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7年7月26日，我出生在山东烟台福山区的一个小山村。在我年仅6岁时，父亲因病离世，母亲带着我和姐姐挺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上不起学，我就偷偷混进教室坐在后边听老师讲；吃不饱饭，我就四处挖野菜，到山里采蒿子编成蒿绳拿去卖。无论如何困苦，我都坚持学习知识，期待有一天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后来我追随哥哥到天津求学，又去北京读书一年有余，终于被青海省湟中县法院录用，有了一份自己的工作。能挣钱报答我的母亲，也是我当时的幸福。
在青海，我遇到了我的终生伴侣，有了自己的孩子。大儿子因意外失聪，是我这一生最愧疚的事情，但是我仍然觉得自己是幸福的。
我工作几十年，曾下乡参与社会主义教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认定为“保皇派”，也曾受领导赏识深受器重，代表全县妇女参加“全国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阴霾与黑暗、荣耀与光辉的岁月，我都坦然走过。但是在1989年一个令人悲痛欲绝的日子里，我的爱人离我而去。幸福像是被扯断线的风筝，渐飞渐远。
退休近二十年，我终于慢慢想明白：幸福就是珍惜当下，拥有即是幸福。不管未来怎样，我曾经幸福，也会一直幸福下去。
我的童年记忆
我出生在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 的臧家村，我的家乡是一个景色非常美丽的地方，就在渤海边上，离韩国很近。1953年，也就是16岁时我就离开了家乡。这么多年过去了，老家的亲人也大都离开了烟台，我没什么牵挂，因此没有回过几次老家，对家乡的记忆也逐渐模糊了。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臧家村
小时候在臧家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过年的情景了，那是一年中最高兴的时候。那时我们大年初一在自己家过年，大年初二全都去外祖母家，我的姨妈、舅舅、表姐妹、表兄弟们都会去。姨妈们带的礼品是蒸好的馒头，馒头上还嵌着红枣，表达农村人期望来年能够红红火火的美好愿望。他们也会带些用白面做的“鱼果子糕点”和用面做的莲子做礼品。有时候外祖父还会买点苹果、梨之类的水果，先拿来祭拜祖先，最后就被我们几个孩子起哄抢光了。
当时外祖母已经去世，外祖父与小舅妈住在一起。外祖父做事特别细心，什么都为大家考虑到了。每年大年初二，外祖父都要按姨妈们住家的远近，分别接回她们——先接三姨妈，次接我妈，再接四姨妈、五姨妈，最后接我大姨妈。只要过年时候大家能聚在一起，他都特别开心。他还会给我们几个孩子提前准备好压岁钱，祭拜完祖先后，我们会轮流给外祖父磕头祝福，他就把压岁钱给我们。那时人们生活得都很穷，给我们的也很少。
1956年母亲（左）与四姨（右）、表弟王培堯（大舅王思崇之子）合影
白天时大人们都坐到一块聊天，我们几个孩子就和外祖父一起看戏去了。正月时，农村都会有戏班子来演戏，挺热闹的。中午时候会做满满一桌子菜，大人们吃一桌，我们小孩吃一桌，那是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顿饭。吃完后，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回自己家。每年过年后全家人都会在外祖母家聚一次，有时候中秋节也会聚，但人就没有那么全。聚会主要根据各家的情况，没有规定的时间。
我6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因为那时年纪小，对父亲的记忆并不很深，只记得父亲个子很高，特别勤劳，身体也很好。父亲常年在新疆等地打工，有时也给家乡的地主家打工，每天都要下地干活，偶尔也会接一些私活，挣钱来养家糊口。我记事时我哥哥已经外出打工了，做私活的时候我父亲身边也没有人能够帮他。后来因为帮别人盖房子，天气冷不小心就感冒发烧了，当时家里没有什么有营养的食物可以吃，也可能是吃错了药，父亲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我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他的去世对我们家来说，就像是天塌了一样。我母亲一个小脚女人带着我和姐姐相依为命，那时候我姐姐12岁，我才6岁。父亲去世后，因为家里穷，我们连棺材和寿衣都买不起，只好四处找亲戚朋友帮忙，想办法解决父亲的后事。后来母亲从我外祖父那里要来了一身衣服和鞋，可棺材是不可能要来的。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把家里一个很旧的大衣柜当作棺材将就着把我父亲下葬了。那段时间，全家一直沉浸在悲痛的气氛中，尤其是母亲，我好几次看到她半夜醒来哭。我和姐姐看到母亲哭，也忍不住跟着哭。而母亲悲伤过度时，还会跑出去不见踪影，我跟姐姐只能到处去找，常在我父亲的坟前找到她。
我的童年记忆
父亲去世后，我们的生活更加艰辛了。因为母亲很早就缠了小脚，在田地里干活很不方便，我和姐姐年纪尚幼，哥哥又在外地打工，舅舅、外祖父、表哥就会帮着我们家种地。我们家的田地很贫瘠，只能种白薯、玉米之类的粗粮，我们每天就以此为食。可尽管这样也经常食不果腹，我和姐姐只好再去挖些野菜来吃。实在不够吃了，外祖父、舅舅姨妈们也会支援我们一些粮食。虽然日子过得这样苦，但是我母亲从来没有动过改嫁的念头，她只想一个人撑起这个家，把我和姐姐抚养大。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当地进行了“土改” 。“土改”分地以后，我们家得到了一亩（1亩=666平方米）多较好的土地，家里生活也变得略微好过一点，虽然吃的还是玉米谷面、白薯面，不过基本上全家人都可以吃饱饭了。
母亲王志（1959年）
母亲身体也不是特别好，一直有家族遗传的哮喘病，感冒、劳累过度时就会犯，喘得特别厉害。因为没钱治病，加上一直在操劳，所以母亲的病始终没有好。尤其在“土改”后分了土地，地里的活更重了。后来姐姐结婚了，我也去上学了，母亲一个人干不过来活，有时候会找村里的一些青壮男人帮我们家做一些农活。都是一个村里的，而且父亲生前人缘很好，大家也乐意帮我们一把。但是没想到一些闲言闲语也多了起来，说得很难听，让我母亲觉得很难为情，她还因此在我面前哭过好几回。因为这个原因，母亲就把我外祖父接到我们家，和我们一起生活。
家里的一亩多地种了一些玉米、白薯、黄豆、高粱、花生。各类粮食都种了一点，如果偶尔能剩下一些粮食，我们也会卖掉换钱。当时地里都是姐姐和母亲在干活。姐姐没有上学，也不愿意上学，可能是因为去过学校后发现老师特别凶，害怕挨打就死活不愿意去了。不过我姐姐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家里几乎所有的活都是我姐姐干的，里里外外她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我姐姐也很积极，后来还入了党，村里老老少少都很喜欢她。
外祖父原来是和我舅舅他们住在河北村，在我们臧家村东北边。那时我姐姐已经18岁了，刚刚结婚不久，家里的活很多都是我来做，我也开始承担起家里的一些责任了。外祖父来了，但他双眼失明，并不是来帮助我们干活的，反而还需要我们伺候。
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苦，钱也不够花。家里养了一些鸡，母亲舍不得让我们吃，把鸡蛋积攒下来卖点钱，用来买一些生活必需品。连食用油都是用母亲自己种的花生榨的，能省钱的地方都尽量省。有时候外祖父也会带我去海边抓些小虾和小螃蟹，然后我母亲将这些小虾和小螃蟹做成虾酱，我们用虾酱当菜就饭吃。四姨家有一个菜园子，我们家没菜吃的时候，她还会给我们送一些菜来。我和我姐姐的衣服，基本上是亲戚朋友们给的。我三姨家情况稍好一点，有时会给我买几件新衣服。我自己也经常想一些办法挣钱买衣服，比如到山里采蒿子，编成蒿绳拿到集市上卖。我会用赚来的钱买上几尺布，让母亲用手工做成衣服，留着过年穿，平时基本还是穿别人给的旧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