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五七干校”期间，真是什么活都干，我从来没有做过那么累的活儿。虽然我在姑妈家也很辛苦，但那都是做家务劳动，可是在这里都是干农活，像插秧、割麦子、割稻子、种棉花、打农药等繁重的农活，腰弯得有时都直不起来。
当时的军代表都是部队里面的连长。那个时候，受“左”的思潮影响，这些军队干部也特别“左”，到了“五七干校”后，他们拼命地指挥我们干活。特别是那个地方老下雨，一下雨地里满是泥泞，我们老说：“要下雨了，是不是不用下地了啊？”可是说什么都没有用，下雨也照常干，田间的土都被我们踩得死死的，等到晴天一晒干，全是一个大疙瘩、一个大疙瘩的，土都不能种东西了。他们就这样违反客观规律地指挥我们干活。
不过当时想既然是来锻炼的，那就不管什么艰难困苦，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咬紧牙关，什么都是可以挺过来的，而且我自己又是副排长，所以我都是带头做，再苦再累，也从来都不叫一声。
被批为“右倾”
大概是1970年到1971年的时候，随着国家计委内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开始要抓“五一六分子”。在当时，“五一六分子”就是反革命，属于敌我矛盾。最后，弄得很多人都成了反革命，我们局里也有好几个。
我们的党支部有一位老干部是很“左”的，他们的动作搞得很大，抓了我们综合局里面的一些同志，其实都是一般干部，可能是在某些方面偏激一些，但不可能是反革命。好像当时在我们排内抓了3个人，让他们交待“五一六”的组织，白天黑夜批判他们，还成立了专案组。
我是负责其中某一人专案组的。当时我心里有数，我必须要实事求是地调查，不能冤枉好人，因为我在参军的时候，就知道审查过程是连轴转的，这样很不人道。
审理这个人的时候，白天开完了批判会，晚上还要叫他交待，老是不停地追问：“你是不是参加了‘五一六’组织？”深夜都已经两点多了，他困得不行了，然后就对我说：“孙彤，你是组长。我实在是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脑子也糊涂了，你是不是让我休息一下，到外面透透气？”
我也实在于心不忍，想到自己是组长，这点权力总有吧，另外周围批斗的同志也都点头了，于是我没有再跟老干部商量就宣布说：“休息一刻钟吧，大家都休息一下。”他要了一支烟，到外头清醒了一下，一刻钟以后就回来了。回来了之后我们就接着问，不过他一直很坚定，始终也不承认。当时我们就宣布散会，明天继续。
可我没有想到，第二天会有人当着很多人说我“右倾”，同情“五一六分子”，立场已经站在他们那一边了。“上面”在知道这件事情后，就把我的专案组长撤销了，不要我当了，而且说我“右倾”。
之后就叫我整天带着人劳动，而且已经有人给我贴出了大字报，说我什么“右倾”，同情“五一六分子”，站在“五一六分子”的立场一边，真的是人言可畏。
我爱人当时还没有回北京，他知道我的压力很大，也了解我这个人自尊心很强。无中生有地被人撤了专案组组长的职务，整天就带着人去劳动，他知道我心里很委屈也很痛苦，所以他经常过来安慰我，让我想开点。等到爱人带着孩子回北京后，他也不忘经常来信安慰我，因为这次对我的精神打击太大了，我老睡不着觉，所以他很害怕我得病，告诉我说：“一定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肯定会没事的。”那段时间如果没有爱人的鼓励，真的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他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和安慰。但是爱人没有办法改变我的现状，我的事情在当时没有地方解决，所以每天承受的心理压力还是让我苦不堪言，心中的委屈无处宣泄，那种被冤枉的感觉无时无刻不让我痛心入骨。
记得我看见一个女同志跳河自杀了，我说：“我也死了算了吧。”可是转念一想，还是不应该，要挺过去，再苦、再委屈我也要挺过去。
终于，过了一段时间，那3个所谓的“五一六分子”都得到了平反，我的情况也有所好转了。
被下放“三同”
1971年，抓“五一六分子”运动之后，上面又要把二连中“右倾”的一些人下放到村子里面去“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于是我和吴俊扬局长的爱人冉实被分到了“五七干校”附近的一个非常贫困的生产队里，吃住在农民家中3个月。这3个月彻底让我品尝到了什么是艰苦的生活，我从来没有想到还会有生活条件这么恶劣的地方，从1949年到1970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那里的农村简直落后和贫困到了极点。
我当时被分在一个生产小队长的家里面，同老太太一个房间。冉实住在另外一家普通的农民家里。白天就跟他们一起下地干活，什么都干。吃饭就是家家户户地轮流吃派饭。这个地方农民的生活，每天三顿都是很稀的玉米糊糊，喝下去很快就感到饿了，所谓的菜就是辣椒搁点盐，有点咸辣味儿。我就这样过了3个月，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困苦的生活了。这次的经历体验真的让我刻骨铭心，村民们艰辛的生活状态让我们除了心疼就是难受，直到如今我仍难以忘怀。
“三同”生活对我来讲，是让我去最现实的地方感受人民最艰苦的生活状态。我们仅仅过了3个月就难以忍受了，可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一直就这样过的。所以我们作为共产党员，作为革命干部，当时感觉实在是太惭愧了，我们对于百姓最现实的生活环境都知之甚少，又如何来改变他们的现状呢？其实有很多原因也是当时制度的问题，像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时，吃着食堂的大锅饭，人们劳动之后也没有很好地考核，完成的质量如何都不太清楚。有些老实人勤勤恳恳，有的人却懒散怠慢，耍滑头的就抽烟、聊天不去干活，有的女的干一会就直接回家了，各种情况都有发生。
这样的大锅饭，分配根本不公平。只要出工了，就计工分，到底谁做得好坏，根本就没有考核。这样的集体生产让人丧失了劳动积极性，农民没有积极性，生产就会越来越下降，收入也就越来越少，所以百姓的生活又怎么能好得了呢？
总而言之，当时我们需要为百姓做的事情，需要为人民努力改变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就是现在也是如此。
意外受工伤
在“五七干校”时，我们自己种粮食和花生，还有棉花，另外又养各种牲畜家禽，这样生活就大大改善了。有些人一家都在这里，就留在干校过年。
1972年底，春节渐渐临近，爱人不在干校的同志就要准备回家过年了，我是副排长，就要加紧把收获的棉花轧去棉籽。因为这是大家的劳动果实，除了上缴的之外，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分到一点自己种的棉花带回家去，所以我和老处长王健冬两个人加班加点轧棉花，把棉花里的种子轧出去，有籽的棉花是不能用的。
轧棉花要用机器来轧，处长管开关，我在这边操作。棉花在滚筒里不停地卷，这样就把棉籽甩出来了。可是棉花转的圈越多，有的时候就会缠在滚筒上，越缠越多就不太好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