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日实现台湾回归，中国统一，民族和谐共荣；
——民主和法制日臻完善，民富国强，中华振兴，平等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牵挂的是儿女、孙女（叶子）的健康安全，事（学）业有成，家庭幸福。
教育子女，需要引导为主，言教和身教并重，但身教效果甚于言教百倍，这是我们的切身体会。
附录
“南通女师”是我一生事业的“摇篮”
一眨眼，我离开母校已六十余年了。但60年前，在母校女师学习近6年的时光，确是我一生中最最难忘的岁月。这期间，也正是革命大潮流时代，我入校不久，1946年初，就积极参加了南通“三一八”斗争。游行时，和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反内战，要和平”的口号，激励我精神振奋。在校学习期间，不仅在老师们的辛勤培养教育下，给我打下了离校后从事各种工作的文化基础知识，同时也结识了许多同窗好友，特别是已投身革命事业的同班同学，她们引导我，并通过传递进步书籍和交心、谈心等方式，使我逐步建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人生观，这是我离校后几十年工作动力的主要源泉。
1948年9月8日，这天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这时我已从女师初中毕业，刚进入高中师范部。同班同学黄崇友是我入党介绍人，这天她通知我，我的入党申请报告已经组织批准，她带我到同班同学穆国玺住处。到这一天，我才知道穆国玺早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才知道，她是由中共南通市地下党组织决定，在1946年初，趁女师扩招插班生，以学生身份打进女师开展工作的。这一天上午，是专为我举行的入党宣誓仪式，在桌子中间，靠墙处，放了一面用红纸做的中国共产党党旗。穆国玺是以党代表身份，带领我举行入党宣誓的。宣誓前，她向
我宣讲了誓词的内容，并进行了许多纪律教育。从这天起，我下定决心，永远跟共产党走，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永不叛党，如不幸被捕也绝不出卖同志和战友。入党后，经常能看到“小字条”传递的战斗捷报，特别是1948年10月间淮海战役的胜利，使革命进程加快了步伐。很快，1949年2月，南通解放，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还未公开，我以学生身份参加了女师高中师范部住校生膳食委员会主席的竞选，当选后，尽力边学习边工作，在膳食委员会成员共同努力下，当学期就取得了扭亏为盈的好成绩。接着，又参加了校内少先队建队的工作。假期里，又参加了当时南通市青委邱云同志率领的“建团队”，到大生二厂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活动。邱云同志在后台指挥，我在前台活动，工作结束后，由我在市青委组织的经验交流会上汇报情况。
我在入党前，性格很内向。宣誓入党后，一直以誓词激励着自己：要把一切献给党的事业，甚至生命……每想到这些，在众人面前讲话，就什么也不怕了，胆子大了，劲头足了。 南通解放后，在学校内边学习边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对我锻炼非常大。
我在母校“女师”学习虽不到六年，可这段时光，正是我成长的关键时期，这段时间里所学到的各种知识，特别是建立的革命人生观的动力，确实是我一生中干好各种工作的基础。
1950年3月，党组织送我去上海“华东团校”脱产学习，毕业分配未能回母校，但仍在青年团岗位上干了16年。这16年中，工作岗位变动多次。每到一个新岗位，都受到欢迎，并非我有多大才华，主要是在母校学习期间，积累的知识和建立的革命人生观的动力，促使我有不怕艰苦、忘我工作的作风，才受到欢迎的。
这16年中，经历两次机构大变动，我都参加了结尾工作。第一次是1952年苏北、苏南合并成立江苏省团委，我负责苏北团工委的档案接送工作。第二次是1955年华东一级机构撤销，我参加了编写华东团工委“大事记”的工作。
结语
1956年起，在上海团市委工作7年。特别是1960年—1962年间，团市委经常开展抓典型、树新风的活动，主要是通过《上海青年报》和上海电视台，开展动员全市青年学习好典型的大型活动。这期间我也参与接受采写了好几个典型。印象最深刻的有两篇大文章。
一篇是《好八连》，记得是1960年间，我到“八连”驻地和他们自力更生种地的机场农田等处，进行了多天的采访和个别交谈，写了一篇文章，当时报社的肖刚同志也参与编改，刊登在《上海青年报》第二、三版，用通栏大标题，记得写的是“艰苦奋斗的好八连”。这期间，我又给“八连”当时的指导员写了一篇在上海电视台发言的讲稿。一时间，在上海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后来，部队系统又接着以《南京路上好八连》以及《霓虹灯下的哨兵》等文章和电视剧，在全国展开大宣传。
再一篇报导，是讲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我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轮“跃进号”胜利下水的特大喜讯，在建造过程中青年突击队发挥了很大作用的报导。
1959年，我爱人留苏学习毕业回国，我们结婚了。因这批经选拔留苏学习5年毕业回国的学生，国家很重视，在我爱人分配工作时，组织上要他征求我的意见，要否照顾分到上海？我当即回答：“不要照顾，全国各地都有青年团的岗位，哪里需要，我就到哪里。”后来我爱人就被分配到内蒙古包头钢铁公司工作。一直到1963年底，为照顾夫妻关系，我调包钢后，又在公司团委干了3年。虽然气候、生活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全身心投入工作的热情仍很高。开始阶段在团委负责宣传部工作，为了做好单身青年的工作，我常下基层，和工人们同吃同住，甚至怀孕初期在女工集体宿舍里住上铺，还没有人发现我已怀孕。在第一胎临产前一个月，当时我在公司团委负责学校部，六一儿童节当天，在公司体育场的万人大会上，我穿着风衣，上台主持大会，也很坦然。
1966年我开始转行到包钢报社。先任编委，从1970年10月起任第一副总编，一直到1977年初。1977年2月随爱人从祖国的北疆包头调到南疆广西南宁，我被分配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局办公室。报到不久，正逢单位组织工作队下基层考察工作，要我带领一队，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带领一个由十多个基层领导和技术骨干组成的工作组，在山沟里转了一个多月。虽然辛苦一些，但使我很快了解了不少矿区基层单位的情况，对开展日常工作很有利。这期间，我身边两个孩子还很小，儿子不到12岁，女儿不到7岁，爱人在广西冶金研究所工作也很忙。我下基层一个多月中，大孩子照顾小妹妹，也学会了自理。
正热心想干好本职工作，爱人于1977年10月被派往桂林冶金机械厂蹲点，1978年4月正式下调令调他在该厂工作。为照顾夫妻关系，我带着两个孩子，又于1979年夏调到桂林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矿产地质研究院工作，一直到1987年离休。矿产地质研究院是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我没有上过正规大学，仅于20世纪50年代在上海工作期间，在新闻夜大听过课，在这样的单位里开展宣传工作，能打得开局面，主要还是与在母校“女师”那段时期的锻炼分不开。在该单位，我主要负责宣传部工作。调来该单位不久，正逢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大张旗鼓地宣传三中全会是“转折点”的重大意义。此时我抓住这个专题，在全院组织当时在位的正副院长、正副书记6人，一人一个专题，从各个角度讲解：为什么粉碎“四人帮”后的转折点不是“十一大”，而是“三中全会”？为了打开局面，我搜集了不少素材，以抛砖引玉的方式，带头第一讲，在全院六百多员工的大会上，讲了近一个半小时。这一讲，反响很强烈。当时6位院级领导，都积极认真地准备，这个宣讲活动持续了一个多月，为日常的宣传工作，打下了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