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的钟鼓声响了一夜。
赵祯在太庙前告祭祖先，颤抖着声音念了祭文。
那祭文是欧阳修写的，写的是“百年故土，今日复归”。
赵祯念到一半，几度哽咽。
殿中群臣无不泪下。
辛缜的名字，也因此事再次传遍海内。
淮南的茶商在运河边设香案遥拜，成都府的学童在先生带领下朝北边磕头，连泉州港的外国商人都听说了这个消息，纷纷打听大宋是不是要把北边的路全打通了。
辛缜这个名字，像一面旗，插在了大宋百姓的心里。
然而辛缜自己，却没有时间去想这些。
他站在大同府的城楼上，望着北方灰蒙蒙的天际线。
那一边，是辽国的上京，是还没有收回的南京道，是更大的战场。
西京道只是第一步。
他知道，往后的路还很长。
辽国还没死，草原还没定，李元昊还在西边虎视眈眈。
他不能停。
中京道。
他的目光越过归化州、奉圣州，落在更北的地方。
那里才是辽国真正的腰。
大定府，中京道，辽国的腹心之地，北接上京，南连南京，东控辽东，西连草原。
若把辽国比作一个人的身体，南京道是它的钱袋子，西京道是它握刀的手臂，那中京道就是它的脊梁和胸膛。
心脏在这个位置，肺腑在这个位置，它把草原上的部族和辽河两岸的城郭串在一起，把契丹人的龙兴之地与汉人的农耕之区连成一体。
辽国之所以是辽国，而不是几个逐水草而居的部落，靠的就是中京道这条从草原伸向中原的通道。
失了南京，辽国没了财源，日子难熬。
失了西京，辽国没了右臂，再也握不住刀。
可若连中京也丢了，辽国就不只是残废，而是被人从腰上斩成了两截。
南边的大定府、建州、来州一失，辽国与辽河以东的联系便断了大半。
北边的上京道和草原诸部，将从此和南边的汉人州城彻底割裂。
到那时候，辽国再想统合契丹各部，再想以南补北、以粮养牧，便成了空谈。
用不了多久，草原上的部族就会各自散去，或自立，或降宋。
辽主还能退到上京，还能退到更北的草原深处，可那已经不是一个帝国了。
那只是一个部落联盟，一个被卸掉了所有框架和骨架的游牧残躯。
中京道，就是辽国从帝国退化为部落的最后一道门槛。
一旦跨过去，大宋要面对的，便不再是一个建制完整的辽国，而是一盘散沙般的草原。
到那时，宋军的对手就不再是辽国的皇帝和他的南面官、北面官，而是一个个互不统属的部族头人。
那样的草原，大宋应付得来。
辛缜把这些想得极清楚。
他之所以说“该准备打中京了”，不是一句兴头上的话。
西京道已经拿下了，北进的通道已经打开，路修通了，马养起来了，粮草也正在储备。
再往前一步，就是中京道。
这一步，他已经等了很久。
但他也知道，这一步不能急。
辽国虽然元气大伤，可中京道毕竟是其腹心之地，驻军尚存，城防也更坚。
攻打中京，不会像打朔州应州那样轻松。
接下来的日子，得一面休整，一面把西京道彻底消化。
养马、修路、积粮、练兵，一样都不能少。
他要把大同府变成一个巨大的兵站，让粮草军械从这里源源不断地往北运。
他要让赵昉和折可定的人马恢复过来，让新附的降军真正归心。
这些事都急不得，但也不能慢。
辽国现在正乱着，西京道丢失的震动还未平息，中京道各州人心惶惶。
若不趁机向北压过去，等辽主从上京缓过手来，再想找这样的机会就难了。
他转过身来，对跟在身后的陈平说：“西京道拿下了，接下来，该准备打中京了。”
陈平听得心头一热，抬头去看，辛缜已经走到城楼的另一边，风把他那身半旧的风氅吹得猎猎作响。
他站在大同府的城头，像站在大宋新的起点上。
而更北的地方，中京道的大门，正等着他去推开。
第二百八十四章 苏洵出使！敌后策反！
时间往回拨动，便在辛缜率军北上的时候，苏洵接到赵祯的诏书，差遣四方馆苏洵，充北使，往辽东宣谕诸部。
就这么一行字，没有铺陈，没有恩赏，也没有临行前的那种殷殷嘱托。
像一份极寻常的差遣。
可苏洵捧着那道诏书，在四方馆值房里坐了大半日，直到天色暗下来，书吏进来点灯，他才将诏书折好，放进袖中。
四方馆原本是个清散衙门，专管四方蕃客朝贡、封册、盟会之事。
早年间，大宋与周边诸国往来有限，除高丽、交趾、大理、回鹘偶有使节到京外，四方馆一年到头也接不了几回差事。
馆中官员不过十数人，日常无非是校订几份国书，安排蕃客在都亭驿的食宿，等朝贡事毕，再送他们出京。
可自从大宋打通河西走廊，商路直抵西域之后，四方馆便像被人突然从冷炕上推了下来，忙得脚不沾地。
最明显的是使节往来。
从前一年不过几拨，如今几乎每月都有西域城邦和周边部族遣使东来。
高昌、于阗、龟兹、疏勒、甘州回鹘、黄头回纥，乃至更远的塞尔柱商人、波斯商人，都想着跟大宋搭上线。
有的为求通商，有的为请封号，有的为借兵，有的只是来探探虚实。
四方馆要安排这些使节的住处、饮食、仪仗，要收验他们的国书，要按身份高下拟定接待规格。
有的使节带了奇珍异宝，有的只带了几匹骆驼几袋子胡椒，可无论贫富，都不能怠慢。
最忙的时候，都亭驿和同文馆里住了十几拨使团，语言不通，习俗不同，住在一起还常闹出纠纷。
四方馆的官员们一天到晚在这些使团之间周旋，像走马灯似的。
通商事务也压了过来。
过去四方馆只管外交，不管买卖。
可如今大量商队沿河西走廊入宋，有拉着皮毛香料的，有赶着良马骆驼的，有带着玉石玛瑙的。
这些人到了边关，要验传办牌。到了汴京，要登记货物。买卖完了，还要办回程关引。
四方馆并不直接管商税，那是三司和市舶司的职事，但涉及外邦商旅的许多事务，都要先过四方馆这一道。
哪个商人来自哪个城邦，哪支商队是官商还是私商，哪国使节顺带夹带了私货，哪批货物涉及禁榷之物，都要四方馆一一辨明。
商人们有了纠纷，也多来找四方馆调停。
有时候是两支胡商为了一处摊位争起来，有时候是汉商告胡商以次充好，有时候是商队被沿途关卡多收了钱。
诸般琐碎，堆积成山。
翻译通事的需求也急剧增加。
西域商路上语言纷杂，有说突厥话的，有说波斯话的，有说回鹘话的，有说粟特话的，还有些山间小部族的土语，汴京城里能懂的人屈指可数。
四方馆不得不从边州招募通晓各语之人，又通过军情司培养了一批年轻通事。
这些人不只要通语言，还要懂各邦的礼仪和禁忌。
哪些使节见天子时行跪拜，哪些只合掌作揖。哪些部族不食猪肉，哪些城邦禁酒。哪些人说话时不能直视对方，哪些人最忌别人拍马颈。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稍有不慎，便可能让一场好好的会面变成外交事端。
还有一项更要紧的，是四方馆开始承担起搜集西域情报的职能。
商路一通，消息便多。
哪个城邦换了新主，哪支部族在边境上调动，哪条商路上最近不太平，塞尔柱人在西边又有什么动作。
这些消息随着商队和使节传进来，零零碎碎，真假难辨。
四方馆把这些消息整理成册，分门别类，送到枢密院和政事堂。
天长日久，四方馆便成了大宋了解西域的一个重要窗口。
辛缜当年也曾私下嘱咐过苏洵，说四方馆的差事看着清闲，实则是朝廷伸向西方的一只耳朵。
苏洵后来能对西域形势那般熟悉，也与他这几年在四方馆里每日过手的文书密不可分。
到苏洵离开四方馆时，这个曾经的清散衙门已经全然换了一副光景。
馆中官员多了一倍不止，值房里灯火常亮，驿馆里使者不断，通译们夹着文书在廊下来去匆匆。
那些只知道在四方馆里喝茶读书混日子的老吏，如今也被迫学起了波斯话和回鹘话。
有人叫苦，有人叹气，说这四方馆快成半个市舶司了。
苏洵倒不叫苦。
他只觉得，这样的大宋，才像那么回事。
苏洵在里面一待就是五年。
这五年里，他替朝廷草拟过无数封给周边部族的敕书。
高昌回鹘的汗王求过通商，大理段氏进过象马，吐蕃诸部遣使来请封，高丽使者每岁来贺，那些国书、牒文、盟约，十有六七都出自他手。
他还陪礼部官员接待过许多奇装异服的外邦使节。
那些人有的穿着翻领窄袖的皮袍，有的裹着层层叠叠的锦帛，有的头上插着色彩斑驳的鸟羽，说话时口音重得像含了一嘴石子。
苏洵端坐馆中，听他们用生硬的汉话陈说诸般请求，再一一回以温文而略含深意的答复。
他本以为自己这一辈子，大约就是在四方馆里写写敕书、议议礼仪，最后以侍御史之类的清秩致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