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文革生活
还没完全适应哈密的生活，“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哈密文革开始的时间要比别的地方晚一些，我就成造反派了。当时二建的经理叫杜常名，我们家属就一块儿批斗他，用洋灰袋子糊衣服糊帽子，给人戴很高的高帽，写小字报，这叫“专政队”。主要找单位的领导，因为不解气，他们是二建的头，是他们领导这批人到新疆来，宣传时形容的很好，到了这就都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说话不算数，相当于把我们骗了，那会就是人斗人。
刚开始的时候，单位还给派活，派活我们就去，不派我们就不去。晚上就学习一些文件，打饭的时候都得背《毛主席语录》，背不下来就不让吃饭。当时我们家里也挺热闹的，我是“造反派”，大女儿是“保皇派”，观点不一样，一到家，互相看到就吵架。后来大女儿找了一个造反派的男朋友，她也就成了造反派。但是其实有很多家庭都因为观点不同破裂了，我们院里就有小两口是这样，文革结束后他们都没有恢复。
慢慢的开始武斗，我就害怕了。哈密有一个很高的象塔，两派常去那辩论。有一次去了很多人，刚要开始开会，“保皇派”就开始从象塔上往下扔石头砖块，底下的人什么都不知道，一看这样都慌了，赶紧跑，但是人太多，根本跑不动，有跌倒的，有绊倒的人，脚底下都是人，一层一层，都是在人的身上踩着跑出来的。
我大闺女那天也去了，跑的过程中丢了鞋，为了回去捡丢掉的鞋，把胳膊砸伤了。后来四女儿说，她和邻居晓兰，还有晓兰的爸爸开车去接二建开会的这些人，刚到，她爸一看不对劲连车都没停就往回开，那就有爬上车的了。其实就是两派斗争，这边以为是开会，那边早就准备好了，我们不知道就都去了，那次没少死人，真是闹得太凶了。
当时二建是以造反派为主，哈铁是以保皇派为主，这两个单位经常打。我们称哈铁为“红铁”，他们很厉害，有一段时间还要炸平二建。二建院里的人都跑了搬走了，我们就到西河坝，在那找了一家，避难，但房东的儿子是保皇派，我们不敢说是二建的，怕他去通风报信，被人家抓走。在那担惊受怕的住了一段时间就搬走了，搬到我大闺女的同学孔凤澜家，她家里也五六个孩子，我们这十几个人就住在他们家里，那会都是这么住着。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能听见枪声，害怕进来子弹，站在柱子后面躲着，窗户也都封上，就留一个小眼。
学校也受到了影响，孩子们也上不了学。大女儿初中没毕业就出来工作，她老师还是不舍得，想让她继续读书。要是那时能有一个好点的社会环境，大女儿肯定会很有出息。我记得她上班是在哈密的亚马索，武斗很厉害的时候，她的同事也是我们老乡，把她带回河南躲了一阵子，大儿子六年级后就没有上学了。
二建有六二兵团，很厉害，“红铁”也很厉害，他们都有武器，闹得特别的凶。拿着红缨枪，甚至枪炮都用上了，院子里都是炮砸出来的一个个的坑。还有炒炸药的，都是上级下达的命令，我们一个邻居就干过，中途炸了一次，把脸炸伤了，他还在大院里经常逗孩子们玩，小孩看着他害怕，他还故意追着吓唬他们。
“红铁”来的时候就像日本扫荡似的，把车开到二建的院里，让我们排队在墙边投降，除了小男孩，到处抓成年的男人。我家老头子（韩满贵）钻到女人堆里躲着，都被找出来了。他们就想抓“头头”，我们这边头头（领导）叫范振山，后来成了我的大女婿，其实早就跳墙跑了。保护造反派的古锦台（音）躺在门口挡着不让人家走，“红铁”就把她扔沟里了，因为这还住了一段时间院。去看她都不敢正大光明的，都是晚上偷偷的去看。
集体疯狂的时代，有很多无辜的人都遭殃了。哈密有一个楼上住的都是外地的学生，后来把楼都给炸了，那次死了很多学生，我们单位的人赶紧去救人，因为救人还死了两个，都埋到我们院子里，他们成了烈士。
人人都在斗争，工作、学习都乱了，单位停产，学校停课，但是生活上还是可以基本保障。二建虽然停产了，可家底厚，还按时发工资。十年没有工作还能吃饭，会计都是冒着“枪林弹雨”取钱给工人发工资。
即使有钱，粮食、油一样都不好买。买肉罐头，吃黑油。炒菜的时候，就拿勺子舀一点呛呛锅。每次蒸白馍都要挂得很高，防着孩子偷吃。小儿子那时候馋，即便挂得很高的白馍，他都可以椅子摞椅子，架得很高，拿下来藏起来一两个。有时候还能从装布头的小包里找到，可见吃上纯白面的东西是多么的不容易，就更不要想其他的零食了。
哈密那个地方没有面包，糖块是黑的，饼干也咬不动。记得有次去亲戚家，给了一块很硬的面包，根本咬不动，小儿子以为那样的就是面包，后来才知道面包是软的。这些可能是现在的小孩不吃的东西，那时候都抢着吃。供应的白糖也要藏起来，东西要是不锁不藏就没了.但是过年的时候要比以前好一些，可以炖肉，穿新衣服。
新衣服对家里小的孩子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按人口定量分，布票根本不够用，都是先给大的孩子做，年纪小的就穿剩下的，就因为这个，小的总是闹意见，但在那个年代这几乎是约定俗成的了。给小个的就拿大方巾做衣服，长大了她们就不愿意穿了。我做衣服手艺不精，裤腰特别肥，棉袄都是蹶着的。大女儿和二女儿会做了，而且比我做得好，我就让她们做。
家里的孩子也跟着我吃了不少苦。放学回来要做家务，还要捡煤球，捡布，去职工宿舍捡破衣服拿回来做鞋，懂事了的孩子们也都很心疼父母。
在“文革”末期，就慢慢的恢复正常生活了。单位刚恢复，他爸就天天去车间报到，他是党员，别人不去的时候他也去，徒弟对他就有意见，但他这一辈子对党都是很忠诚。那时候，我继续干临时工，装砖、筛沙子、砸石子、开山。不管有多危险，或是有多累都是照样干。砸石子还要把石子分大八厘米，小八厘米，按公斤算钱，就拿锤子天天砸，弄的屋子是乌烟瘴气的。很大的石头，拿铁拍子慢慢一点点的砸，最后都砸成小块了。其他家属都夸我，那么大的石头都能砸出来，当时就是为挣钱。
怕家里有事耽误干活，还总能多攒出来一些，但单位不让多攒，就老是涨，从12斤到24斤，最后到一天50斤。领导开会就说：看看是你砸的快还是我的笔杆子动的快。就算是那样，最后还是能多攒出来，为了过日子我不怕花力气。后来砸石头不行了就种地，种麦子、谷子、黄瓜，什么都有，车不够用我就去赶毛驴车赚钱。记得有个看毛驴的牛爷爷，他专门给毛驴喂草，一辈子也没有结婚。
这一段时间，孩子的干老姨生活得一般，她干不了体力活，就去托儿所干活，但是工分低，我挣八分她就七分。她的针线活却比我好，老四结婚的棉袄都是她给做的。她人缘好，总是有串门的。文革刚结束她就烫头发，特别的讲究，当时可是没有烫头的。好不容易给了七块钱补贴，她不管孩子能吃饱还是吃不饱，自己就先买一双小皮鞋。
乌鲁木齐的新生活
我还打过土块。当时每天定12块，后来又涨到20块，砸得快涨得也快，后来就改一天打50块了。我们家人多干的活就多，孩子们也都跟我一块干。不行了又打大土坯子，把泥和熟，照着模具一个一个的打。这个是按块算钱，刚开始一天是12块，结果我们还是能多打一些，还能攒出来。有时分配去种地，说实话我不爱种地，因为种地耗时间，愿意干计件这样的活，就想多挣点工分。上午干活，下午到家属科分菜，到年底的时候分200块钱，我就买了一个大手表，挺洋气的。现在老了，但是干活还不服年轻人，其实就是不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