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去生产队干活儿，挣工分，我们大队里边有7个小队，而我们是第三小队，我们队里光学生就四五十个人，都由我管理。
除了寒暑假外，学校平时也经常放假。因为学校的地势特别低，而路面却很高，一下雨，学校里就积满了水，胡同里也都是露出水面来的小土疙瘩。教室积了水后，学校便给我们放假。村里边唱大戏的时候，演员们都住在我们学校，所以一到唱戏，学生便全部放假回家。
中学老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班主任曹俊花（女），另一个是刘喜玲（女）老师。刘老师长得白白胖胖的，和我很好，我离开学校后，她还亲自来我家找过我。数学老师还是那个姓贾的老师。那时候的老师都是一个人负责好几门课：语文老师可能还教政治；数学老师可能兼管地理；而物理、历史都由同一个男老师讲。这些老师都曾被我们气得不行。
在学校时，我虽调皮捣蛋，但实际上我特别尊重老师，只是有的时候会跟一些坏学生掺和到一起，而其间做的一些事儿都不是自己情愿做的，也并没故意惹老师生气。老师常有被气哭的时候，一上课，几个同学便“哇”一声带头起哄。当时，我看老师哭得挺难受，自己心里也很不是滋味，觉得做学生的不能这么对待老师。但这些调皮的同学都很厉害，我怕得罪他们，只好不吭声。
老师也曾私下把我叫过去，说：“闫俊海，你别学他们，因为你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不会故意去做这些事情。你学习也不差，要好好学习还能跟上。你不要辜负老师的希望。”听完，我也挺感动的，我说：“行，老师，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老师还对我说：“我在你身上能找到希望。”
有几次，老师上家里边跟我妈说：“您一定把闫俊海管好，他不是个坏孩子。”之后，我妈便命令我说：“以后不能让那些坏孩子来咱家了，把你都带坏了！”我嘴上虽是答应着，但当那些同学到家里来叫我，约我一同去上学时，我还是和他们一块儿去。
在报考高中之时，班里几个关系要好的男生聚在一起（共12个，我也是其中之一），商定说：谁也不准去报考，去了就是叛徒。我只是低头听着，并没有说什么。这之前，我想的是：不管怎样，还是要去试一试。但我最终还是没去。我不去考，为的是面子，大家说好了都不去，我怎么能去呢？最后，我们初中没上完就全部散了，各自回了家。自此，我就再也没有进学校的机会了。我不幸被老师言中，现在真的后悔了。
那年,我15岁。我一回到家中，便有人来给我提亲，对我父母说：“赶紧给你家孩子说个媳妇吧，看你家孩子多好。”后来，媒人将村里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都说遍了，我都不愿意。
从学校回来，我便一心一意地在家干活，有一次听收音机，说有个美术学校在招生，说是只要画一张画邮过去，若是学校来了通知书，便可以去上学了。我们村里的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已邮了画过去，我便也想着去试一试。不久，通知书寄来了，而我却没走成，因为大伯、父亲他们都不同意我去。我虽是难过了一阵子，但也理解大人的心，所以其后就释然了。因为我是长子，家里的事太多，出不去。
后来又有过一次很好的机会，但我还是没能够抓住。那是在我17岁时，部队来村子里征兵，我已检验合格，但却没走成。奶奶不让走，对我说：“你当兵打仗，到前线死了怎么办？不能去！”后来她又找到大队支部书记说：“你要是让俺孙子去当兵，我就在你家不走，要不我就跟我孙子一块儿去，我也去当兵。”因为我是老大，又过继给了大伯，所以奶奶百般阻挠。因此，我只能咽下这口苦水作罢。
去美术学校或是参军，无论哪一个，都是我分外向往的，但这些理想都因家人的介入而夭折了。因为我是家中老大，家里边需要我，我总是走不了。为此，我只能在家偷着哭。
在禁锢中成长
学习生涯悄然落幕，我便只能待在家中帮大伯做纸扎或外出画影壁墙。因村中惟有我们这一家是做这个的，所以来订活的人很多，我因整日干活，弄得很疲惫。忙的时候，同一天中有四五家来家里拿货的，有时上百里外的村子都来找我们订货。我们就连过年也不得闲。
因此，我十分苦恼，不能出去玩，也没有同学朋友来找我玩儿。因为若是有人来找我，便要帮我做纸扎。他们埋怨我说：“到你家不能出来玩儿，还得帮你干活儿。”久而久之，他们都不来找我了，我便只能把自己封闭在家里，整天扎个围裙忙着做活，日复一日地做。
每天，我都得熬夜赶活，但我自小就容易犯困，而且困了就头疼。我帮大伯做活时，与他分班倒着干，他前半夜，我后半夜。到夜里12点，他便喊我：“该起了啊！”然后我就默默起来，就着屋里边昏黄的灯光画画，剪纸，做纸扎工艺，静静地完成手里的工作。此时，周围一点儿动静都没有，我感觉人生特别乏味、无趣。
心里虽是不情不愿的，但我也不敢离家往外走，这个家已把我牢牢地禁锢住了，根本逃不脱。那时，我还要在父亲母亲那边帮他们养鸭、蒸馒头，后又帮着大伯作画，糊纸扎，扎纸人，似乎不曾消闲过。我曾想过离开，但家中已将我今后的日子用任务排满，而且若是出走，就显得我不懂事。我只能自己偷着哭，整天都待在屋里，有时哭着哭着就睡着了，醒来继续像机器人一样地重复着同样的工作。但在这日复一日之间，我的技艺也渐渐趋于娴熟，一件小的纸扎或是画作，我能在几分钟内就做完。
苦中作乐
做这些虽不是自己的意愿，但又不能选择，我只能认真去做。好在有时兄弟几个都在一块儿做纸扎，就连我那才四五岁的小堂弟也在拿着剪刀剪来剪去。
我们在一块儿做活时，弟兄几个常一起放着录音机，然后跟着唱。我们爱听歌，大伯爱听戏，便只好跟着听戏。我们买了一筐磁带放在边上，有机会便插进去放。为了不让大伯生气，他在时，我们自己干自己的活儿。他一出去（散散心或是喝口水），我们便赶紧放一首歌，放一首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如《大约在冬季》、《冬天里的一把火》、《童年》等等。
我们几个进步很快，后来，大伯也说：“哎呀，小子们可以啊，比我做得好。”我们从中听出了他的自豪，他似乎感觉到：“好了，以后你们都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儿了，我要是不在了，你们也可以自己生活了，大伯放心了，我们家族里边有传承人了，手艺失传不了了。”他笑了，笑得那么开心，骄傲，自豪。
后来，我就想着做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按自己的想法去画、去做、去创新，而不是按部就班地复制前人的东西。后来也终于有了机会，那是在外出给其他人家画影壁墙的时候。 拿着笔为别人画影壁墙的时候，我便自己找灵感，想画什么画什么，思维似乎跳出来了，感觉要比家里轻松得多。在家里画，大伯没时间细教我，只命令我说“这里抹粉色”等等的话，一旦画错了，他便开始骂。作画时，通常是由他先打好底稿，然后我在上面涂颜色。
有一种苦痛，无法言说
当时，我与大伯挣的钱都由奶奶支配着。在我过继给大伯之后，父母与大伯、奶奶之间似乎有了一层隔阂。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多余的人。
在父母那边,我是老大，我得服侍着他们。而同时我又过继给了大伯,是他的儿子，也得帮着大伯。在这之间，我很难摆好自己的位子。若是看见我帮着父母干活，大伯便说：“哎呀，终归是人家的儿子，我只是大伯，不行。”话中透着寒心。奶奶也顺着大伯，怕大伯生气，每次都说大伯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