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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彤之心,风雨无阻--孙彤回忆录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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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1895年生人,在1902年的时候,他就到了我们孙氏家族外的私塾开始读书。大概度过了五六年的私塾时光。因为我们祖先的家训是“耕读传家”,所以家里的老辈也开始重视培养自己的子弟,想把家族的根苗培养好,于是在1907年,家族开办了一个学校,取名“养根小学”。这样我父亲又继续在养根小学读书,同时也帮着家里耕种干活。

在父亲小时候,全家都是靠耕种土地的收益来养活,再就是靠我三个姑妈辛苦地织布和纺纱来补贴家用。后来姑妈们先后出嫁,光靠那些耕地所得不够维持生活,所以那时的父亲,就有了奋发图强的决心,他决心一定要上学读书。

我的父亲和母亲

因为父亲是独子,所以祖父母在我父亲十七八岁的时候,包办了他的婚姻,给他娶了一房媳妇。这个媳妇父亲并不喜欢,他那时非常倔强,我听姑妈说过,父亲不肯跟媳妇同房同床。最后祖父母硬是把他推到房间里,把门锁上,强迫他和媳妇(也就是我原来的大妈妈)一起生活。

父亲后来有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孩给我的印象就是年龄很大,大概只和我的母亲相差3岁。长大后又出嫁了,所以她的形象在我的印象里比较模糊。

旧时的婚姻制度确实让人悲叹,自从家里包办了婚姻,父亲的生活就苦不堪言,所以他想彻底逃离这种生活。当时国内有一批知识分子,基于教育救国的思想,正进行“推广乡村师范”,要人们多学文化知识,陶行知也发出了“让全中国的人都受到教育”的呼声,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下,父亲就报考了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

他在那儿一直读到毕业,毕业学成之后,就回到了家乡,但不在我们本地,而是到了离我们家很远的一个地方去。那里也有一个大家族,也比较注重子孙后代的文化教育,所以也办了一个像养根小学一样的家族学校。于是父亲就在那里开始教书育人,后来成为这个小学的校长。

父亲在教书的过程中,一直按照他的想法去做,到了暑假寒假也不愿回来,逃避着这个有名无实的婚姻。因此,家里人都担心这样下去会影响到传宗接代,所以就给父亲寻觅了一个新的姻缘。

在父亲教学的这个家族里有一个丫头,这个小丫头经过家族主人的决定,嫁给了我的爸爸,而她就是我的母亲。

在两人结婚的时候,母亲可能是十七八岁,他们两个相差将近一倍的年龄。就这样母亲嫁给了父亲,而父亲也不是像先前那样强烈地反对了,到放暑假的时候还回来跟我母亲生活在一起。

父亲一直是到放假才回来,平常都在外地学校教书。虽然父亲对于婚姻有些无助和无奈,但他在事业上一辈子都是教书育人,献身教育事业。

虽然时间悄然流逝,但是小时候父亲对我的谆谆教导,我仍是记忆犹新。

第一,做人应该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要懂得自尊、自强、自信、自立。

第二,要做一个勤奋、努力、自食其力的人,要靠自己,不能靠任何人。

第三,要做一个有知识、讲道理、明事理的人。

第四,要做一个对己、对人、对事,都认真负责的人。

第五,还要做一个有善良心的人,乐于助人、乐于帮助人的人。他用这些价值观来教导我,这些话也是我终身受益的金玉良言。

父亲在我家乡的威望比较高,乡亲们都知道他是一个诚实、正直的老好人。

这就是我的父亲。

1952年8月1日,孙彤(右)和父亲孙涵如在南京中山陵旁灵谷寺时的合影

我的母亲,是一个贫穷家庭出身的小丫头,名字叫陈杏妹。她来到我们家的时候,是一个很小的小女孩。我父亲对她还算可以,但是由于文化的差异,他们之间缺乏语言沟通。她是在我父亲的大老婆还没有去世前就进门的,因此我们周围的人都叫她姨娘。

在她心目当中,在大老婆去世了之后,应该为她扶正身份,不再叫姨娘了,应该按照正常的辈分称呼来叫她,可是家里没有这样做,所以母亲一直耿耿于怀。

我的哥哥

孙钰,1930年7月生人,原籍江苏江阴陆桥八字尖村。1953年同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郑州铁路局工作,先后任技术员、工程师,并获郑州铁路局先进工作者称号。1964年调至北京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任工程师、研究室主任。1982年任铁道部科技司技术监督处处长。历任郑州市三届和四届人民代表。

                                                                                                           摘自《华士镇志》

1990年7月1日,哥哥孙钰

从童年避难时与哥哥的凄然别离,再到久别重逢,9年的时光里,我对亲人的记忆点点流逝,可那份思念却越燃越烈,直到哥哥再次出现在我的生命中,这才又将亲情拾起。从那一刻开始,我的手攥得很紧,再也没有将这份亲情抛弃……

我的哥哥出生于1930年,名字叫孙钰。到了1937年11月初,为了躲避日本鬼子,我们全家开始逃难,所以哥哥的苦难童年就此开始了。

在逃难过程中,因为父亲重男轻女的思想要保住男孩,母亲和他大吵起来,当时父亲把床单一撕两半儿,匆忙包上幼小的哥哥,背在背上,一路从安徽往西,沿着长江边奔走,见到汽车扒汽车,见到火车扒火车,随着大部分人群逃到了重庆,后来又跑到了贵阳。从此我和哥哥分隔两地。

在重庆时,父亲工作也不好找,当时很多人逃难到重庆,城里的人数每天都增加,工作太难找了,父亲就起早贪晚地贩卖些水果养家糊口,还供哥哥上学。那时在重庆日机又经常来轰炸,父子俩还要钻防空洞,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艰难地生存着。

哥哥小学毕业之后就考取了当时贵阳的国立第十四中学。我听哥哥讲,这个学校原来是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的附中,里面好多都是逃难的学生,无依无靠,所以学费也不要,伙食费也不要。

回首往事时,就是这样的令人心酸无奈,想到父亲和哥哥颠沛流离的生活,总是让我不禁伤怀。而我们现在生活是多么美好而幸福,所以人要学会感恩,不要忘记和平社会真的来之不易。

哥哥初中毕业后,在1946年六七月份的时候,就从贵阳直接回到我们老家。那时候我正好上初中,我们在老家见了面,当时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我的亲哥哥,惟一的哥哥,我们在战乱时无奈分离,而今终于又重逢了。

1946年回来之后,哥哥就要上高中了,他考上我们江阴县城的一个中学,叫做南菁中学。哥哥在上高中的时候,和父亲一样都是寒暑假回来。于是,假期三口之家的那段幸福时光,一直珍藏在我的记忆中,每次回忆,都让我心中觉得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