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56年全面普调工资，我的工资涨到78元之后就一分没有再涨过，78元支撑着5口之家是很困难的，不到月底钱就花光了，就要靠老伴精打细算，“拆东墙补西墙”，有些该买的暂时不买，该多买的就少买点儿，就是紧衣缩食地过日子。夜里做些缝手套、糊纸盒的零活来贴补家用。过去在铁路系统工作的时候，孩子生病可以去铁路医院，医药费都比较便宜，但是后来我离开铁路系统之后，这些福利都没有了，生活更加困难。
老伴曾经买了一把手推子，每个月给两个儿子剃头，节约一部分开支；我买了一个掌鞋用的“鞋拐”，找根木头做立柱把它钉上之后，我就可以用自行车的外胎给孩子们钉鞋。我调到公安部后，家搬到了比较远的地方，上班来回有三十多里路，我每天都是步行去上班。每个月领着孩子到铁路职工浴池洗一次澡。实在生活不下去的时候，就用老人留下的银元兑换现金，我俩一起走到西单附近的银行兑换现金补贴生活。
当时我在机关工作，一个处室有一个救济名额，因为我是党支部委员，所以我不能争先请求救济，虽然救济的条件我也符合，但是我从来没有向组织伸过手。
可是天灾无情，女儿得麻疹住院，需要输血，她是A型血。当时很难找到这个血型，只能由老伴给女儿输血，输了400毫升的血。由于那时营养不良，老伴就昏过去了，后来她得了“美尼尔”（即梅尼埃病）。
2007年，颐和园留念
我一直觉得老伴就是家里的“擎天柱”。多少年来，她默默为这个家奉献一切，从来不抱怨，甚至都不说自己吃了多少苦，撑起了整个家。也许“擎天柱”的评价有些高，但在我看来，她是当之无愧的。人人都有一个家，每个家庭必有一人在撑着，我们家就是老伴撑起来的，她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我很感动，也很感激她。
孩子成长生活苦中有甜
随着孩子们的成长，家庭的氛围也是越来越好，孩子们在成长中也有很多趣事，生活虽然很苦，但是苦中有甜。小儿子在1岁的时候得了一次肠胃炎，我们把他送到了儿童医院住院，晚上护士给我打电话说：“好一点了，你赶紧接走吧，在这住着天天哭，一直哄不住，老是哭。”没办法，我大半夜去接孩子出院，小儿子一见到我就扑到我怀里，马上不哭了。我立即把他裹在大衣里，用绳子捆上，带着他骑自行车回家了，这一路上他乖乖地不哭不闹，回到家以后就睡着了，看着儿子的睡颜，我内心的满足感真的是难以言表。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当时吃早点就是馒头加油饼，没有钱舍不得多买，一顿饭每个人能吃上半个或一个馒头加半个油饼，小儿子吃完了之后没吃饱，他不好意思要整个的油饼，就跟他母亲要整个的馒头吃，老伴跟他说：“你吃一个馒头，和吃两个半个的馒头不一样吗？”结果他说：“我吃一个能吃饱，吃两个半个的就吃不饱。”现在想想都挺逗的。
因为我从小一直过苦日子，逃荒出来的，经历过“困难时期”，经历过两次自然灾害，特别知道粮食来之不易。妻子也是农村出来的，吃过生活的苦，所以在我们家里有勤俭节约的家庭教育，孩子们也能克服困难。当时穿衣服都是讲“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们家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小儿子就曾经跟他母亲说：“妈妈做的衣服啊，给我姐姐穿，姐姐穿旧了穿破了，缝缝补补给我哥哥穿，我哥穿完了我穿。”现在想起来真的觉得挺可怜的，孩子们都很懂事。
老伴也有既省钱又吃好的办法，她最拿手的是猪油烙饼，把荤油化成油，用这个油烙饼，加点葱花，小孩们都特别爱吃，既省钱又好吃。不过，即使这个也不是经常能吃的，有时候一个月都吃不上一两次。
我们家里的大小事务都是共同管理的，遇到问题大家一起解决。家庭好了社会才能和谐，现在提倡和谐社会，首先就要家庭和谐。那些困难的日子终于过去了，但是我们还要坚持优良的传统和生活作风，家庭应该是加强计划性管理，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样才能把家庭搞好。
孩子们大了以后成家立业，我跟老伴尽最大的力量给予帮助。虽然我们经济条件不够好，但我就尽量想办法给他们找一些处理木材做家具——写字台、桌子、椅子，帮他们联系朋友，协助他们买房成家，也算为他们成家做一些努力，为他们创造条件。
孩子们现在生活也都挺好的，现在家里是组成了四个家庭，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三个子女也都有了各自的小家庭，两个儿媳妇很懂事，而且还有了两个第三代——一个孙子、一个外孙子。他们经常会回家来看望我们，给我们买一些衣服，买一些补品，我感到很欣慰。
怀念亲人
父亲的一生可以说是幸福与坎坷都有的，他经历过很多的苦难，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求生比我们这代要付出更多。我从小就很少见到父亲，他一直跟着爷爷在外面打工，做铁匠，工作很辛苦。父亲没有上过学，没文化，但是他能写一手漂亮的英文，我也一直不知道他从哪里学来的，这是个谜。父亲在1956年因为癌症去世，我跟哥哥将父亲送回老家安葬，父亲最后也算是“落叶归根”了。
母亲为我付出最多，尤其是灾荒的时候，即使打算卖掉我，也是为了给我找一条生路，后来还一直供着我上学。母亲一直住在房山村里的兄嫂家，后来我成家之后，她来到我们家，虽然仅仅靠我的78元工资维持着6口人的生活，但是全家人还是一直照顾母亲。母亲后来瘫痪在床，老伴钉了一个小桌子放在床上，让母亲每天在床上吃饭，家里的孩子们也帮着打扫卫生。母亲生病期间，我一直在南口跑车，没能多陪陪她，感觉到很内疚。至今我还记得1971年母亲去世那天的情景，那天我在家，正赶上10岁的侄女带着七八岁的侄子来我家探望他们的奶奶，中午给孩子们做了顿饭，进屋之后发现母亲已经不行了，只得挡着门不让孩子们进去，跟他们说：“奶奶已经没了，”孩子们哇哇大哭，不停地问：“奶奶呢？奶奶去哪儿了？”我也控制不住地流出了泪水。说实话，我没有想到母亲会这么快就离世，以为她还能再坚持几年，没想到我还没来得及尽孝她就永远地离开了我。母亲去世后，哥哥找到木材制作棺材，然后把母亲送到房山的坨里埋葬，三年后，二舅来到这里把母亲的尸骨接回原籍。因为我对母亲的照顾非常有限，至今一直感到非常内疚。
哥哥是一个本分人，老老实实地做工、挣钱，我印象里的他就是这样。最让我感动的是哥哥牺牲自己上学的机会，供我求学。在生活上，哥哥也帮了我很多，有一次，老伴无意中说：“过去北京的燕牌缝纫机质量不行，上海的‘蝴蝶’好。”哥哥听了之后就记住了，想办法到农业社买下了唯一的一台蝴蝶牌缝纫机送给我们，直到2010年，老伴才下决心把这台缝纫机卖掉。哥哥很孝顺，这一点我比不上他，他经常去给老人上坟。我只能说是尽心，但是没有做到尽力。对于哥哥的恩情，我无以为报，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嫂子在进门之后，一直不生育，1959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老中医的广告，就赶紧让哥哥嫂子来我这里治病，后来果真治好了，我的大侄子也在他们结婚10年后诞生，这也算是我为哥哥出的一点儿力吧。哥哥在2002年去世。
怀念他们，感恩他们，父母对我的教育都是无声的，他们每天辛苦忙碌，为这个家奔波劳苦，他们虽然没给我讲什么大道理，但是他们质朴的性格，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一生，他们留给我的人生信条就是要老老实实做人，要懂得勤俭节约。这两点也是我做人的基本准则。我也希望自己的后辈们能够将这两点继承下去，使之成为我们王氏家族的做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