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我的家
乡情、亲情是每个人心中最温暖的一份温柔，不管是漂泊多久多远的游子，只要稍稍提及故乡、回忆儿时，整颗心立刻可以融化在一片温馨的遐想中。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写下了思念故乡的诗篇，最终成为传世名作。“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我也不知道怎样定义我的故乡，我的祖籍在江苏苏州，但是我小时候从来都没有去过，苏州虽然美，但是在我心里全无印象；青岛是我的出生地，但我也只在那里待了三年，那个天蓝海阔的小城，在我心里早已渐渐地模糊；我三岁的时候到了上海，上海的一切才是我真正熟悉的，是它帮我放飞了梦想。我不是一个忘本的人，因此这三个地方都是我的故乡，我都会念念不忘。
我的故乡
1934年7月21日我出生在山东青岛，1937年就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于是我跟随全家逃难到上海，那时我才三岁。我对青岛的印象并不深刻，只是听说那时我们家的生活还好，有一栋漂亮的洋房，一个大花园，有专门的人力车，还有一张坐在人力车上的照片。所有的这些碎片，构成了我对青岛的全部印象。
1935年，欧阳莉莉（怀抱中）和母亲、九姐、二姐（车前做拉车状）在青岛家中的合影。
从1937年我们逃难到上海，再到1950年我离开上海到北京上学，我在上海生活了13年。在这段时期内，中国局势跌宕起伏，发生了很多大事件，可是对于我来讲生活依然很平静。在父母的呵护下，我健康快乐地成长着，在上海出演了很多部电影和话剧。可以说上海给我铸造了一个金色的童年，让我在银幕上留下了永恒的身影。想起上海就想到我们家那大大的客厅，那一排排的上下铺的双人床，那条繁华漫长的南京路，那些陪伴我成长的哥哥和姐姐。每当我翻看儿时在上海的老照片时，眼前都会浮现出戏里戏外的一幕一幕。在上海的日子是轻松愉快的，上海的艺术氛围也为我的表演事业提供了成长的土壤，直到现在我对上海都心存感激和怀念。
我的祖籍在江苏苏州，遗憾的是我儿时并没有去过，苏州在我心里只是一个美丽而又陌生的地方。中国的俗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那个“江南烟雨细如丝，三月桃花美若霞”的小城里，那个我们的祖辈曾经世世代代居住过的地方，会有多少往事值得我去采撷啊！1983年的时候，我终于有机会去了一趟苏州。我走到我们家祖辈居住的定慧寺巷，沿着狭长清幽的小巷行走，我还真找到了祖宅，找到了住在那里的人，甚至还找到了我母亲的妹妹。当时她已经九十多岁了，说起我母亲和她们以前的事，还有印象。我感到惊奇、欣慰和感动。我并不清楚在苏州我还有没有舅舅、叔叔之类的亲戚，当然那次苏州之行我也没见到其他人。
我们之所以逃难到上海，可能是因为那里有我们的什么亲戚，这一点我也不是太清楚。上海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繁华的城市，在很多影视剧中，那时的上海就是一个纸醉金迷的地方。我对上海没有这种偏见，上海的确繁华，也的确有很多让人迷失的诱惑，可是对于我而言，它和哺育人们成长的小村落一样地亲切熟悉。我听惯了沿街叫卖的吴侬软语，它仿佛一首飘渺悠长的歌曲缓缓地伴我入梦，又轻轻地将我唤醒；我看惯了上海具有标志性的电车，还有那沿街贴满的明星画；我习惯了早起上学时，在上学的路上买一个大饼或者油条。上海的气息，我一闻就闻得到；上海的风土人情，即使我闭上眼睛也能看得到。
到上海后我们搬过一次家，我只记得搬家以后住的地方。那时我们住在上海南京路江西路段的大公报馆的对面，现在已经拆了。当时我们家住的房子是三层楼，地板和楼梯都是木质的，走在上面“咚咚”地响。虽然是楼房，但是有很大的客厅，客厅里都是双层床，当时有些哥哥姐姐已经出去工作了，没有出去工作的都睡在这些双层床上。另外还有两个小房间，我母亲和二房的母亲各睡一间。我有的时候睡在客厅里，有的时候就跟着我母亲睡。我哥哥结婚后也在这里住过，那个房子楼层比较高，我们还搭了一个阁楼，作为哥哥结婚用的新房。
我们在上海住的房子也不是特别差，地段按现在来说也是黄金地段了。我们家所在的南京路距上海外滩不远，也就是相差一两站的距离。沿着南京路再往前走就是静安寺、上海大世界。这些地方都很清晰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到现在我还能想起那条路的样子。
我的父亲
父亲名叫欧阳鸿，他的个子不高，戴着一副黑边眼镜，头发有点稀疏，经常穿着一件大马褂，看上去有一点学究气。但是父亲的气质是儒雅的，这应该是他受人尊敬和喜欢的地方。父亲是学会计专业的，我出生的时候他在青岛胶济铁路上的一个部门做会计。那时候从事会计和从事文艺的人都是属于自由职业者，所以我们填履历表的时候，一直都写父亲是自由职业者。父亲并不是什么大人物，也不是什么资本家，但可能薪水比较高，所以我们在青岛的生活环境还比较好。
父亲娶了两房媳妇，第二房媳妇应该是在青岛的时候娶的。当时我们家的生活环境比较优越，父亲休闲的时候打麻将认识了这个女子，最后两个人就结婚了。对于父亲娶的这个媳妇我并没有太多的印象，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40岁了，那时二房的母亲也嫁过来十几年了。我想这一定是母亲的一块心病，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和别人分享自己的丈夫。可是母亲也只能选择忍受，我并不怪父亲，却更加心疼母亲。
1937年我们逃难到上海后，父亲有一段时间失业了，家里的生活比较困难，为了改善生活条件，父亲还自己制糖去卖。后来，父亲又到了一家亚洲比较大的造船厂工作。我不知道父亲曾经就读于哪个大学，可能是所教会学校，但知道他懂英语且水平很高，可以用英语读《圣经》给我们听。其实我也听不懂，这就是父亲自娱自乐的一个表演节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会有本《圣经》，因为我们家人没有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人。
我们家有12个子女，父亲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没有明显的差别，也不像过去传统家庭那样重男轻女。我们家一开始都是女孩儿，父亲并没有因此对母亲表现出不满，在那个年代，这算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优点。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家庭生活在一起，难免有磕磕碰碰的地方，当兄弟姐妹之间有矛盾的时候，父亲也没有偏袒某个人。我觉得父亲是一个有知识、有教养，并且很开明的人。
在封建社会演员被称为“戏子”，是饱受歧视的一个职业，子女出去演戏家长都会反对的。但是我父亲并没有反对，他说：“你们出去有你们自己的工作。”在择业的方面，他都是随着我们的意愿的。除此之外，父亲对子女的婚姻也并不包办，我们都是自由恋爱。当我们确定恋爱关系后，带到家里让父母看一看，参考一下，他们就会同意的，我哥哥姐姐的婚姻都是这样的。我父亲一直想让子女都上学，因为他自己就是文化人，知道文化的重要性。但是有时因为家里的确困难或者子女恋爱的关系，哥哥姐姐们就主动出去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