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40天的等待，40天虔诚的守护，丰恩终于从黑暗中迈着小腿，走向了属于爸爸妈妈的光明之中，看着那病床上炯炯有神的小眼睛，我泪流怅然，感谢天家的主，听到我最诚恳的祈祷与鸣谢。自此，我成为了最最虔诚的基督徒。
1974年，第二个小生命诞生了，起名李丽佳，意为“美丽的佳人”。后来改成了现在的这个“李莉嘉”的名字，其实我当时根据《圣经》里的那个叫作“利百加”美丽善良的女孩，想给女儿取这个名字的谐音。
1997年，女儿李莉嘉毕业时，全家福照片 李治良（后排左），黄环爱（前排中）
2004年，儿子李承恩（中）在中国台湾省台北文化大学毕业典礼时，与父李治良（右）、母黄环爱（左）留影
1981年，第三个小生命李承恩来到了这个美满的家庭，寓意“承认上帝的恩典”。
1984年，我们最小的孩子李福恩降生了。
这四个孩子的诞生，于环爱而言则是给予我最好的礼物，同时，这四个鲜活的小生命，也昭示着我人生的四个阶段。老大丰恩，我在从商；老二莉嘉，我在求学；老三承恩，我刚毕业；老四福恩，我则从医。四段平实的人生阶段，让我体会了四次新生的感觉，谢谢我四位可爱的小宝贝们！
她是我的支柱
1974年布匹行业的混乱状况真是一日三变，老实赚取差价的日子看似是要结束了，终究还是在一家老小的劝阻下，我结束了自家营许多年的布店生意。因为我在1968年就已经申请到了印尼国籍，也便意味着我随时可以去攻读医科大学了。在此同时，我的几朋友也商量好了似的一起催促我攻读大学，于是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环爱，她十分赞同我去雅加达攻读医科。此时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还刚刚结束布店的生意，家中的经济一下子失去了保障，我犹豫万分，但最终在妻子的鼓励下，变卖了布店的店面，凑了上学的费用，踏上了前往雅加达的征途。
我真得十分感谢妻子，是她一直鼓励我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期间家里的经济状况堪忧，我自己置身在外，家里的老老小小便都落在了环爱的肩上，虽然家里还有哥哥嫂嫂照料，但环爱的处境也是十分的不易。
1975年，李治良（后排右一）与大学同学在印尼雅加达的医学院宿舍合影
1979年，李治良（前排右二）在医院担任实习医生
寻常的人家做媳妇的，与公婆、哥哥嫂子的关系自是一大难题，之间的相处需要丈夫来从中调和，而此时我却远在他乡，这全要靠着环爱自己来周旋。她真得是一位难得的好妻子，从来不会对我抱怨家里的不是，反而在我不在家里的日子，把家里的一切都处理得妥妥当当。嫂子不会做饭，这一大家子的菜便需要环爱去负责，给予家人健康的营养和美味的菜肴，是件非常不易的事情。同时，家里扫地、做衣服的活计，环爱都也置办得十分妥帖，这一切都看在我父亲的眼里，他老人家原本就十分喜爱环爱，看到她为家里这般的劳累，尽心地服侍这一大家子的人，便待环爱如同己出。
但是环爱也着实值得父亲这般去做，她从来对于家里的事情没有发过半句的怨言，总是默默地守护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至于为什么选择去离家遥远的雅加达读书，是因为它是印尼的首都，在那里我有机会进入到印尼最好的学校，学到最先进的知识，享有最好的学习氛围。亏得我高中时代扎实的基础，结果是很顺利地就考入印尼最好最大的私立大学——印尼雅加达迪萨帝医科大学。
相对来说，国立大学的收费要比私立大学便宜得多，但当时印尼国立大学的“排华”势力特别强硬，那里对于民族的排斥性非常大，通常一个年级的不同种族的人常会产生矛盾。但是当时私立的迪萨帝医科大学华人非常多，学习氛围十分融洽，更重要的却是内在原因，我入学的年龄比同班同学要大10岁，而且在社会上多年的谋生，让我对于学校的环境确实不适应，我有家庭、孩子、婚姻，必须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才可以学好医科。同学们可以在闲暇之时去看戏、去玩，但我不可以，平时多半会在图书馆和书店寻到我的身影。10年的年龄差距，婚姻的坚强后盾，让我有了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但最重要的则是环爱与梦想的支撑。
实际的教学
印尼的最高学府当然要属国立大学，但问题其实就出在这里，国立的大学的薪水一般是由国家制定，老师拿取的佣金自然不如私立的大学高，所以一般教授身边会有两三个助教，国立大学的课程则由这些助教来负责。而这些教授则会到私立大学来教课，以赚取更高的报酬。在当时私立大学的教学质量会略胜一筹。
那个时候，医科类的大学每年都会有国家的统一考试，但是参加的学校只限于私立大学，国立大学是全部免考的，而且这其中私立大学的及格线要远高于国立大学，这种不公平的分数线一直被沿用着。其实统考都是由国立大学的老师出题的，但私立大学的基础普遍要好于国立大学。为了保住“国立”的招牌，免考是最好的方式。一般这些题目放到我们手里，全部闯过的概率是很高的，因为我们深知自身没有国家的强大后盾。
中国自古就有重教育的老传统，一家人为了“功名”二字让孩子秉烛夜读的故事举不胜举。在印尼的华人，当然也深受这个传统的影响。迪萨帝医科大学的华人学生通常要比当地的印尼学生的成绩更加优秀。华人学生每天都会不断地吸收新鲜的知识，甚至还会组成学习小组，每当碰到不懂的问题，就会三五成群地商讨起来，他们会很激烈地争论一个题目，而且不会糊里糊涂地就把问题放过去。每天在学习方面，华人学生会花费很长的时间，除了日常的生活必需，几乎都在捧着书本琢磨题目。而如果一个人弄懂了什么，也会把自己的心得分享给身边的人，这就是华人的团结。
在我们眼里，学习就是一件大伙一起“较劲”与“交流”的事情。
患难中有朋友在扶持
1974年，我变卖了布店，告别了父母妻儿，来到印尼首府雅加达求学医科，以为靠着父亲的接济便可以顺利完成学业，但令我想不到的是，父亲的生意在三年后突然急转直下，遭遇到他人生最大的低谷期。于是家中的现实状况让我清醒地认识到，不可以再继续读书，于是我决定休学回家帮助父亲挽回生意。
当我休学的决定被我的初中同学冯怀仲、蔡声杰知晓后，两人决定联手支持我每月的学费，顷刻间，我感到自己这狂风中的一叶扁舟在即将沉入海底时，却被两双温暖的大手拉住了下沉的趋势，继续在海浪中安稳地前行。
父亲的生意真的衰落了，家中的环爱便毅然撑起整个家用，日夜缝制童衣尔后沿街叫卖，但这仅仅能够使得一家老小填饱肚子，所以不能够每月再给予我一定的经济补助。但是环爱能够做到帮助我照顾家人，我就已经感到莫大的幸福了，此时在求学的道路上能够挨些饿又有何妨？那时，我渐渐地习惯了从一天两餐变为一天一餐，早餐的味道早已遗忘，有时在读书时实在忍受不住，就会用白开水填充一下空旷的肚子。我不敢对家里说出实情，但天下父母亲的爱子之心都是一样地深切，无微不至地询问，每过一段时间都会从家中寄些钱给我。拿着那沉甸甸的钱，心中的痛与爱在交织着折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