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五的端午节，家乡人都要自己包粽子。那个年代还没有江米，我们用家中其它的粮食与别人交换他们不种的黍子，用黍子包粽子。每次都包出好多，然后各家互相赠送，除亲戚、邻居，我们还会给老师送过去些。每逢节日，学校的老师会收到很多的粽子，他们两三人吃不了这么多，最后还是我们这群学生帮忙一起吃。
八月十五人团圆，中秋节是人们十分重视的一个传统节日。那时又恰逢秋收，村民们还当丰收节一般庆祝。哪怕当年收成并不理想，这个节日也是少不了的。生产队里宰羊，家中也要买些猪肉，准备些美味的食物来庆祝。
毫无疑问，最隆重的必然是春节。每年腊月廿三以后，节日的气氛逐渐浓郁了，家家都在风风火火地准备过年的年货。家家宰猪杀羊，有些人家不养牲畜，就到公社的收购组买现成的猪肉，只是那时买肉受限制，每人过节时可以分到三五斤的肉票。
最期盼过节的要数我们这群孩子了。旧时生活贫困，平素也吃不到什么好吃的食物。相比较之下，我家的条件还算不错，零星可见些肉。可即便这样，家里养的几只老母鸡也都是用来下蛋的，平日里谁也舍不得把它下锅煲汤。因此，每年过节的时候是我们开荤的大好时机，人人都盼着。过去过节，我家都是三十早上吃饸饹。这个饸饹是用榆树皮和各种谷物混合制成的，和现在的做法不同——扒下来的榆树皮是黏的，我们用碾子把它碾成粉末，混在高粱米、玉米面、小米里，压成饸饹吃。三十晚上吃些炖肉、豆腐之类的已属不易，更不敢奢望鱼类等海产品了。三十晚上还要包饺子，待到大年初一一早，家人团圆在一起吃饺子，这是直到现在都必不可少的传统。
春节时，还有写春联的习俗。那时文化人少，早先全村所有的春联都是我父亲执笔。后来父亲去世，这写春联的传统就由我继续发扬下去了。待到真正进入正月，鞭炮雷动，场面十分热闹。村里的乡亲们互相走访，挨家挨户去串亲拜年。家境好些的给孩子些压岁钱，贫困些的拿出点心意思一下，重要的是那份心意。
这些童年的记忆如今早已无处可寻，但我仍然将它们保存在心里，时常回味，也是一件人生乐事。
政治运动影响下的小学时光
我的家乡没有幼儿园，因此幼时多是放纵地随便玩耍。待到1964年，我已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送我到了隔壁的石湖根小学读书。但我在学校的学习不同于其他人，生长于和我同时代的人或许明白——那段时间里，我们国家政治运动不断渗入学校，使得我的小学时光也充满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1963年，“四清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最开始表现为批判“三家村”。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个感情色彩很浓的人。我犹记得，他用异常凝重的语气向我们传达——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破坏分子。他们的行为是在向党进攻，危害我们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成果。那语气仿佛真是我们国家出现了一些罪无可恕的大恶人一般。我那时年幼，也不懂得这些。其实，我们的老师也是从书本、广播中听来这些消息，具体情况如何，谁也难以分辨。但在当时，老师的话还是让我颇为信服的。
记得我上学初，最开始学习的篇目就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课上，老师先做示范，然后带着我们全班一起大声朗读。我最先学习书写的也是这些字。甚至于我们学习的数学题都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如学大寨开发大寨田，粮食亩产多少之类的问题。我们所学知识都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我们的课本就像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是对当时情况的一种反映。
小学二年级时，即1966年，社会上大肆开展“破四旧”活动，同时，喧嚣10年的“文化大革命”也悄然拉开序幕。有人称我们学习的课本里有许多修正主义的大毒草。于是，我们所用的书本全部收回，改为学习《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的诸多诗词。我小时候，学习的科目还不像现在这般丰富，只有基础的算术和语文。可想而知，取消课本教学之后，毛主席的思想对我们直接、间接的教育有多么深远。
那时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都要佩戴毛主席像章，背诵《毛主席语录》等红宝书，还要“早请示，晚汇报”，但这一般都是在家里进行。在学校，我们主要就是背诵《毛主席语录》，唱语录歌。有些人背不下整本语录，对于这些人，老师也并不为难。但对我们这些优异的学生，老师则要求得十分严格。《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老三篇是我们的必修科目，老师要求我们一定要在几天之内背诵下来，否则不许回家。
除了正常的学校学习时间，每逢周末，有时也利用上课时间，学校组织我们去生产队“学农”。这实际是去参加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体验生活，也算是我们的另一种学习方式。而在我们劳动的同时，那些大字不识的农民则会去学校上课，忆苦思甜，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其间也会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并不那么无聊。
办板报、写大字报也是当时的一种特色。最初是我和其他几名同学帮助大队换板报，内容多是摘抄《毛主席语录》、中央最新指示，或是一些其它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内容。但我那时是纯粹帮忙写字的人，对于这场动荡期间的政治问题并没有深入理解。而办板报也有一点好处，就是练字。我的毛笔字写得有模有样，形如宋体字，与办板报时的锻炼不无关系。这也使得后来学校办板报，给村民们写对联等都成了我的工作。
其实仔细想来，“四清运动”期间，我们的学习并无太大改变。我只知道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语录》是最神圣的书籍，我们应该严格按照《毛主席语录》里的要求，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做好事。整个社会的要求与社会的进步本来就是同步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学习好《毛主席语录》，全面贯彻毛泽东思想，那才是最正确的表现。而我在此方面的出色表现还使我获得了“学毛选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这是对我个人努力学习的肯定。
除此之外，为了响应当时“破四旧，立四新”的说法，我们学生在工作队的影响下也积极地参加了进去。我们到各家各户去查看，过去的老黄历、书籍，或是瓷器上画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都属于“四旧”的范围，还有各种群众大会和游行活动。因为我们周遭都是山里的农村，地方情况相对简单，虽然我们也参加了这些运动，但是人们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多是走个形式。个别的时候也会有批斗会。人们将县里的领导押过来批斗，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个大牌子或是大石头，任由众人在下发言，批斗。我一个同学的母亲是地主出身。批斗他母亲的时候，大家还让他上台发言，当时我还对此表示不理解：“他怎么批斗他母亲呢？”但好在农村单纯，思想状况并不复杂，也鲜有激烈的流血事件发生。
那时还有许多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上级领导要求售货员和顾客在买东西时都要使用《毛主席语录》。比如我要去买个杯子，售货员对我说：“为人民服务。”我就要对上：“完全彻底。”使用毛泽东诗词对答的也有，如上说“春风杨柳万千条”，就要下对“六亿神州尽舜尧”。只有把口号回答正确了，双方才可以进行正常的买卖交易。此外，为了响应这种政治形式，当时还掀起了一阵改名字的风潮，村名、路名、人名等，各种不合时宜的名字都进行了更改。我们的语文老师李进财就是其中之一。有人对我们老师说：“你这个名字不行，带有‘封资修’色彩，要改！”于是，“李进财”便改名“李向东”，十分具有革命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