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琦调来后，我们接触就多了。我们都很年轻，聊天很投机，又因为工作的关系互相倾慕。可以说，初期培养感情几乎没遇到什么障碍。当然，这要感谢刘司令员给我们创造的条件，如果她不调来，我们就没这个培养感情的机会了。
渐生情愫，确定关系
1954年温家琦调来之后，我们就开始正式接触了，相互留了地址，我回到北京后就互相通信。我们真正确定恋爱关系是1955年上半年，还是要感谢刘亚楼。后来我们完成了当年在丹东和旅大的两次接收任务后，刘司令员就把温家琦调到空司翻译处，这下子我们俩就都在北京了，我们的关系也随之确定。
但是在确定关系以后，又出现很大的波折——我因为被怀疑是“胡风分子”接受审查，工作被停了，也不准和外界联系。她刚一听说我是胡风分子，吓了一跳，但她一直觉得这不太可能，觉得我跟这件事应该没有关系。但我一直被隔离审查，没办法和她联系，也没办法跟她说明事情原委。她一点消息也得不到，只能干着急，但心里一直相信我是无辜的。后来我得到刘司令员的帮助，澄清问题顺利出国，这就证明了我的清白，她也放下心来,但这对我们确实也是个不小的考验。从那之后，我们彼此更加信任，我们的关系也更加巩固了。
1955年我授衔之后，女同志按规定要转业离开部队，她决定到北京航空学院（后更名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习发动机专业，就转业回去了。那时候有很多授了衔的年轻军官都已经结婚了，我们也很自然地谈到结婚这件事。她很坦率地跟我说：“如果结婚的话我学习会很吃力，我不想现在结婚。”听她这样一说，我就考虑了她的实际情况：她刚刚进入大学学习，结婚的话就要生孩子，这样一定会影响她的学习。于是，我就尊重她的意见，答应等她5年，5年后她大学毕业了我们再结婚。而且还给她立下誓言：“你是党员，我不是党员，这样我感到很尴尬，我给你一个诺言，咱俩结婚的时候，我一定一手举起党证，一手举起我的诗集来娶你。”家琦听我这样说非常高兴。
1955年，与温家琦摄于北京北海公园
回想当初，我和老伴凭着一句诺言就彼此等待5年，把那句诺言当做心头的婚约时刻不忘，并最终把这句诺言变成现实，携手度过一生。这在如今盛行“闪婚”“闪离”的社会里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我们俩丝毫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愿意做的事而已。我们俩都是普通人，我们的相处也是和所有人一样的。我们也曾经历波折和误解，但后来都化解了，我们学会了相互体谅，相互包容，也更坚定了一起走下去的决心。我答应等她的时候，虽然嘴上没有求婚，但在我的心底里，我早已经认定了她就是那个陪伴我一生的人，无论多少年，我都愿意等她。而她也是这么认定我的。
一句简单质朴的承诺，一段真挚纯美的感情，一份幸福美满的婚姻。也许，这就是我们携手走过五十余年，真爱不灭，感情不减的秘笈。
我们俩的缘分
我们俩在交往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也许我们俩真的是有缘分。
我们两个家庭极为相似：我们都是辽阳人；我们俩家里都有9个孩子，都是大家庭；我们家是1个大姐，8个兄弟；她们家是6个姐妹，3个弟弟；我排行老四，她也排行老四；我喜欢电影，她喜欢戏剧；我喜欢书法，她喜欢唱歌。
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俩都觉得特别有趣，每次两个人一谈起这些就都哈哈大笑，觉得很神奇，好像是前世注定就有这个缘分。她还说：“你喜欢诗歌，我也喜欢诗歌，我爸爸也喜欢诗歌。”她爸爸是北大学俄文的大学生，而且是中国第一个翻译普希金诗集的人，是文学界很有权威的一位翻译家。她爸爸也很喜欢我。
1956年，风华正茂时，我和家琦摄于军委空军司令部大院
兑现承诺，如约结婚
我们结婚是在1959年爱人毕业的前夕。那时，我对她的承诺都已经实现了：我的诗集已经出版了，我也入党了。
虽然那时候我们结婚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了，但真正做出结婚这个决定，又是多亏了刘亚楼司令员的提醒，他真是我们俩的贵人。那时候刘司令员跟我说：“你们该结婚了，条件都具备了。”我本来还想再等等，但听刘司令员这样一说，也考虑到我们年岁大了，两人都二十七八岁了，该结婚了。于是我就跟她商量，我一说她就同意了，连求婚都没用上。她答应得挺干脆，因为当初我承诺的入党和诗集这两条都已经实现了。
1959年，我和温家琦的结婚照
结婚的过程很顺利，我们的婚礼也简单到不能再简单。领导批下来我们结婚的时候，是1959年1月3号。那时候她在西山劳动，还不知道这事。我这边把事情都安排好了，就要了一辆吉普车去接她。她出来的时候刚洗完头发，头发还湿着，上衣、裤子都是从别人那借来的。
那时候结婚，同事们都会给两三毛钱的份子钱，凑起来买个礼物，他们征求我的意见，给我买了个书架，还买个脸盆，买个痰盂，又花了几块钱，买点儿糖、瓜子和橘子。而且都是关系很好的哥们儿来闹。等我接了爱人回来一看，他们早把家里结婚吃的东西都吃光了，我回来也没有钱再买了，就这么结婚了。
说是结婚，但是我们连新房、新被褥、新衣服也没有。我那时候住集体宿舍，说要结婚，同屋的同事就搬到别的屋去了。爱人搬进来后，我们俩就把原来的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把两个人的军用被子并在一起，就是结婚了，就这么简单！
婚后生活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这完全是新的阶段，两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婚前她是大学生，我是翻译，我们整天都自己忙自己的，经常一个月见不了一次。结婚以后我们还是都挺忙的，但每个月都能回来，基本上一个月回来一两次。我还经常出差，一年几乎要出差二百多天，她一方面很苦闷，因为我结婚以后在家里待的时间很短；另一方面她也很高兴，我经常在外面出差，可以不影响她学习。
1962年9月，家琦摄于北海公园
到1962年，我遭到国际走私案陷害的时候，她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当时我被开除党籍了，觉得不光彩，就主动劝她离婚。因为我知道这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她一直工作优秀又很要强。但是她一直对我说：“我相信你，我绝不会离开你。”这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内心特别有底，只要她真正理解我，相信我，其他人怎么对待我，我都不在乎了。正是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极大的精神鼓舞，给了我度过难关的勇气和力量，在这点上我永远感谢她。
儿女双全
我女儿是1962年出生的。爱人刚开始怀孕的时候我并不知道，那正是我挨批斗的时候。那时候我天天被批斗，根本没有办法照顾她，都是她自己照顾自己，有时候被批斗到很晚才能回来，她还要给做我饭。那时他爸爸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我又被打成贪污犯，她的精神压力特别大，但她一直非常乐观、坚强地来面对这些问题，而且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所以我特别感激她。
1962年12月24号，女儿出生。那时候我们已经搬到爱人单位分到南苑的房子去住了。女儿出生后，岳母过来照顾她们娘俩，我还在南苑空军农场劳动改造，家里的事根本一点也帮不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