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律清晰得不能再清晰了。
反对户籍改制的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家族土地众多、大量隐匿农业人口的大地主型官员。
他们的家族动辄拥有良田数百顷甚至上千顷，名下登记的佃户不过数十户，可实际上依附于他们土地上的隐户，那些没有独立户籍、完全依附于地主生存的佃农和奴仆，往往多达数百甚至上千人。
这些隐户不向朝廷缴税、不服徭役、不在官府的户籍册上留名，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国家税基的蚕食，但他们却是大地主家族最重要的财富来源，种地需要人，伺候几百顷良田需要的劳动力是数以百计的，而这些隐户的劳动力成本极低，只够糊口，不需要支付正式雇工那样的工钱。
如果户籍改制放开人口流动，这些隐户就会发现，原来我不必世世代代给东家当牛做马，我可以到兴州工业园去做工，一个月挣的工钱顶我给东家干一年，还能办一个合法的暂住籍，将来还能转成正式户籍，我的子女还能在当地免费上学。
到那时候，不用官府来查，这些隐户自己就会卷铺盖走人。
大地主们将失去他们最宝贵的财富，不是土地，而是被绑在土地上的廉价劳动力。
与此同时，这些大地主型官员几乎没有涉足工商业。
他们的财富积累模式是传统的，买地、收租、放贷、再买地，循环往复，千百年来从未变过。
他们没有在兴州工业园里入过股，没有在联盛商行的西域贸易中分过一杯羹，没有在泉州的市舶司关税中赚过一个铜板。
工商业腾飞带来的红利，他们一口都没吃到。
所以他们不仅不在乎人口流动对工商业的意义，反而本能地把人口流动视为对自己利益的直接威胁。
辛缜把这份分析报告呈给了赵祯。
福宁殿偏殿里，赵祯看完报告之后沉默了许久，然后把折页轻轻放在御案上，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
他忧心忡忡地说道：“辛卿，这些人隐匿人口，蚕食国课，朕岂能不痛恨？
可你也知道，这样的官员在大宋朝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百上千。
他们盘根错节，互为姻亲，同气相求。
不但朝中有他们的代言人，各州县的地方豪强更是多如牛毛，每一个县都有几家大地主，每一个州都有几个百年世家，他们的田连阡陌，佃户千百，把持着地方的粮仓和钱庄。
你这个户籍改制，等于是在他们祖传的饭碗上凿一个洞，他们岂能善罢甘休？“
他顿了顿，目光里带着一丝忧虑，声音也压低了几分：“辛卿，朕不是不支持你。
可辽国的教训太近了，耶律宗允怎么死的？
朕不想看到你也落得那样的下场，更不想看到大宋朝堂因为他那样的激进手段而陷入分裂。
朕说句心里话，你莫要嫌朕啰嗦，这件事能不能缓一缓？
或者把步子放小一些，先在一两个路搞试点，慢慢推开？“
辛缜听完赵祯的话，脸上没有露出一丝一毫的焦虑，反而微微笑了一下，道：“陛下放心，臣不是那样激进的人。
耶律宗允那一套，臣学不来，也不想学，臣也已经有法子了。
这个法子说来也简单，臣不跟他们硬碰硬。
臣不用朝廷的力量去打压他们，因为那会激化矛盾，让他们抱团反抗，最后把朝堂撕裂。
臣要做的，是让他们自己发现，他们的反对已经不管用了，因为站在改革这一边的力量，已经比站在他们那边的力量更大了。
咱们不是一个人在跟他们辩论，如今朝廷的背后站着一大群人，这群人不需要去动员，一旦他们知道这个事情，他们自己就会跳出来说话。
咱们只需要把辩论的舞台搭好，让双方都上台表演，然后坐下来看着。
看到最后，谁的声音大、谁的理据足，风向自然就变了。“
赵祯问他要怎么做，辛缜与赵祯详细说了一下，然后便告退回了枢密院。
果然，没出几天，户籍改制的内容便从朝堂上传了出去，而且是没有任何走形的、原原本本地传了出去。
暂住籍制度、流动人口合法化、三年转正式户籍、徭役折钱代缴，每一条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至于为什么会传得这么准、这么快，没人知道原因。
不过也正常，这些个内容已经上了两轮会议，很多人都是知道的，所以，可能是小吏泄露的，也可能是政事堂的文书抄送时被人传抄了，朝廷的保密措施本来也是历来不行嘛。
但无论如何，整个汴京城在短短几天之内便沸腾了。
市井之间最先热闹起来。
潘楼街上的茶馆酒肆里，到处都是讨论户籍改制的声音，音量之大、情绪之激烈，连跑堂的小二都能站在桌边听上半天忘了给人添茶。
这场辩论很快便泾渭分明地分成了两派。
工商业的从业者们，从汴京大商号的掌柜到潘楼街上摆摊的小贩，从兴州工业园派驻汴京的采购代表到跟着商队跑了十几年西域的老脚夫，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了改革这一边，情绪之激烈，言辞之愤慨，就像是被压了几十年的怨气终于找到了出口。
汴京最大的绸缎商行锦云坊的东家姓钱，四十多岁，白手起家，从一个小布贩做到如今在汴京、洛阳、凉州都有分号的大老板，是潘楼街上出了名的直肠子。
他在樊楼上当着满堂客人的面拍着桌子骂：“老子每年从江南运绸缎到凉州，一路上过五关斩六将，光是在各州县的边界上被盘查就要耽搁好几天。
那些关卡上的胥吏看我是一个商人，连个官身都没有，每次都要把货箱翻个底朝天。
我问他我犯了哪条王法，他说我没犯王法，但我一个农户出身的人跑出来经商，身份不明，就该查。
农户出身？
老子经商二十年，每年给朝廷交的商税比一个下等县全年的田赋还多，他居然说我是农户出身就该查？
这是什么狗屁道理！“
他把酒杯重重地往桌上一顿，酒水溅了半张桌面，“有些人不让户籍改制，我看不仅改得好！而且早该改了！
辛枢密这是在给我们这些人一个堂堂正正做人的身份！“
兴州工业园的厂商代表们更是联名上书，言辞恳切又急切。
他们的信里写道，园中工匠数万人，大半来自陕西、河东、河湟乃至吐蕃诸部，在原籍仍是农户，每逢原籍征发徭役，家里老小便被官府催逼，惶惶不可终日。
这些工匠无法安心生产，工厂无法稳定用工，生产计划一乱再乱。
有的工匠为了躲避徭役，不得不辞工回乡，等徭役服完了再回来，可这一来一回好几个月，岗位早就被别人顶了，他前两年学的技术白费了，工厂前两年对他的培训投入也白费了，这种荒唐事每个月都在发生。
暂住籍制度对他们来说不是锦上添花，是雪中送炭。
而那些原本是农户、后来进入工业园和商路做工的人，他们的声音虽然不如大商人和厂商那样洪亮，但胜在人多。
他们不太会讲大道理，说不来什么人口流动促进经济发展之类的文绉绉的话，但他们有最直接的切身感受。
一个从陕北跑到兴州工业园当了三年炼钢学徒的年轻人，在茶馆里被人问起户籍改制的事，他涨红了脸憋了半天，最后只说了一句话：“我就想让我儿子能在兴州上学。“
这句话被旁边一个太学生记了下来，写成了一篇短文贴在国子监的公告栏上，一夜之间传遍了整个汴京。
多少华丽的辞藻、精妙的逻辑，都没有这句话有力量，“我就想让我儿子能在兴州上学。“
站在对立面的，是那些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大地主和他们的代言人。
他们的声音同样不小，而且占据了道德和传统的高地。
他们不像商人那样在茶馆里拍桌子骂街，他们自有他们的阵地，国子监的讲堂、御史台的弹章、士大夫宴席上的清谈。
他们的论调高度一致：改变祖宗之法，必有大祸临头。
一位致仕回乡的老尚书在私人宴席上摇头叹息，对满座的门生故吏说：“《礼记》云，'安土重迁，黎民之性也'。
百姓离开土地，就像鱼离开了水，树离开了根，一时看着热闹，长久下来必定生出祸乱。
那些跑到工业园里去的农民，离开了宗族的管束，离开了乡绅的教化，整天跟机器打交道，脑子里想的都是钱钱钱，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辽国就是前车之鉴，耶律宗允的变革够大吧？
结果朝纲紊乱，部落离心，最后他自己死于非命，大宋不能走这条路！“
另一位拥有良田数百顷的老翰林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长文，从管仲写到商鞅，从商鞅写到耶律宗允，虽然耶律宗允属于辽国的，但他已经把这种“摇动国本“的变法思路跟辽国这个失败的变革联系在了一起，最后的结论是：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土地是百姓的命根，任何动摇这个根本的变革，都是在拿大宋的国运做赌注。
这篇文章被他的门生们争相传抄，在士林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而士林之间的笔仗，才是这场辩论中最激烈、最精彩、也最白热化的战场。
因为两派最有力量的代言人都在士林，他们要么是科举出身、在朝中任职的文官，要么是赋闲在家但门生遍布朝野的文坛耆宿，要么是正在国子监读书、即将走入仕途的太学生。
一开始的辩论还是温文尔雅的，双方引经据典，摆事实讲道理，文章里充满了窃以为、伏惟、未审之类的谦辞，读起来像是两位置身事外的博学鸿儒在共同探讨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
支持派引用《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说只有让百姓先富起来，才有资格谈道德教化。
反对派马上翻出同一本《管子》的另一句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说管仲自己都说了百姓要安土重迁。
支持派从《史记·货殖列传》里翻出了太史公对工商业的肯定，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不可阻挡的人性大趋势。
反对派则从《盐铁论》里找出了汉代儒生对盐铁官营的批判，说逐利之风一旦蔓延，必将损害国家的根本。
支持派拿出兴州工业园和河西商路的实际数据，每年多少贯的产值、多少人的就业、多少户的脱贫，用实实在在的数字证明人口流动的经济效益。
反对派则指出这些数据只看到了表面的繁荣，没有看到更深层的社会风险，那些脱离了乡土的工人，生病了谁管、老了谁养、死了谁葬？
传统宗族和乡绅提供的保障网络被打破之后，谁来填补这个空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辩论的口吻渐渐变了。
支持派指责反对派是为一己之私利阻挠国家大计，说他们口口声声祖宗之法，其实祖宗之法里根本没规定农民不许进城做工，太祖当年还亲自鼓励过汴京的市集贸易呢。
反对派反唇相讥，说支持派是利欲熏心，数典忘祖，为了赚几个铜板连圣人的教诲都不要了。
支持派嘲讽反对派是坐在几百顷良田上替天下百姓操心吃饭问题，反对派怒斥支持派是把大宋的根基挖空了去填商人的钱袋子。
双方从引经据典变成了冷嘲热讽，从冷嘲热讽变成了人身攻击，从人身攻击变成了赤裸裸的骂战。
据说有两篇文章隔空交锋了十几个回合，骂到酣处，一个太学生竟在文章里讽刺某位反对派老翰林您老家里那些连户籍都没有的佃户，比在工厂里拿工钱的工人幸福多了，因为他们不需要幸福，只需要干活，气得那位老翰林差点当场晕厥。
赵祯每天让张茂则把市面上流传的文章和言论收集起来呈给他看，越看越忧心忡忡。
有一天他把辛缜召进福宁殿，脸色比上次更加凝重，甚至带了几分焦灼。
他让辛缜看了几篇最新的骂战文章，然后叹了口气说：“辛卿，你看看，这些文章写得多好，笔力遒劲，气势凌厉，放在平时，朕恨不得给每一篇都批个文采斐然的评语。
可现在他们不是在写文章，是在拿笔当刀用。
支持派骂反对派是食古不化的蠹虫，反对派骂支持派是数典忘祖的奸商。
两边越骂越凶，架势都快赶上当年牛李党争了。
朕最怕的就是这个，改革没改出个结果，先把朝堂撕裂了，变成党争。
一旦成了党争，就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了，而是谁跟谁的问题。
到那时候，对错不重要，站队才重要，大宋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啊！
朕这几夜都没睡好，翻来覆去地想，这个户籍改制到底还该不该推下去。“
辛缜听完赵祯的话，笑道：“陛下不必忧虑，真理嘛，从来都是越辩越明的。
辩论不是坏事，恰恰相反，臣觉得这是好事。“
赵祯端着茶杯愣了一下：“好事？他们眼看就要打起来了，你说是好事？“
“当然是好事。“
辛缜站在福宁殿偏殿的窗前，午后的阳光透过雕花窗棂洒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辛缜很笃定道：“陛下请想，如果是在十数年前，臣提出这个户籍改制，会是什么样的局面？
恐怕朝堂上全是喊打喊杀的声音，而支持的声音估计寥寥无几。
为什么？
因为十年前工商业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盐铁司还没有如今这般，岳州新城、兴州工业园还没有建起来，河西商路还在西夏手里，荆湖北路的圩田还是芦苇荡，泉州市舶司的关税还微不足道。
那时候的工商业从业者没有力量，没有声音，就算心里支持改革，也不敢站出来说话，因为他们说了也没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