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他工作时极端深入细致。他不但对工作一清二楚，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情况也掌握得很清楚，甚至连我们下属印刷厂普通印刷工人的家庭困难他都非常清楚。每次需要打印文件的时候，他都自己到印刷厂去，坐在打字员身边看着他打材料，然后他再亲自校对文件。之后，他还会跟打字员和工人聊天，了解最基层的情况，甚至比办公室主任了解的情况更细致。
刘亚楼深入群众，言出法随，以身作则，光明磊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办事原则性非常强，而且他时间观念特别强，办事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分秒必争，绝不浪费时间。他特别喜欢我翻译的马雅柯夫斯基的一首讽刺诗《开会迷》。
这首诗曾经也受到过列宁的表扬，这是1922年马雅柯夫斯基在《辣椒》上发表的一首讽刺诗。诗中对“开会迷”进行了辛辣的抨击。诗里说所有的共产党员们开会已经开得入迷了，他们天天开会，一天开20个会，而且都分成上、下两半开。召开政治局会议，就是研究钢笔水的问题。这个诗发表之后，得到了列宁的肯定。认为这首诗正确地反映了某些对开会入迷的党员，批评得十分正确。
刘司令员也非常同意列宁的观点，他说：“我们经常听到老百姓的批评说，‘日本人的罪多，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可见我们开会浪费了多少时间！”他接着说：“我到一个师去，严厉批评了那个师长，因为他说下午3点召开某团干部会议，结果下午3点半他还不来，全团两三百人在那儿等他，他不知道珍惜别人的时间就是珍惜生命。我给他算了一笔账，他浪费了全团两个半月的工作时间！每个人半小时的时间，加在一起就很不得了。所以我们也一定要珍惜别人的时间，要学列宁把效率提高，一天干24小时的工作，这样才能满足突飞猛进的革命需要。”
他到处讲这些话，每次开会之前都让秘书发“安民告示”，要求每个人把自己的发言浓缩在10分钟之内。这一点是跟列宁学习的做法。所以刘司令员的会议都开得非常紧凑，一个小时可以解决很多问题。那种开着会又喝水，又哼哈，不抓紧时间进入正题是绝对不允许的！正是因为刘司令员的时间观念非常强，所以他的工作很多但全部井井有条，从来不会“忙中出错”。
2007年春节期间，我们拜访翟云英医生时，喜获翟云英赠墨宝
（翟云英系刘亚楼司令员夫人，2011年83岁）
刘司令员对我的关怀
刘亚楼司令员对我有知遇之恩，在给他当翻译的十年中，他对我的帮助和关怀无处不在。他就像启明星一样，永远照亮我前进的路程。当我被诬陷贪污，极度绝望，感到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还叫吴政委悄悄地来给我专门捎话。吴政委对我说：“刘司令员非常关心你，他让我转告你，你刚30岁，整个人生才刚刚开始，跌倒了再爬起来就没关系，要夹着尾巴做人。刘司令员特意再三强调，说了三遍‘不要自杀！不要自杀！不要自杀！’”我听了这些话，感动得几乎落下泪来。刘司令员的提醒真是非常关键，他猜中了我的心思——当时我那么年轻却遭到这么大的挫折，心里真是感到生活已经到了尽头了，没法过下去了，而他在最关键的时候出现，一语道破了我内心的症结，给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这真是很不得了啊！什么叫关心？这才是真正的关心啊！
从那以后，每当我困惑的时候，彷徨的时候，我只要一想到他对待人生的积极态度，想到他给我教育和帮助，我马上就获得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马上就能振作起来，继续前进。这就是刘司令员给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对这一生工作的总结和感悟
学生时代的我认为学习是最大的乐趣，从来没为学习感到苦恼。大家都怕考试，我却特别喜欢考试，因为我学习好，每次考试恰恰是我展露才华的好机会，所以我特别乐于参加考试，而且每次都绝对考好。
后来工作了，我就认为工作是我最大的乐趣，由于自己觉悟提高了，入了团，入了党，自己的责任感也增加了。这个责任感就是：我一定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很好地完成，在这上面表现出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对党的忠诚。我所承担的任务，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完成，绝不辜负人民对我的信任。而且我不是一般地完成，我是创造性地完成任务。领导给我派下来的任务，我每次都能创造性地完成，所以我的一生当中除了受打击、受陷害的那段时间以外，我几乎年年都立功受奖，不是“先进工作者”就是“模范共青团员”、“优秀共产党员”，这都是因为我工作特别出色。
在这些荣誉当中，我最珍惜的有三个称号：“毛著学习标兵”、 “优秀共产党员”和“资深翻译家”。“毛著学习标兵”反映了我是一个思想境界比较高的人；“资深翻译家”说明我能力强，而且出版了这么多的书。这是我最珍惜的三个方面。另外的级别问题、待遇问题、津贴问题、稿费问题，我都不在乎，都把它们看成过眼烟云。
最令我珍惜的还有领导对我的三个评价。
第一个评价：在孙维韬的人生辞典中，从来没有“困难”二字，他永远都知难而进，而且绝不后退。
第二个评价：孙维韬对待工作充满了革命激情，他像一团火，走到哪里在哪里燃烧。
第三个评价：只要是孙维韬应允的，他一定会完成。因为有条件他会上，没有条件他会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上，他一定会完成任务，领导最放心。
这是我在军科的领导政治部李文瑞主任给我的工作评价，我对这三条非常满意！
影响我半生的李文瑞将军，他给我三条评价，让我铭刻在心，永生不忘
刘亚楼是我和爱人的月下老人
说起我和爱人的相识，刘亚楼司令员可谓是我们的“月下老人”。他第一次给我们牵线是1954年在丹东搞苏联设备接收工作的过程当中。那时候朝鲜战争结束了，苏联要撤军回国，同时决定把中国境内的所有设备都折价卖给中国，这就需要双方派出代表团开展交接工作。中方的代表团团长就是刘亚楼司令员，我全程跟随他参加交接工作。
由于双方谈判需要很多翻译，刘司令员下令把空军的全部翻译，包括已经改行的翻译全部调回来参加交接工作。我的爱人温家琦也在被调回之列。她原先是五航校的翻译，后来被派到八航校，学成留校当教员，教发动机专业。
很巧合的是，我爱人在交接工作中的优秀表现恰好被刘亚楼司令员全都看到了，他对这个小姑娘印象很深刻，觉得她翻译得非常好。于是，在第二天的空军全体翻译大会上，刘司令员当着三百多名翻译的面夸奖了那个小姑娘，号召大家向她学习,而且他还当众说这个姑娘翻译得比我还好。
1954年，温家琦23岁留影
我那时年轻气盛，很少佩服什么人，但经过刘司令员的这一番夸奖，我也不得不认真地打量起那个姑娘:她脸红红的，梳着短短的小辫子，身穿黑色机械师工作服。人有点胖，但看着很漂亮，很聪明。那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从那以后，我的心里就印下了一个名字——温家琦。
翻译大会结束后，刘司令员就把温家琦从浪头机场调到了我们接收办公室。他还特意跟我说：“这个小姑娘很好，翻译水平很高。你应该和她好好相处一下。”我当时是翻译组的组长，刘司令员的意思就是让我和她多多接触，这样明显的用意我当然不会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