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之后生的大儿子，叫韩永成，坐月子正好赶上麦秋，农忙的时候，月子也不能做。当时还是二姐伺候了几天，我娘伺候了几天，后来家里都有事就走了。生大儿子的时候他爸爸也不在家，那时生孩子，他回家是不可能的。婆家有二亩地，都是孩子的二大爷帮着种。我主要种娘家的地，那时候就种一些麦子，也就收二斗粮，二亩地收了四五十斤粮食，收成也不怎么样。
大儿子在不到两岁的时候，身体不好，总是生病，那会还不会走。出麻疹、感冒，体质比较弱。以前有中医，都是让中医看，告诉吃什么药，自己去找，自己刨去。弄点苇子根熬点水喝，这些都是土办法，有时候还弄一些树芽，喝完了病就好了，还都挺管事。我记得六几年的时候，到哈密的时候还弄了，好像也是出麻疹。
后来听说北京的医生在我们老家那开了一个门诊，当时在家看病也总是看不好，就说去那看看。记得是他二大爷家的哥哥牵着毛驴带我们去的，人家看完，后来吃了药就都好了。
老三是姑娘，叫韩素英，是二闺女，1955年10月出生的，阴历是八月份，也是过大秋的时候。生老三的时候不好生，她身体倒没什么事，就是她哥哥小时候身体不太好。我母亲那会身体挺好，她照顾孩子，我上地干活，老大会走了，抱老三领着老二，这仨孩子的名字都是姥姥给起的。那时候挺受罪，晚上睡觉，她爸爸不在家，大女儿在脚底下睡，没那么多被子也怕她一个人给冻着，我这一边一个。晚上有时候还闹，这个尿了，那个要吃奶。那时候就是晚上伺候孩子，白天出去干活。
过去就是这样，孩子都是挨肩的。说到生孩子，那时每家都会生很多个小孩，还有很多活不下来，不像现在这么金贵。孩子的衣服，鞋全是姥姥做，我就会干体力活。那会就是有奶吃奶，没有就吃小米稀粥，小米汤，搁点儿红糖喂他们吃。这几个孩子比较好带，都比较听话。
身体好是我的优点，生了孩子还要干活，都挺好，没怎么生过病。要是生病，难受的时候也得去地里干活，像感冒这样的小病就根本不在乎，照样干。我娘的身体也还行，但干不了累活，还青光眼，只能帮着我哄哄孩子，做做饭。这三个孩子长大了跟姥姥感情都挺好，尤其是大女儿跟姥姥最亲。
短暂的北京生活
老三1岁多的时候，正好是“土地改革”每家每户都得按时去干活，按工分分粮食。他爸爸在外面，家里三个孩子又小，我也种不了地，也挣不到工分，一到开会就点我、批评我。总说我“不是劳动的粮食你能吃吗”。有人帮着看孩子，我就能挣几个工分，要是没人看，一个也挣不了。
到秋天的时候我娘也忙，也不能总帮我看孩子。有时候就大的看小的，老大老二照顾老三。有一回让她们看着老三，下午我就上地了，回来我问孩子哭了吗，她们说没有。我一看，他们被子摞被子，把老三压底下。小孩睡醒看不见我就哭，转着圈在这些被子底下动，哭累了再睡，眼泪都哭干了。被子盖上了哭也听不见，老大也就几岁，光顾玩儿了。
那也没办法，有时我就这么去干活。赶巧了，我大哥来看我，一进院子都是小孩，当时院子里有一个大缸，有半缸多水，我大儿子渴了去喝水，结果就栽进去了，上面就剩两个脚，我哥赶紧把他拉出来，要不是我哥去他就淹死了，我都没有空看孩子。一看这样不行，我哥就劝我去找孩子他爸。那是1955年秋天，逼得我没有办法了，就来了北京，当时孩子他爸在北京的华北后勤部工作。
我去北京之前也没有写信给他，就自己带着孩子过来了。拿着她爸爸的工作地址，好像是北京市永定门，还有一个邻居，她的老头和我们家的是一个单位。下车以后，坐什么车也不知道，就打了一个车，从农村出来啥都不知道，怕被骗，我们找不到人就不下车。到了他们单位，还不敢下车，司机没办法，就进单位里把我们孩子大爷找出来，孩子大爷出来了，我们看见人了才下了车。后来他大爷领我们到长兴店，孩子他爸爸就在那儿工作。
他爸的工作就是在后勤部管加工木门木窗。我们在北京住的是土房子，大概也就5、6平米，他爸爸平时不在家，就是我和孩子共四口人。那会生活就比在河南老家强点了，按人头定量分粮食，一个月一人24斤粮，她大爷在行政科，帮忙把户口转成北京的了，要不然连这个粮食都没有。其实这样也吃不饱，没事我就领孩子去农村捡杂粮，像谷子、黄豆，还会挖点野菜。有一阵子白天看着孩子，晚上去挖马陵菜，弄一筐回来，掺一些面做菜团子，面太少容易撒，就凑合捏到一起，勉强填饱肚子。在那住了两三个月，待着也不踏实，我就回了趟老家看看我娘。那时我娘身体不错，我们家就我一个闺女，她总是想我，我自己也带不了三个孩子，就把大女儿留下了。后来我就领着大儿子和二女儿又回来了。
至今回味的天津生活
我们回来之后没多长时间，他爸就调到天津四建了。我们一家又都搬到天津。到天津还是没有房子，在裕兴府（音）租房住，在那个很矮、坐在炕上就直不起身子的厨房里住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爸爸不在家时很害怕的，因为家里连门都没有，晚上就拿板子顶上凑合。
到了那也吃不饱，还是凑合着过。后来这三个孩子都是在天津生的，天津的户口，当时是按户口分粮食。那时候一个月好像是32斤粮食，壮工48斤，成人最少有28斤，学生小孩10斤，一年涨一斤，一般到上初中就涨到12斤了，那时候干体力活的粮食就多一些。尽管这样，还是吃不饱，无奈之下我天天背着孩子去捡粮食。怕被人家看到不让捡，就弄一个小口袋系腰上，袋子里顶多也就能装一公斤左右，这样不容易被人家发现，都是为了吃饱想出来的辄。
不到一年，单位的房子分下来了。在那个住房紧张的年代，三家住在一套房子里，每家住其中的一间屋子，共用一个厨房，还有一个不封闭的阳台，在当时就算相当不错的条件了。我们家住的是三楼，一边一套，每套住三家，中间有一间没有厨房，等于一层七家。即使搬了新家，屋子里依旧没有像样的家具，只有一个大炕。
搬到楼上的那年年底，老四，也就是我的三女儿素萍出生了。生老四的时候不让找接生婆了，要求去医院，或是把医生接到家里来，生孩子的脐带不能动，必须等医生来给你剪，不是正规医生接生的不给上户口，得有证明。我记得很清楚，好像是早晨四点多的时候觉得难受，家人赶紧去找医生，医生没有来我就生了，前后也就不到一个小时。
其实我很想出去上班，多赚点钱，让孩子们过得好些。但是孩子小，我只能在家照顾孩子，就这样，我也不闲着，还给人纳鞋底子，撮绳子，卖几毛钱补贴家用。我大闺女跟着姥姥，在老四出生前就到天津了。大闺女手巧，她也跟我学撮绳子、纳鞋底。刚从河南回来时，我大闺女经常闹脾气，因为我当时特别宠爱儿子，总是偷着给儿子饼子吃。大女儿和二女儿总提意见，提了我也不理她们。那时候都定量，小男孩也是吃得多一些，就多给点。我娘来了以后看孩子，我就能出去干活，去街道、钢厂，一天挣几毛钱。
我的小儿子是1960年生的，跟老四差一岁多点。他原来叫韩富成，“文革”期间忌讳与资产阶级有关的一切，就改了叫建立。他吃奶吃得好，身体挺壮，每个月还给他喝一袋藕粉，再吃点饼干。他小时候胖，小名叫二胖，50岁了也改不了。在哈密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来找韩建立，到院里打听，谁也不知道，一说二胖就都知道了。这个小儿子特别馋，干大姨干老姨都疼，经常给好吃的。那时粗粮多，细粮少，遇到粗粮的就少吃，遇到细粮就多吃，还偷偷藏白馍，现在他也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