数字都精准到让他瞠目结舌！
他事后偷偷翻查了军情司的档案，发现辛缜标的数字跟档案里记载的相差无几，有几个甚至比档案里的更新、更准确。
但真正让苏轼折服的，不是辛缜的知识储备，知识可以靠勤奋积累，他苏子瞻自信在这方面的能力不输给任何人。
真正让他折服的，是辛缜看问题的深度。
同样一份军情密报，苏轼看到的是辽国骑兵的调动路线和数量，三千骑兵从临潢府出发，沿着西京道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五天后抵达某部族的驻地。
他会根据这些信息判断出辽国在边境上又有了新的军事部署，然后写一份分析报告建议加强相应区域的戒备。
可辛缜拿到同一份密报，看的却是这些调动背后各部落之间的权力博弈，为什么是三千人而不是五千人？
为什么是西京道而不是中京道？
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
他把密报里的信息跟此前积累的情报拼在一起，画出了一张辽国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图谱：某位皇子正在拉拢西北路招讨使手下的某个部族，这次骑兵调动表面上是换防，实际上是那位皇子在向另一个派系示威。
同样一份预算表，苏轼看到的是各项开支的数字和比例，人工费占四成，材料费占五成，运输费占一成，比例合理，数字也核对过没有虚报，他便觉得这是一份合格的预算表。
辛缜看到的却是整个西北产业布局的未来走向，为什么这个季度的石料采购量比上个季度多了两成？
不是因为工程规模扩大，而是因为兴州工业园的新高炉即将投产，投产后会产生大量的矿渣，矿渣可以用来烧制一种新型的廉价砖石，以后河西驰道的建筑材料就不需要完全依赖石料了，所以这个季度的石料采购是最后一次大规模采购。
辛缜有一种从纷繁复杂的表象中直接抓住本质的能力，他看到的不只是事物此刻的状态，而是事物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轨迹，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此刻处于哪个阶段，这个阶段之后会发生什么。
而最可怕的是，他的判断几乎没有出过错！
苏轼觉得自己变了。
以前他看这个世界，像是在雾里看花，模模糊糊地觉得什么都很美、什么都很有趣，一朵花就是一朵花，一首诗就是一首诗，一场雨就是一场雨，他可以用最美妙的词句去描述它们，但他并不真正理解它们。
花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开？
雨为什么在那个地方下？
诗为什么在某个时代衰落又在另一个时代兴盛？
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诗意的感知，却缺乏逻辑的理解。
如今跟着辛缜学了这些日子，那层雾渐渐散去了，世界露出了它真实的样貌，每一朵花的开放都有它的季节和土壤，每一场雨的降落都有它的气流和地形，每一首诗的诞生都有它的时代和人心。
原来那些曾经让他觉得美得不可方物的东西，背后都有一套严密的逻辑在默默运转。
原来那些曾经让他觉得乱得无从下手的问题，背后都有清晰的因果链可以追溯。
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天生的盲人被治愈了双眼，第一次看到了这个世界真实的轮廓，它不再是模糊的、朦胧的、需要靠想象去填补的，而是清晰的、立体的、每一根线条都精确到了极致。
这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让他沉浸其中，每一天都有新的发现，每一堂课都有新的收获。
那些曾经让他为之狂热的诗词，现在看起来倒真像是辛缜说的，“闲暇之余的消遣“。
它们当然还是美的，他依然会在独处的时候随手写几句，但从笔尖流淌出来的诗句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以前是才华在驱动，现在是对世界的理解在驱动。
见识过世界真实样貌的苏轼，性子自然而然便沉稳了下来。
这个过程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一点一滴地渗进他的骨子里的，就像一块顽铁被反复锻打，表面的杂质一层一层地脱落，里面的钢质一点一点地显露。
不过他的一腔热血没有变，看到边防军情里辽国骑兵骚扰边境百姓的消息，他依然会气得拍桌子，手劲大到把茶杯震得跳起来，茶水洒了半张桌案。
听到西域商路上大宋商队被当地部落刁难的报告，他依然会立刻提笔草拟交涉文书，措辞之强硬让少壮派们都觉得是不是过于强硬了。
但他行事的风格已经与以前截然不同了。
从前他会拍完桌子就写一首慷慨激昂的诗词，什么“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什么“老夫聊发少年狂，千骑卷平冈“，写完之后心里的那团火烧完了，痛快是痛快了，可事情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
现在他会先把那份军情报告从头到尾读上好几遍，第一遍通读了解大概，第二遍带着问题读，为什么会发生这次骚扰？
是辽国朝廷授意的，还是边境部族的私自行动？
骚扰的目的是抢掠物资还是试探大宋的边防反应？
第三遍验证假设，把舆图拿出来铺在桌面上，标注好相关区域的地形和部落分布，查清楚那个区域里活动的究竟是辽国的哪个部族，他们的首领是谁，跟辽国朝廷的关系如何，最近有没有发生过内部冲突。
然后翻查军情司过往的处置先例，类似的边境骚扰事件在过去三年里发生过多少次，每一次大宋是怎么应对的，哪些应对方式奏效了，哪些反而激化了矛盾，原因是什么。
最后才把所有的信息汇总在一起，逐条列出各项应对措施的利弊得失，出兵驱离的军事成本和政治风险是多少，外交交涉的可行性和成功率有多高，经济制裁对边境贸易的影响有多大，然后提笔写一份条理分明的方案，每一个建议后面都附上对应的依据和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最后呈给辛缜。
苏轼，已经不是曾经的苏轼了，他已经脱胎换骨了！
在辛缜手把手教苏轼的同时，他的精力并没有全部放在苏轼身上。
苏轼是他最看重的弟子，但不是一个需要他时时刻刻盯着的孩子，那家伙的悟性太高，很多时候辛缜只需要在关键节点上点拨一两句，剩下的他会自己去消化、去琢磨、去在实践中反复验证。
所以辛缜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更重要的事。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没有再去搞开厂建园、修路架桥之类的具体项目，那些事他已经做得够多了，兴州工业园的高炉每天都在出铁，河西驰道的路面每天都在延伸，荆湖北路的圩田每年都在扩大，这些项目已经进入了良性运转的轨道，自有田况、各级官吏去操心日常运营。
他现在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一个更深的层面上，制度。
他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随着大宋经济的腾飞，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跑到了制度的前面。
那些在庆历年间还能勉强运转的旧规矩、旧章法，如今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拖住了整个帝国继续向前的脚步。
经济发展了，社会变复杂了，原有的那套管理制度就像一件穿了十几年的旧袍子，料子还是好料子，当年织造的时候用的也是最扎实的工艺，可穿了这么多年，人的身量变了，骨架宽了，肩背厚了，袖口和下摆都已经短了一大截，抬手的时候腋下绷得紧紧的，弯腰的时候背后能刺啦一声裂开一道口子！
线脚也开始崩裂了，这里脱了一根线，那里豁了一个洞，勉强打个补丁还能撑一阵子，但补丁摞补丁，整件袍子已经面目全非。
他必须趁着眼下朝廷威信最高、财政最宽裕、各方面阻力最小的窗口期，把这件旧袍子换下来，做一件新的。
这个窗口期不会太长，朝廷的威信是打胜仗打出来的，打胜仗的红利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消退。
财政的宽裕是经济腾飞带来的，经济有起有落，谁也不能保证永远一帆风顺。
各方面的阻力现在被压抑着，是因为辛缜的个人威望太高，反对他的人不敢轻举妄动，但这份敬畏不会永远持续。
他必须抓紧时间。
第二百六十四章 五项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改革！
辛缜首先把目光投向户口制度。
大宋现行的户籍制度还是沿袭晚唐五代的旧框架，将百姓按职业和地域划分为不同户籍，农户是农户，工匠是工匠，军户是军户，世代相袭，子承父业，原则上不得变更。
匠户的儿子一生下来就是匠户，不管他对打铁织布有没有兴趣、有没有天赋，他的命运在出生那一刻就已经被写定了。
农户的儿子永远是农户，哪怕他在汴京的商号里当了十年伙计，经手的账目比一个县的主簿还多，在户籍上他仍然属于几百里外那个他已经十年没回去过的村子。
这种制度在农业社会是有效的，它把人口固定在土地上，确保税赋征收和徭役征发，朝廷知道每个县有多少户、每户有多少丁、每年能征多少粮、派多少役，这套账本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但现在大宋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了，兴州工业园里，那些从河湟谷地来的蕃部青壮在工厂里当了两年学徒之后已经能独立看炉了，手里有了一门精熟的手艺，每个月拿的工钱比种一年地还多。
他们穿着工厂发的工服，用着工厂发的工具，住在工厂旁边新建的排屋里，说的是带着党项口音和河湟口音混合的汉话，过的是一种他们的祖辈完全无法想象的生活。
荆湖北路的圩田区，安置村里的农户们农闲时到工厂做工，学会了操作织布机和缫丝机，手上原本只有握锄头磨出来的老茧，如今指尖又多了一层被丝线勒出来的细纹。
有的农户干脆全家搬进了工业园旁边的镇子，不再回村里种地，田要么租给别人，要么干脆退给了官府。
这些人已经不是农户了，但在户籍上他们还是农户。
他们已经在工厂里做工了，但在户籍上他们既不是“匠”也不是“工”，因为“匠”这个户籍只属于那些世代相传的手工业户，而他们是半路出家的，按旧制度根本没有资格入匠籍。
汴京城里，那些曾经在恩荫制度下混日子的世家子弟们，原本的出路不外乎是等着排队补一个闲散官职，或者在父辈的庇护下混吃等死。
现在跟着商队跑了一趟西域之后，发现做生意比坐等补官有意思得多，也来钱得多，便在兴州和凉州开了铺面，专门经营从西域进口的玉石和香料。
又从内地采购丝绸和瓷器往西域倒卖，一年到头在中原和西域之间来回跑，晒黑了不少，瘦了不少，可精神头却比从前在汴京无所事事的时候好得多。
他们已经在经商了，年营业额比一个下等县的全年商税还多，但在户籍上他们还是“士”或“农”，因为商户在传统四民序列中排在最后，正经的士人子弟不屑于入商籍，而农户子弟按规定根本不允许经商。
旧户籍制度与现实严重脱节，带来了许多问题。
迁移到工业园做工的农户在户籍上仍然是某个县的“民户”，他们的田赋和徭役仍然挂在原籍，原籍的县衙按照旧档上的丁口数目征收赋税、摊派徭役，可人已经不在本地了，找谁收去？
县衙派人到工业园去追缴，工业园那边说这些人是自愿来做工的，我们没有他们的户籍，你们要收税就把人叫回去。
可是人叫不回去，人家在工业园里一个月挣的工钱顶回去种一年地，谁愿意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