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的论文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写的，这篇论文还得了优，我圆满地完成了在人大7年的学习生涯。经过7年的学习，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提高了理论基础，但惟一感到不足的就是实践得还不够。
快要毕业的时候，我们系的徐主任找到我讲：“你留校吧，我看了你的档案，在部队里当过教员，当得挺好的，而且有教书的经验，你就留下当老师吧。”
1962 年5月18 日，孙彤在人民大学
读研究生时的毕业照
我跟徐主任说：“我不是不愿意当老师，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当老师的，这其中有很大的乐趣。但是，我深深感到在人大的7年学习里，还是理论知识比较多，实践经验比较少。而在部队当数学老师的时候，只要知道数学理论就可以教，要是能结合实际就结合点。现在我是学的工业经济，却从来没有在工业部门干过，将来怎么能够教好学生呢？我需要补些实践的知识课，把理论和实践结合得更紧密些，等到在实践部门干了一段时间后，那时候您想要我，可以到单位来要我。”我就这样表达了我的想法。
她听完我的话后长叹一声：“哎，我要把你放出去了，要回来恐怕就难了。”我笑着说：“到时候您来要，我再写申请表示愿意回去，这样还是有可能的。”最后，徐主任还是答应了我的这个要求。
1958年的时候，国家计委下放了好多干部。我们毕业之时，他们正好也需要人手，在了解了我的相关情况后，国家计委就决定留下我。我也自此时起开始把大学和研究生共7年学习的专业理论知识与专业的实际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在我整整7年的学习期间，我没有辜负我的梦想，更没有辜负党和国家的培养。坚持不渝的信念让我持之以恒走完了7年求学的路程，7年里我坚韧不拔、始终如一，为的是能够有一天让我的心愿光荣绽放，我做到了。我能够勇敢地站起身来，奔赴祖国的建设中去，就像一个长大后回归母亲怀抱的孩子一样，现在，我终于可以为祖国效劳了。
虚心学习和感悟
进行华北地区的专业化协作大调查和大整顿时，有很多城市还有一些地方主义，所以我们就要说服地方。对于调查，我是抱着一种学习的心态，看领导和老同志们是怎么思考和处理一些矛盾的。在这3个月的调研中确实让我受益匪浅。
每当地方企业的人不理解专业化协作、不愿意配合时，领导们也不发火，也不跟他们辩解，先是耐着性子听企业说的理由是什么，然后再耐心和细致地向他们解释，让他们感觉这是很好的协作方式。所以我觉得领导的工作方法非常好，这种方式既听到了地方同志的意见，又能集思广益，从中还能发现一些没有考虑到的问题。不过当地方同志的意见中有违反客观规律的想法时，那么这些领导就会斩钉截铁地拒绝采纳，坚持原则。
我在国家计委综合局参加专业化协作调查之后，一直在思考总结，于是有了自己的一些感悟和想法。
我认为搞经济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这就是数十年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最基本的经验教训。从建国后的短短二十多年来看，凡是我们能够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经济发展规律，遵从并善于运用经济规律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建设就会很顺利。包括我们搞的专业化协作，它其实是一个客观的经济发展趋势，也有一定的客观规律性。我们深入地认识和运用它，整个经济建设的发展就能前进；而我们搞主观主义，否认经济规律、忽视经济规律、违背经济规律的时候，经济建设就会遭到挫折，就会失败，就会倒退。实际上专业化协作和我国整个的经济发展都是同样的道理。
国家大略方针
从1953到1970年之间，国家进行了三个五年计划建设，其中也经历了众多的挫折和调整。有些关于执行的计划和调整，我也亲自参与过，这些都给了我宝贵的实践经验，让我受益匪浅。1962年我到国家计委工作，当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顺利完成了，经济一天天地转好，生产不断增加，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大家都兴高采烈的。之后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了，那是在1958到1962年之间，可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行，整个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倒退，第二个五年计划也成了个空架子。
1959年开始，由于“左”倾错误、自然灾害，加之苏联政府撕毁合同，致使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1960年7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李富春同志在研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时，提出要以“调整、巩固、提高”为基本精神。8月底，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了国家计委党组的汇报之后，提出在“调整、巩固”后面加上“充实’二字。1960年9月30日，中央转发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八字方针”。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讨论批准了这个方针。
1962年“八字方针”贯彻执行的时候，我被分到计委综合局。当时我们人民大学还选派了一批教师和领导人，也到国家计委帮助做些工作，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作经验和教训，准备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我去的时候工作正在进行中。
到了1963年，国家经济又逐渐好转了，老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安定了。这样党中央和国务院就开始考虑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编制之前要做好多工作，所以国家计委就忙碌起来了。
当时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编制时有三种考虑：第一种是突出吃、穿、用；第二个考虑的重点是苏联的威胁，把备战放在第一位；第三个考虑是全面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就是说又要备战，又要广积粮，手中没有粮的话，人民的心里就会发慌，所以要考虑“备战、备荒、为人民”。
1964年，国家计委为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而进行的大调查开始了。通过调查，综合局从底下先起草一个初稿，初稿交上来了之后，国家计委的专业局、机械局、燃料局、电力局等相关部门会再根据自己专业的发展做一个专业计划。做完专业的计划之后，各个专业局再集合在一起，共同进行综合评审。就这样通过一番调查和评审，最后国家计委确定出一个“吃、穿、用”的计划草案。
1965年，国家计委编出计划草案之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否定了我们的计划。他对第三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对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要考虑老百姓的生活；第二，要有打仗的准备；第三，还要备荒。
那时就叫“两个拳头、一个屁股”，“一个屁股”是基础工业。“两个拳头”一个是高精尖，搞原子弹和氢弹；另一个是搞农业——“备战、备荒、为人民”，保证老百姓的基本生活。他说了这么三点意见。然后国家计委就按毛主席的意见编制出一个综合方案。编制完成后上报党中央，周总理又具体地组织和审议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草案，周总理审议完后，1965年，第三个五年计划终于可以付诸实施了。
但是到了1966年，第三个五年计划执行不到半年就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同第二个五年计划一样，遭到了同样的厄运。1966年5月，全国掀起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国家计委的领导干部的职务也都被迫搁置了。后来造反派要夺权，形势更加乱作一团。到了1969年年底的时候，第三个五年计划已经完全搁浅了，计委工作都转移到了缓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的调度和救急上，拆东墙补西墙。我们有些局长这时一直在计委，没有到“五七干校”去，他们临时四处救急，可是已经没有章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