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二年级，我被选为系共青团的总支委员，社会工作也要做，学习又很繁重。那时候真是下了苦功夫，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学习上，舍不得浪费一分一秒，所以他们都叫我“拼命三郎”。这么紧张的学习状态，那社会工作怎么解决呢？于是我想到了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抓紧时间通知开会。因为大家都在食堂吃饭，于是我就一边端着碗吃饭，一边通知大家几点在哪儿开会。
学习真的就是勤奋加刻苦，就像爱迪生说的那样：“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有些同学的脑子特别灵，看一遍就记得了。我不聪明，那就多看多读，多花点时间。在人大，晚上熄灯都是统一的，不允许你晚睡觉。所以每天吃完晚饭之后，我就赶快上图书馆看书。图书馆条件比较好，看书光照亮，宿舍人多也吵。毕竟我这个上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对于这个少女时代就有的梦想，如今姗姗来迟，我怎么可能再虚度光阴，任它流逝呢？而且想到这是为了提高我的教师水平在努力，为了回报和感恩社会在拼搏，我就无怨无悔。
二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系的徐主任到苏联考察回来了，在商讨了当时苏联的工业经济专业的课程设置后，为我们重新排了课，把专业技术课这方面加强了，所以我们专业学习的方向比以前更偏重于技术，学了好多专业技术课。我记得很清楚，一门叫机械学，第二门叫机械原理和零件，第三门叫做机械设计，还有制图和认图，还有金相学，这些都是非常专业的课程。她想把我们培养成机械工业方面的专业管理人才，虽然不一定要你去设计机器，但一定要看得懂图，要知道在这个行业里应该怎么去管理。
当时偏重了技术方面，加强了技术学，所以相应地也要加强实际操作能力。我们学习了这些技术知识后，就到机械工厂里面去实习和操作，还去了天津第一机床厂去实习。车、铣、刨、磨——车床、铣床、刨床、钻床、磨床，还有镗床，每一样都得上去实习操作。那时候系主任说：“你们把这些都学会之后，不仅懂得了理论，而且实际操作也能够达到三级工的水平。”那时候同学们也都愿意学，都想多掌握点技术，所以这些课很适合学生的口味。
人大读研深造
1959年上半年，我们就开始去实习了。我和好朋友毛凤懋两个人被分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基本建设局去实习。我们实习时还跟基本建设局的同志一块出差，到东北地区的沈阳、大连去搞调查。调查之后，我们两人一块儿合作写了一篇文章《东北工业基地的充分利用和发展》，这篇文章后来还被学校收集在论文集里面。所以我和毛凤懋很要好，每年都有联系，现在他七十多岁了，年年还冬泳，还给我寄过他冬泳的照片。我的这个老友，还是那么积极乐观，精神抖擞。
我们完成实习后就毕业分配了。我们同学分配到全国各地，那个时候真是叫“一切听从党的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一次分配定终身”。譬如我有一个同学，叫吴映珠，她的爱人在福建，把她分配到山西省计委工作，她也去了，根本没有二话。好多人都是这样，和爱人分隔两地，但是连一点怨言都没有，为了国家建设什么都能够舍弃。
大学毕业之后，领导从学校二百多人里面挑选了八名毕业生继续读研，还有一名曾是国家煤炭部的一个干部，他是考进来的。其中三个女生都是我们班的，我们感情都很深，就像亲姐妹一样。她们两个加上四个男同学都分在企业管理专业，我和另外两个男同学学的是工业经济。
我们上研究生的这段时间，也是很有乐趣的。在大学里面学的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当时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里面的一些话，但是只引用了一些，到了研究生阶段，就要“厚基础”，要求把基础学扎实。
所以从1959年读研开始的一年里，要把三本《资本论》深读一遍。然后由老师做辅导报告，自己再去琢磨理解透彻，以便我们把经济理论基础打得更扎实。
深读《资本论》后，我翻来覆去地研究剩余价值理论，明白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到底为什么那么说。资本家说是他养活了工人，而实际上《资本论》里说工人养活资本家才是客观现实。因为资本家雇来的工人，工资是非常低的，只能勉强维持工人的日常生活开销，而工人所创造的价值，要远远大于他的工资，那么他创造的一大堆价值，是被谁无偿占有了呢？是资本家。
在一年级读研的时候，我埋头苦读《资本论》，并且在理论联系了实际之后，对政治经济学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可以说是受益匪浅。
1959年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们的系主任徐伟立下岗了。后来我才明白，“反右倾”开始了。徐主任只是实事求是地说了一下“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不足的地方，根本没有谈及其他，就受到了批判，说她“右倾”。让她来学习《资本论》，所以系主任就跟我们一起学习。一年多以后，我们又一起到北京郊区南岗洼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整风整社运动”，割资本主义尾巴。最后系主任跟我们学生睡在一个炕上，同吃同住。
到了1961年“七千人大会”时，一些人的“右倾”问题得以平反了。徐伟立也就恢复了系主任的职务。徐伟立主任跟我们的感情很深，大家同吃同住，还在同一个炕上睡过觉，所以对我们都很好。
她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而且人也很正直，从不说假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她也真心地把我们都当成自己的子女一样对待，帮助和支持我们。从她那里我们也受益良多。
1960年到1962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后两年，那时1个月只有2两肉，2两油，粮票是固定的一点儿，根本就吃不饱。我爱人那时吃得多，我就把粮票给他点儿，让他多吃点。可没想到自己的脸都浮肿起来了。
记得我们食堂里面吃的是真正的叶蛋白。就是把打下来的树叶发酵，这样叶子里就有点蛋白质，所以叫叶蛋白。然后跟玉米面和在一起，做成窝窝头，叫叶蛋白窝窝头，当时学校里都是这样充饥的。
我和爱人住在教工宿舍里时，我们的邻居给了我们几颗玉米种子，那时因为校园里有好多空地，所以我们就把它种在地里，后来就长出玉米来了，虽然只是几个老玉米，但是也一样可以充饥。每当想起那段艰辛的日子，都会让人心酸难过。
论文调查与毕业选择
1962年时，三年自然灾害终于挺过去了，也到了研究生写论文的时候。我们那时都有专门的导师，我的导师叫金挥，是工业经济教研室的主任，而且是留苏回来的副博士。
我当时选的题目是“机械工业专业化协作”，就是专业化和协作，所以我也要出去做现实调查。
我在确定了题目，做了开题报告，有了提纲后就出去调查，到济南、上海、杭州等很多大城市，去搞专业化与协作。所谓专业化协作就是工业或行业内部各部门和企业按专业进行的合理分工与合作。
我们原来在学校学的完全是书里的那一套，到了工厂就不一样了，它就是一个小社会，但有些设备花了很多钱去买回来就放在那里，用的次数不多，而别的企业需要这设备，但又没有钱去买，老是要借款和投资，这样国家资源就浪费了。如果把就近地区用得不多的设备固定在几个厂子里互相协作，就可节省资金，提高设备的利用率，同时也降低了产品的成本，提高了效率，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