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离世使我们这个家庭失去了依靠。母亲一人辛苦教导我和姐姐，抚养我们长大成人。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一直任劳任怨，把全部的关怀和爱都给予了我们姐弟，将她的一生奉献给了我们这个家。她对我的付出与爱护，我始终铭记在心，片刻不敢忘。
如今，我的母亲已值耋耄之年。虽然身体状况尚佳，但也已经耳聋眼花。因为母亲没有文化，写字她也不认识，故而在与人交流方面存在很大障碍。但我们母子感情深厚，凭借一些手势、说话的口型，就能明白彼此的心意。每日清晨，我都会给她买些喜欢吃的水果和点心，保证每日做一顿她喜欢的饭菜。
由于工作的缘故，我时常要在全国各地演出，应酬也比较多。每次出行前，我都会把食物、家用物品准备齐全，再邀姐姐来照顾她，这样我才能安心。母亲年轻时好浅酌，为此，我家中还常备酒水。出于母亲健康方面的考虑，现在我会限制她饮酒。这有时会惹得她不高兴，可我认为这才是对母亲真正的爱护，孝顺但不愚从。
1994年，我和姐姐商玉英（右）带着母亲刘桂珍（中）在天坛公园
在农村，家中长辈从不指望出嫁的女孩赡养，而作为家中独子，赡养母亲是我理所应当的责任。姐姐平日里对母亲照顾有加，这是她的一片拳拳孝心，是她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报答。这也是我们家庭文化的影响。但我并不苛求姐姐。在我心里，我始终认为自己是唯一要对母亲负责任的人，善待孝顺她，为她养老送终，这本就是我应承担的责任，我也竭尽所能做到最好。
2009年，朋友们一起为我母亲贺90大寿，前排中间精神矍铄的白发老人就是我的母亲
一生风雨辗转，母亲为了我们姐弟与艰难的命运斗争，将我们完好地庇护在她温暖的羽翼下。如今，我们这些儿女已经长大，是我们该回报她的时候了。我会利用所有的力量和拼搏多年所获得的财富赡养母亲，让她能够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不用为儿女们的生活担心、操劳。
“铁姑娘”姐姐
我的姐姐名为商玉英，长我4岁，生于1953年。
早年受父亲的教导，姐姐也一直接受学校的文化教育。直到1970年父亲去世，仅读小学五年级的姐姐无奈辍学在家，帮助母亲操劳支撑我们这个家。
母亲曾裹小脚，虽然后来放开了，但依然伤到了骨头，无法负担生产队里的劳动。于是，作为家里最大的孩子，姐姐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在生产队和许多大人一起出工、干活，挣工分。我那时年幼，放学或放假的时候会帮助家里干些活，生产队的工作也参与过，但只是除草、间苗、施肥，秋收时亦能帮忙收割谷物，干不了更繁重的重活，只勉强算半个劳动力。可即使这些零碎的工作也使我十分疲惫，更遑论那仅长我4岁的姐姐，她又是承担了多少辛劳啊！
20世纪50年代，父母与姐姐合照，此时我未出生
十几岁时和姐姐合照
姐姐自辍学后，开始作为大人独当一面。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姐姐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因为我们家根红苗正，做事深得老百姓的信任，她先后担任过大队的妇联主任、民兵连长、会计、团干部。
“文化大革命”时期，姐姐经常随同工作组出去外调。“学大寨”的时候，山西昔阳有个“铁姑娘队”，是全国学习的对象，姐姐更被选为我们村“铁姑娘队”的队长。这些都是她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优秀品质换来的。虽然姐姐未能接受更高级的知识教育，但是她的努力换来了别人的尊重，她的品格换来了别人的认可。她是绝对值得我骄傲的姐姐，是个当之无愧的“铁姑娘”！
我和姐夫徐国恩（右）在石湖根家里的菜园中合影
由于姐姐在大队的工作表现优异，1975年，她被推荐到位于永定门的北京一商局工作，由此，姐姐开始正式在城市工作了。后来和北京无线电仪器厂的徐国恩结婚，两人育有一女徐菲。
姐姐生性好强，从不服输。在工作上的表现一直很出色，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如今她已经退休，平日里和她的亲家母分工照顾她的外孙。闲来无事，姐姐也养着些猫、狗、鱼之类的小动物，很有爱心。
我工作繁忙，平日里我们姐弟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只逢年过节可以看望下彼此，但我们之间的姐弟情却无须过多的言语来表达。姐姐对我的工作很支持。能够从事扮演毛主席特型演员的工作，姐姐十分赞同。一方面，她内心也有一种对领袖的热爱；另一方面，更有对我这个弟弟的关心和关爱在里面。几年前，姐姐和我提及过，她曾梦见我们老家升起了一个特别大的太阳，太阳里面露出了毛主席的面孔。做梦时姐姐还觉得很蹊跷，但梦醒后明白，这不就是在象征我的演艺事业么！她始终认为我的选择和这个梦有所关联，对我的工作也更加支持。
为此，虽然姐姐本身身体状况并不太好，但只要我演出在外的时候，她都主动帮我照顾独自在家生活的老母亲。这就是对我无言的支持，也是对我最大的帮助。姐姐对母亲的照料了却了我的后顾之忧，让我能够专心工作，专心发展我的表演事业。我真心感谢姐姐对我的付出与关怀！
严格培养好儿子
我的儿子商亮出生于1980年。
母亲、我，以及儿子商亮三代人合照，彼时儿子三四岁
由于我早期从事教师这项工作，对于孩子的教育和培养颇为重视，对待儿子采取刚柔并济的教育方法。
我疼爱我的儿子。幼时我主动接送他上幼儿园，后来我离开密云来到北京工作，距离稍远，便时常写信给他，空闲时也会专程回密云探望他。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无论我工作再忙，业务再多，每次他重要的升学考试，我都会回到密云，陪在他身边，和他一同走过那段最紧张的日子。而在和前妻离婚后，为了弥补我对儿子的亏欠，我尽力为他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也会在物质上满足他的要求。但我并不因此对他一味纵容，也会教育他不要乱花钱。
帅气的小海军，儿子小学时的合照
疼爱但不溺爱，这是我对儿子的教育方式。八零后的孩子多是独生子女，家中长辈溺爱者众，但我则不然。身为一名老师，我自儿子幼时便对他严格要求。在儿时即启发他的思维，在道德上约束他，教育他“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我家里，儿子五六岁的时候便懂得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做些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洗手绢、洗袜子、扫地等。七八岁的时候我又开始教他做饭，毕竟谁也不知道他将来会面对何种生存环境，基本的生存能力是必需的。在学习上，老师布置的作业要率先完成，然后才能做其它事情；学习之余还要加强自我学习，多学、多看。
记得1992年我还在政府工作的时候，儿子对我说放假后无事可做，我提议让他自己学些赚钱的本事。当时他小学还没有毕业，我找来车子和木箱，木箱里装上冷饮，带他上街贩卖。有的同事见此情景，便诧异地问我：“你怎么带着孩子上街去卖冷饮了？”我回答：“不是以赚钱为目的，是让孩子感受一下赚钱的艰难。”初时，我陪他一起到密云比较繁华的东大街卖冷饮。一两次之后，他就能够独立叫卖了。整个暑假卖冷饮大概赚了二三百元，我都交给他自己管理，毕竟这是他辛苦劳动所得。那时，虽然儿子被炙热的阳光晒得黝黑，但他心里很高兴，而我也达到了教育儿子独立生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