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曙坐在御座上，面色发黄，眼下发青，一副精力不济的样子。
韩琦奏事时，赵曙只是听着，偶尔点点头，却始终没有开口。
韩琦说完了，赵曙还是不说话。
韩琦等了一会儿，忍不住问：“官家，臣方才所奏，您看是否可以？”
赵曙愣了一下，像是从梦里被叫醒，说：“啊？韩相公说什么？”
韩琦只好把方才的话又说了一遍。
赵曙听完，说：“就按韩相公说的办。”
然后又低下头去，一言不发。
韩琦等人退出来之后，在殿门外站了很久。
曾公亮低声说：“官家这精神，怕是不济。”
富弼说：“当年仁宗皇帝刚即位时，也是这样。
慢慢就好了。”
欧阳修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可接下来的几天，赵曙的状况越来越差。
他整夜整夜地睡不着，白天又昏昏沉沉的，有时候坐在御座上打瞌睡，有时候又忽然站起来，在殿里走来走去，嘴里念念有词。
有一次韩琦去奏事，赵曙忽然拉住他的手，说：“韩相公，朕昨晚梦见父皇了。
父皇说临潢的城楼好高，他爬不上去。”
韩琦心里一沉，说：“官家，那是梦。”
赵曙说：“不是梦。
朕看得清清楚楚。
父皇站在城楼下，仰着头看，说城楼太高了，他爬不上去。”
他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
韩琦把他的手轻轻按住，说：“官家，辛缜在前线，他会替官家把临潢的城楼拿下来的。
您安心养病。”
赵曙点点头，可那眼神分明是散的。
朝中很快便有了议论。
有人说赵曙是哀伤过度，伤了心神。
有人说赵曙是天生体弱，撑不住朝政。
还有人偷偷说，赵曙在潜邸时就有这个毛病，只是当年不严重，如今登了基，压力太大，才压不住了。
这些话传到曹太后耳朵里，曹太后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自己的寝殿从后宫搬到了福宁殿后殿，与赵曙的寝殿只隔一道墙。
她对身边的人说：“官家身子不好，哀家离得近些，好照应。”
可朝政不能没人管。
赵曙即位后的第三天，韩琦便带着几位辅臣去求见曹太后。
韩琦说：“官家龙体欠安，朝中大事不可一日无主。
臣等请太后暂摄朝政，待官家康复之后，再行归政。”
曹太后坐在帘后，沉默了很久，说：“哀家一个妇道人家，不懂朝政。
可官家如今这个样子，哀家若不管，谁管？
你们几个相公，是仁宗皇帝留下的老臣，哀家信得过。
可哀家只替官家看着，大事还是你们拿主意。
哀家不越权。”
韩琦等人跪下磕头，说：“太后圣明。”
从那天起，曹太后便在后殿垂帘听政。
她没有搬进正殿，也没有用天子的仪仗。
她只在后殿设了一方案几，案上放着几摞奏折，每天上午见一次辅臣，听听军国大事，其余的事都由韩琦等人先拟出意见，她点头或摇头。
她话说得不多，可每句话都极有分量。
朝臣们渐渐发现，这位太后虽然不显山不露水，可心里比谁都清楚。
她知道自己不懂打仗，所以军事上的事全交给韩琦和辛缜。
她知道自己不熟财政，所以财政上的事全交给曾公亮和三司。
她知道自己不擅长断案，所以刑名之事全交给欧阳修和大理寺。
她只管一件事：别让朝里乱。
可朝里终究还是乱了。
乱子的源头，是赵祯的谥号。
这件事原本不急。
按照规矩，大行皇帝入土为安之后，才开始议谥。
可这一次，有人等不及了。
赵祯驾崩的第五天，便有御史递上奏折，请求早议谥号。
那御史名叫王陶，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在赵祯朝后期一直不得志，几次外放都没轮上好差事。
他在奏折里说：“大行皇帝功业彪炳，宜早定谥号，以慰天下臣民之望。”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可明眼人一看便知，王陶是想借着议谥的机会，试探一下朝中各方势力的态度。
果然，王陶的奏折递上去之后，朝中立刻分成两派。
大行皇帝的谥号，按照规矩，由礼部牵头，集贤院、翰林院会同商议，拟出几个字来，再由太皇太后和皇帝最终裁定。
这本是例行公事，可赵祯的谥号，却让满朝文武犯了难。
原因很简单：赵祯这一辈子，做的事太多了。
多到用什么字来概括，都不够。
赵祯在位三十余年，先灭西夏，收河西四郡，重开玉门关，通西域商路。
开发荆湖北路，引水垦田，疏浚河道，把原本湖泽遍布的蛮荒之地，变成了良田万顷的鱼米之乡。
如今荆湖北路的米价，已经与江南持平。
荆湖北路的绸缎，已经行销天下。
他做了三十多年皇帝，全国工商之繁盛，超过了汉唐。
汴京的商铺通宵达旦，洛阳的瓷器远销海外，成都的蜀锦换回了西域的骏马。
到了晚年，他又打辽国，收燕云。
虽然灭辽的最后一战没有打完，可那是身体撑不住的原因。
他的功业，已经摆在那里了。
所以礼部拟谥的时候，第一个字就卡住了。
礼部侍郎赵概是个老成持重的人，他主持了第一次谥议。
那日集贤院里坐了十几位文臣，桌上摊着赵祯一生的实录和起居注，从嘉祐元年一直翻到嘉祐八年。
赵概让大家各抒己见，可说了半日，没有一个人的提案能让所有人点头。
有人提了“文”，被否了，说文不足以概其武功。
有人提了“武”，也被否了，说武不足以显其文治。
有人提了“明”，被斥为太泛。
有人提了“章”，被讥为太窄。
赵概听着众人争论，手里的茶凉了又换，换了又凉，到最后也没有定论。
那日散会之后，赵概坐在集贤院里发愁，对身边的下属说：“我做了三十年官，没见过给哪个皇帝拟谥这么难的。
官家这一辈子，做的事太多了。
多到用什么字来概括，都不够。”
这话不假。
赵祯这一辈子，打西夏、收河西、开荆湖、通西域、兴工商、修水利、改科举、减赋税、整军备、收燕云。
每一件拿出来，都够一个皇帝吹一辈子。
可赵祯把它们全做了。
他在位三十多年，没有一天不是在做事。
他像一个不知疲倦的人，把自己烧成了一盏灯，照亮了整个大宋。
可正因为做的事太多，谥号便难拟。
谥号只有一两个字，一两个字怎么能装下三十多年的功业？
有人说那就用“仁”，有人说那就用“世宗”，有人说非加祖号不足以彰显。
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有人主张谥“仁”。
理由很充分：赵祯性子宽厚，待人仁慈，对臣下从不苛责，对百姓从不加赋。
他在位三十多年，没有杀过一个大臣，没有过一次大的冤狱。
用“仁”字，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概括。
这个主张，在文臣中颇有市场，尤其是那些赵祯在位时不曾被重用、甚至在赵祯晚年因政务受过斥责的官员，他们觉得“仁”字最合心意。
赵祯若是仁，那他们这些人，便不算失宠，只能算赵祯太仁。
太仁的皇帝，自然会被奸佞蒙蔽。
被奸佞蒙蔽的皇帝，自然不能怪他们这些不得志的人。
这套逻辑，在那些被赵祯冷落多年的老臣心里，像一颗种子，一遇到谥议的机会，便疯长起来。
可有人不服。
韩琦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他在集贤院商议时，把礼部的谥议往桌上一放，说：“仁字当然好。
可仁字能涵盖官家的一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