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见我心意已决，就和我达成共识，于是班主任找到我父亲说：“我们同意你的意见，也不让她走了，因为你们家里确实有困难，就一个女孩子，所以已经劝住她了，您就安心回去教书吧！”就这样，我瞒过了父亲。
当时我之所以会报名，一个原因是北大清华的学生来进行宣传，说美国鬼子已经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了，毛主席也说过我们和朝鲜是“唇齿相依，唇亡齿寒”。所以我认为不能让外敌侵犯的历史重演。
第二个原因，就像我们唱的那首歌：“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现在我懂得了这个道理，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
第三个原因，我在新苏师范的食宿是免费的，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当然都是人民交的税，所以我应该知道感恩，感恩祖国和人民，回报伟大的祖国母亲。
还有一个原因，虽然我童年也苦难过，也有过艰难生活的磨练，但是我很希望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到这个大熔炉里去真正地磨练自己。
很快，抗美援朝军干校派人来了，接收的负责人也了解到了我的情况，听说我父亲阻止我不让我去，他们也都犹豫不决起来。我知道后就哭着跟他们说：“不行！我一定要去，抗美援朝，保卫祖国，是我们大家的责任！”可是哭又有什么用呢？这也不能表达我的决心。
当时有很多同学也被人劝阻不让他们去，他们就划破了手，用血写了决心书：“我决心要去！”我也学他们写了一张血书来表明我的决心，最后领导终于决定让我去了，跟我讲：“你这个小家伙，决心那么大，接收你了，欢迎你也去！”那个时候，整个苏州市举行了一次轰轰烈烈的欢送参加抗美援朝军干校学生的游行会，每个人都热血沸腾。而我也终于如愿以偿，这份坚定的保家卫国的决心也得到了肯定，所以我感觉无比的光荣。
坚决不做逃兵
我们这届大概有五六个班的学生，剩下不到一半的人。在游行活动过了之后，大家都积极准备，随时出发。而我也不能跟家人有任何联系了，怕又会遇到阻力。到了1951年1月初时，苏州报名军干校的学生们都“雄赳赳气昂昂”地坐上火车奔赴南京。再由华东炮兵带队的人把我们送到南京汤山第三炮兵学校，并告诉我们都分在预科七中队的三区队，要进行学习和3个月的军训。
参军之后，少不了刻苦训练，不过我在部队生活还能适应。但是我这个人好强，什么都希望做得更好，所以操练的时候很卖劲，经常出好多的汗，这样一脱衣服就感冒了，烧得很厉害，最后转成了肺炎，部队赶紧把我送到华东炮兵汤山的医院。医生给我打了消炎针后，高烧渐渐退了下来。本来应该好好缓一缓，我却特想回去，就说：“好多战友都在学习和训练，我在医院里躺着不行，我要回去继续训练。”医生说：“不行，你应该再缓一缓。”医生硬把我扣了二三天才让我回去。
可是回去没有多久，一累又复发了第二次肺炎，是大叶性肺炎，高烧到42℃，都昏迷了，还吐血。指导员和队长知道后，赶快又送我又去医院。这次医生就不让我很快出来了，半个月后我才出院。
回到队里之后，队长和指导员跟我谈话说：“孙佩兰，你的身体有点虚弱，恐怕在部队很难坚持下来，还是回去继续上学吧。”“为什么要退出？”我一听就不高兴了，坚决地说：“我这么有决心，又写血书，又欺骗爸爸来了，来了又怎么能回去？”
他们赶紧劝我：“你写一封信，告诉你爸爸，看看他是什么意见，征求一下。”我也只能写信给爸爸，爸爸知道组织上让我回来高兴极了，就说：“快回来吧，我就知道你不行。之前你上苏女师，没有上高中，以后你哥哥毕业了，你就考大学，考上了我就供你。”他知道我的心愿是要上大学，认为这样能劝我回去。
我把来信也给指导员和队长看了，他们就说：“很好，你家里很愿意让你回去，那就回去吧。”我坚决地说：“我不回去！”我这个人真的很坚决，也很执著。我当时告诉自己：“因为抗美援朝才来参军的，绝对不能半路又退回去！我不能做逃兵。”
然后我给爸爸回信道：“我还想在部队里继续锻炼下去，所以不回来了。”爸爸仍不死心，又在回信里语重心长地讲：“你好好考虑，还是回来吧，而且你们领导都愿意让回来，我现在给你寄一块手表……”当时手表很珍贵，他就从上海买了一块手表寄给我。
我自然不可能动摇，最后坚决地跟指导员和队长说：“我不可能回去，现在身体也慢慢恢复了，注意适当锻炼就可以了。”那个时候，爸爸也寄来一些钱，我就买了一些鱼肝油来补充营养，同时剧烈的操练就不参加了，就这样坚持把训练完成了。
成为一名教师
1951年4月份，训练结束后我们就开始分配了。到了炮兵宣传部之后，告诉我们要办一个业务性的训练班。我们差不多都是高三的学生，在当时算是具有很高的文化基础，所以要把我们培养成老师，办一个文化队，来培训炮兵里的干部。
这些干部家里都很穷，从小没有上过学，参军之后南征北战，打仗都很英勇，但是随着职位的提升，对其知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像打炮也需要技术，抛物线怎么来瞄准，怎么能打得好又准，这些都需要技术支持，于是办培训班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这样才能够适应军事现代化的需求。
那时候我一边搞业务培训，一边参加“三反”、“五反”运动。我们把部队那些营、连、排级的干部召集到文化队里，就在山上的平房里边上课。我是数学老师，那时候都是从小学算术学起。
因为这些人都从来没有学过这些东西，所以要从基础知识开始学起。到12月底这个班结束后，文化队也迁进了南京城里，更名为华东炮兵速成小学。这时我就成了小学数学老师，是个仅仅17岁的小老师，而且我也没正式地教过学生。学生也都是部队里面的干部，比我岁数大很多。开始我也有点胆怯，但是后来慢慢地锻炼出来了。毕竟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必须完成，我也很理解他们，之前的南征北战，为了打仗，不惜牺牲，根本没有时间和条件去学习。
在教学过程中，我也想了很多方法，但有的学生就是学不懂。记得里面有一个学生叫汤远庆，他也是一个南征北战、立过功的干部，但是数学基础一点都没有，开始学加减乘除都没问题，学到四则运算的时候就很困难，毕竟这是速成班，他就喊道：“我不学了！学它有什么用！”并当着我的面把书给撕了。
真没想到我当时沉住了气，我说：“你先回去，休息一会儿。”他回去之后，我就把撕碎的书捡起来，回到办公室，给他一页一页地粘贴好了。然后我利用休息的时间，专门对他进行一对一的个别辅导。我跟他说：“你不懂没关系，可能我也没讲清楚，不过我给你吃‘偏饭’，咱们可以课下和休息的时间讲，可以画图，这样能够明白得更快一些。”他很高兴，也很感激。这之后我就经常给他“吃小灶”，利用休息时间辅导他，渐渐地他就越学越通了。
这些干部都非常纯朴。他学通之后激动地对我说：“孙教员，你教得真好，我真会了，真懂了！原来考不及格，现在变成优秀了！”我就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原来可能没有跟你讲清楚。”后来别的一些学生听不懂也来找我，这样慢慢地大家的数学成绩都跟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