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的话，吕惠卿让书吏在里间用蝇头小楷逐句记下，重要的地方还让他们按了手印。
第二天，他带着人到了建州下辖的一个县，直接去了县城外那座刚修好的石桥。
远远看去，那桥倒也有模有样，青石桥面，两侧还有石栏，可走到近前细看，毛病就全出来了，桥面上的石板之间缝隙宽窄不一，用碎石子胡乱填着，桥栏上的卯榫松松动动，用脚一踢都晃。
吕惠卿让人用铁锤敲下几块桥墩上的石料，石料一裂开，里面掺了大量碎砖，黏合用的也不是水泥，而是劣质黄土。
再敲几块，还是这样。
从桥头往回走不到两里，便是一条被山洪冲垮了大半的官道，路面塌陷处露出底下的路基，连石子都没铺，全是松散的泥土。
吕惠卿站在那段塌陷的路面旁边，从袖中掏出一个小本子，用炭笔把桥墩石料和路基地质的情况逐项记下，又让人画了简单的示意图。
一个跟着来看热闹的老农凑上前，朝他拱了拱手，说这条路是前年冬天修的，当时县里挨家挨户收了修路钱，修了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第二年一开春雨就冲成了这样。
吕惠卿当即封存了州衙的账册，传唤知州、通判和涉事县令到案问话。
知州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大官员，姓黄，在建州任上已经待了六七年，本地的人脉盘根错节。
他被人带到吕惠卿面前时，起初还颇为强硬，挺着肥硕的身躯站在堂上，拍着桌子说他是朝廷命官，吕惠卿不过是个七品御史，没有资格提审他，又说建州这些工程的事有专门的漕司和仓司经管，账册如有出入乃是胥吏笔误，与他一州之牧无关。
吕惠卿冷笑一声，从袖中抽出那几封密报和这几日搜集到的证词，一样一样摆在知州面前，从桥墩的石料掺假到官道路基的偷工减料，从州衙账册里那几笔对不上的运料费到农户们按了手印的助役钱收据，每一样都铁证如山。
他说话的声音不大，语速不疾不徐，一条一条念给知州听，每念一条便抬眼看一次知州的脸色。
黄知州额头冒汗，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却还咬着牙说这是有人蓄意栽赃，是有冤家要借御史台的刀杀人。
吕惠卿不再跟他啰嗦。
他命人把涉案的胥吏和包工头抓来，分开审讯，不到半日便撬开了好几张嘴。
那些胥吏平时在州衙里作威作福，真到了御史台的大堂上，竹筒倒豆子一般把自己知道的全交代了，谁往料车里塞了碎砖，谁在账本上动了笔，谁把银子埋在了城外老槐树底下。
为首的包工头更彻底，不但供出了自己行贿的银子和经手人，还交出了藏在自家猪圈底下的一本黑账，上面记录了给州衙和县衙各色人等的每一笔孝敬。
几个胥吏为了自保，争先恐后地指认上司，连知州府里的管家都供出每月初五有一个账房先生拎着沉甸甸的包袱从后门进府，包袱里装的什么不言自明。
最让吕惠卿意外的，是知州府中的厨娘也出来作证，说每月初五前一天，她都被吩咐要准备一桌好菜，送到后院的偏厅里，来吃饭的都是些生面孔，吃过饭便匆匆散了。
等这些供词和物证一起摆在案上时，黄知州终于瘫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额头上的冷汗滴在案上，把面前一份供词都洇湿了。
可吕惠卿没有就此收手。
他顺着那些供词里的线索，又查出了建州下辖好几个县的县令都参与其中，有的负责虚报工程，有的负责摊派苛捐，有的负责在账面上做手脚，几方配合，上下一体，形成了一个以知州为核心的塌方式贪腐网络。
更让他意外的是，连州学里的几个教谕都牵涉其中，他们从拨给州学的经费里吃空额，把一个个根本不存在的“学生”名字编造入册，冒领伙食补贴。
有一个教谕甚至连“学生”的假名都起得敷衍，叫“赵大”“钱二”“孙三”，一看就是随手写的。
整个建州，从州衙到县衙，从工程到教育，从胥吏到教谕，几乎没有一个衙门是干净的。
消息传到汴京，朝堂震动。
一个上等州，主要官员几乎全员涉案，这样的塌方式贪腐在大宋立国以来还是头一回被如此完整地揭露出来。
吕惠卿没有因为案情重大而手软，他一面向御史台呈报，一面就地采取措施，将涉案官员全部停职，由提点刑狱司代理州务，同时调集邻州官吏临时接管各县，确保当地的赋税征收和春耕不受影响。
他亲自盯着交接过程，连粮仓的钥匙和账册都要一一过目，生怕有人趁乱再把最后一点家底也卷走。
等新官到任时，建州的政局已经稳定了下来，百姓们从最初的惊恐中回过神来，把吕惠卿称作吕青天。
而吕惠卿本人，已经带着他的书吏和御史们，马不停蹄地赶往了下一站。
曾布则走的是另一条路。
他没有像吕惠卿那样把一个州的官场连根拔起，而是每到一个地方只办几名首犯，然后顺着那些首犯的供词往上追，像扯着一根看不见的线，从枝头一直摸到根须。
他的理由很简单，简单得近乎冷酷：苍蝇好打，但打一百只苍蝇不如挖一只蛀虫的老窝。
苍蝇的窝不过是一堆粪土，蛀虫的老窝却能啃空一国的栋梁。
他明里查府账，暗里抄供词，遇着浮在面上的小贪小恶便记而不发，一路过去从不打草惊蛇，却把每一根藤蔓都暗暗理清了。
他巡按到淮南东路一个下等县，本是查一桩看似寻常的赈灾粮冒领案。
知县在任不过两年，灾民未得半斗米，粮仓却空了。
曾布提审了几个仓吏，又翻出了运粮船家的底账，七拐八绕，却发现这知县不过是个经手的小角色，每月从县城钱库里提出银钱，又从粮仓里调出存粮，打发心腹星夜北送，一路送入汴京城。
收款人，是户部一个度支员外郎。
曾布于是把案卷锁了，对外只说查无实据，却暗中派人跟着那个每月押银北上的心腹，一直跟进了汴京。
他一边行文向王安石密报，一边调阅户部度支司近三年的拨付底档，又抄了那知县与京城往来的一切信函和存单。
纸上的墨迹会老，银钱的去向却总有痕迹，他几乎是一点一点扒出来的，那个度支员外郎别看官阶不高，却握着度支审核之权，长期跟好几个县的知县勾连，上下其手。
每逢灾年，地方虚报灾情，中央核减之后拨下的赈粮银钱，有相当一部分被此人截留或抽成。
单是曾布查明的几笔，就有十几万贯。
真正让曾布心惊的是，这个度支员外郎还不是终点。
他每往京城送钱，都要绕道一两家典当铺和绸缎庄，换成了“生息银”再走。
曾布花了两个多月，把这银钱的路线理顺，那几家铺子，明面上跟户部毫无瓜葛，背后的出资人却是户部侍郎的族侄。
再顺藤摸瓜，便查出那户部侍郎不止包庇，而是直接授意，等于这整条线上的贪赃，都是这位从三品大员在背后撑着。
曾布没有打草惊蛇，而是先派心腹把几处铺面的地契、历年账册、股金名册，连同那员外郎与侍郎之间往来的书信、印鉴，全都拍了拓本、抄了副本，又暗中封存了相关账房伙计的供词。
他把一应物证锁在随身铁箱中，只带了一名书吏，星夜赶回御史台。
弹章递进御史台的时候，王安石正在值房里批阅各州报上来的密报。
他拆开曾布的弹章，看到户部侍郎谢铎的名字时，笔尖一顿，墨在纸上洇了一小团。
他把弹章读完，没说话，只命人将曾布叫来，当面对了一遍证据链。
曾布把物证一件件摆在王安石案前，从度支员外郎的供词到绸缎庄的地契，从灾银的拨付底档到侍郎亲笔写下的“照例办理”四字。
王安石看到最后，倒吸了一口气，问了一句：“都有原件？”
曾布点头。
王安石把弹章合上，说：“呈政事堂，报官家。”
满屋书吏都屏了息，谁都知道，这一封弹章递上去，汴京城里那个穿紫袍、坐高位的谢侍郎，便再也坐不住了。
消息传到政事堂，值房里安静了许久。
几个堂官捧着茶碗，谁也没说话，只听见窗外蝉鸣，一声接一声，聒噪得人心里发慌。
户部衙门里更是鸡飞狗跳，当值的几个主事面面相觑，不知道这火烧到自己头上没有。
满朝都在等，等政事堂会怎么办，等官家会怎么办。
最终，赵祯在弹章上只批了两个字：严查。
严查的结果，是谢铎被革职下狱，抄没家产，涉案的度支员外郎与三个知县尽数落马。
谢家被查抄那天，汴京的百姓挤了半条街，看差役从谢府里抬出一箱箱金银、绸缎和田契。
有个老汉蹲在街边看了半天，忽然起身啐了一口，说这宅子里的每一块砖都是刮来的民脂。
曾布没有去看抄家，他只把一应卷宗整理归档，然后一头钻回他在御史台的那间值房里，继续翻看下一卷。
大宋倒不是没查过这么大的官。宋初的时候查的也不少，可那些案子背后，多多少少都掺着党争的刀光。
像这次这样纯粹以贪腐立案，不涉及任何政争，只凭一条从县里直通朝堂的证据链，把一位从三品的京堂大员拉下马来，在大宋朝堂上还是头一遭。
这之后的一个月里，汴京的高官们见着御史台的人就绕着走，有些人家甚至把门房都训了又训，说以后凡是穿御史台青色公服的，一应拦住，问就是“主家不在”。
可曾布对此浑然不觉，他依旧每日清晨进值房，深夜才回，把那些封存在卷宗里的旧账一本一本地翻出来，像掘井人一锹一锹地往下挖，只是不知下一口井，会挖出谁。
章惇最猛。
他自请巡查京西南路和荆湖北路，带着几个精干的御史和一群精通刑名的书吏，轻车简从，行囊里除了几件换洗衣衫和厚厚一摞空白文书，便是那把从不离身的短刀。
他自恃精力过人，常常天不亮就跨上马背，一口气跑到下一个县界才停下，书吏们骑骡跟不上，只好轮流换快马，苦不堪言。
几个月下来，他的足迹遍及京西南路、荆湖北路的数十个州县，所到之处，贪官纷纷落马。
章惇查案，每到一地，先不进州衙县衙，而是直奔当地的钱粮房和档案库，调取近五年的账册和刑案卷宗，逐项核查。
他看账的本事极高，别人把账册从头翻到尾要好几天，他只用半天，专挑那些进出明显不符、数目尤其规整、签名处有涂改墨迹的账页，拿炭笔在旁边一勾。
查过账，再升堂问案，把涉事官吏一个个叫进来，当面对质。
他问话从不拖泥带水，劈头就问最关键的那一两处矛盾，声音又冷又硬，像是把冰块从桶里里夹出来直接往人脸上摁。
多数人经不住他三问，便已面如土色、汗透重衫，供出实情来。
他查案如庖丁解牛，总能在堆积如山的账册里精准地找到那一两笔对不上的数字，然后顺着这条线抽丝剥茧，把藏在后面的贪官一个个揪出来。
那些原本埋在层层胥吏和流转文书底下的亏空，到了他手里，就像被一把快刀豁开了表皮，里头的烂肉脓血再也无处藏匿。
有人在他的行囊里塞过银票，想求个“从轻发落”，他当堂把银票掷在堂上，命人连同行贿者一同收监。
有人在半路上设宴相迎，席间安排歌女献舞，想用酒色财气软化他，他筷子都没动，只端起酒杯来闻了闻，说这酒是百姓的血酿的，便带着人走了。
还有京西南路一个通判，听说章惇要来，连夜把家里的地契和银两装了几口大箱，让家奴运出城外，结果被章惇的探子盯了个正着。
那通判走投无路，居然跑到章惇下榻的驿馆外跪了一夜，求他高抬贵手，说愿意献出家产的三成。
章惇推开门，站在台阶上看了他一眼，只说了一句话：“你要献，便全献出来。”
那通判当时就瘫在了地上。
由他手里落马的，有虚报垦田冒领奖赏的知县，那些所谓“新垦之田”，大半是拿熟田充数，官吏们把赈济和奖赏装进了自家的口袋。
有纵容家奴侵占民田的通判，百姓去告状，反被衙役打了一顿撵出来，连地契都被撕了。
有私设关卡盘剥商旅的转运司属官，一条路上设了三道卡，每道卡都要收“过路钱”“护路钱”，商旅苦不堪言。
还有几个在军粮运输中做手脚的押运官，运往前线的军粮被他们沿途盗卖，换上沙石凑数，竟让前线将士吃了一冬的沙。
他每到一处，便在当地引起一阵“地震”，少则查办数人，多则十数人，几个月累计查办的大小官员竟然数以百计。
连荆湖北路那些跟着辛缜一起搞过圩田开发的老部下们，见了他都绕着走，私底下说：“章御史一来，荆湖的官帽子都要少一半。”
这话传到他耳朵里，他只是笑了笑，对身旁的书吏说：“官帽子少了一半，是因为那一半早就该摘了。”
数月时间，御史台掀起的反贪风暴令得朝廷和州县上下一日三惊。
官场里像是凭空多了一群看不见的鹰隼，随时会从某个昏昏欲睡的午后俯冲下来，把那些在暗处藏了多年的污糟事一爪子掀个底朝天。
那些手底下不干净的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寝食俱废，想出各种让人哭笑不得的办法企图自保。
有的官员连夜把家里搜出来的银子、地契和一箱箱细软往城外的庄子里藏，结果半路上被查夜的巡检撞见，人赃并获，押回城时那抬银子的扁担还压在肩膀上，一行人或哭或喊，像一队被掀了窝的蚂蚁。
巡检举着火把往那箱笼里一照，白花花的银锭在火光里泛着幽幽的光，旁边还散着几卷用黄绸裹着的田契。
那官员跟在队伍后面，头上的官帽早不知掉到哪里去了，嘴里翻来覆去只念叨一句话：“这都是祖上传下来的，祖上传下来的……”
押他的差役听得不耐烦，回了一句：“祖上传下来的，你用得着三更半夜往外运？”
有的听说御史要来了，赶紧装病请辞，想趁乱溜回老家。
有的一夜之间“病入膏肓”，让家人对外宣称已经卧床不起，连床头的药碗都摆了好几个。
有的干脆把官印和乌纱帽一包，天不亮就套了车往城外赶，却不知自己的名字早就上了御史台的名单。
前脚刚出城，后脚就被候在城门口的提刑司差役拦下，请辞的折子和潜逃的包袱一起被递到了御史公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