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也是在夏天的时候，那时我家住在小西山的山坡上，院子外面有一棵大桑树，树下面有条二十几米的深沟。树很大，夏天可以爬上去乘凉、看书，一边复习功课一边吃桑葚，别有情趣，那时候小也觉得挺好玩儿的。有一天我在树上看书，由于天气炎热，就不知不觉睡着了，等到天黑了，醒来之后发现自己竟然躺在树下的大沟里，浑身都是血印子，才知道应该是睡着的时候从树上掉了下来，摔晕过去了。幸亏沟里是沙土地，也没有摔到头，可能是屁股先着地的，看看自己也没摔怎么样，就爬起来赶紧回家了。当时正赶上家里吃晚饭了，母亲就问我干嘛去了，我说复习功课，就糊弄过去了。这两次遇险家里人都不知道。
第三次要比前两次惊险多了。在教室后面的厕所附近有一个小山坡，那有一片空地，我们常在那里复习功课。有一天我们在这片荒地上发现了一发日制炮弹，丢在那儿已经有泥土的痕迹，应该很久了，都以为是失效的臭弹，我就捡起来往石头上撞，当时也没意识到有什么危险，炮弹也没响，就把它又扔下坡去了。
当时，班里有位同学叫马润琴，他没有跟我们一起复习功课。他去上厕所的时候路过山坡下，也发现了炮弹，他就把它捡了起来，然后就大声喊：“看啊，炮弹响了！”他嚷完了就把炮弹用力往脚下的大石头上一扔，结果这个炮弹“轰”地一声就响了。听到炮弹响了我们都特别害怕，赶紧往山坡下跑。当时我和一个姓杨的同学受了伤，姓杨的同学伤得比较重，头被炸伤了，马润琴这个孩子已经粉身碎骨了，炮弹把他炸飞了。我也不敢看，赶紧往家跑，只顾着跑，没觉得疼，后来发现右臂流血了。回家之后就简单地用水洗了洗，用盐水消消毒。然后家人就把我送到北平东单的一家医院，在那里待了一两天，做手术。到现在右臂里面可能还有残留的弹片，后来检查身体的人跟我说身体里有金属物。
这次遇险让我心有余悸，如果我再站得近一点儿，或者我之前扔的那一下爆炸了的话，我都是在劫难逃的，可以说这次真的是死里逃生。其实这次遇险也让我们把账记在了日本人的头上，留下了仇恨的种子。
宛平二小
爆炸事件以后，到了秋天，父亲就说：“转学吧！”不愿意让我再上那所学校了。过去迷信，认为在那儿上学可能会有更不幸的事情发生。我就转学到了宛平二小，读六年级。
当时，宛平二小是在一个寺庙里，规模跟圈门小学差不多，但是校舍比较好，分成几个院子，还有个大操场。去宛平二小上学，要比去圈门小学远一些，当时学校考虑到我的这种情况，就让我跟着其他几个不方便回家的同学一起住校，其实就是跟老师吃住在一起，省得来回上学路上家长不放心。
当时住在一起的同学里有一个叫桂玉鹏的，他家住宏顺窑，比我住的还远。他从小学武，有一身功夫，他教给我一套拳，我每天早晚跟着他学拳、练武，当时我们是关系很好的小伙伴，但是后来就没有再联系了。考学时，我们一起住在白塔寺附近的杨老师家，杨老师对我们很好，生活和学习上都很关照我们。中考结束之后，杨老师还去过我们家。当时，我们想报考三中，三中是北京市里非常有名的一个学校，要求也比较高。结果我们几个住在杨老师家的学生都没考上，大家都觉得辜负了杨老师的一片好意。最后我考上了九中。
考学期间
1948年底我们参加了升学考试，1949年初到学校去报到。我对于这段时期的印象除了考学，就是北平解放。解放前，通用的是金圆券，1947年到1948年期间，物价飞涨，父、兄在矿上发了工资，赶紧就换成金圆券，工资往往花不到月底就所剩无几了。1948年底，北平和平解放，门头沟街头挂上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而金圆券也作废了，改用了边区票。解放时没有发生战争，北平没有遭到破坏，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保护了文化古迹的同时也保护了人民的安全。
至今我仍能记起解放的一些场景，解放军每解放一个城市，学生们就上街扭秧歌、游行，高呼：“庆祝××解放！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解放全中国！”还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打着小红旗，敲锣打鼓到处走也不觉得累。
解放后，我们的家庭也发生了变化，哥哥在解放初期就入党了。他在西山煤矿工作，思想进步，工作积极。他左手的一根手指被机器割掉了，造成了左手残疾，后来被评为劳模。评上劳模之后，组织上把他送到扫盲班学习。哥哥从文盲一路努力变成了知识分子，就直接被保送到了华北大学工农班学习。
除此之外，哥哥在1948年结婚了，嫂嫂进门之后经常带着我去宏顺窑抬水。当时吃水困难，我们吃的水都是从西山煤矿附近的井里抽上来的水，是有煤渣子的黑水。水抽上来之后，就放在桶里沉淀，把煤渣子沉淀下去水才能用。1948年前后西山煤矿不怎么出煤了，供水也跟着停了，就连黑水也没有了，我们只能到宏顺窑附近的河滩交口去抬水，吃那里的河水。
1948年，全家第一张合家照
前排右起：父亲王心顺、母亲王氏；后排右起：王立业、哥哥王立杰、嫂子齐淑燕
父亲在西山煤矿工作，矿里有一些矿工赌博，父亲也跟着一起赌，经常一天不回家，第二天早晨他要是买了油条、油饼回家，就知道他赢钱了；如果第二天早晨没回家，接着上班，那他就是输钱了。
有一次，父亲赢了一个人，那人用一台收音机抵输金。那时候能够有台收音机是很不容易的，相当于地主、资本家的生活水平。父亲的收音机是比较高级的进口货，音质好，声音亮，他就在院子里插上电源，全院子几十口子人一起在院子里听评书、听戏。哥哥还学会了一段京剧《八月十五月光明》，有时候还跟着唱上几句，我也跟着瞎唱。
那时候我就开始听评书，喜欢一些武打类的评书，像是《水浒传》、《三国》都是听评书知道的。还搜集了一些烟盒里面的小宣传画片，包括梁山“一百单八将”、“卢沟桥事变”的宣传画片。母亲细心地留了下来，20世纪50年代搬家的时候全都不见了。
考入九中
1949年9月份，我考入了北京市立九中，当时叫城子中学。考学的时候我被优先录取了，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我是工人子弟，当时讲究“成分论”。我的成分好，我以后的干部生涯跟这也有很大的关系。工人子弟的选拔很受重视。再一个原因是我在考试时候的出色发挥，当时语文考了一篇命题作文，在作文中我引用了父亲教导我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这句话是我的人生座右铭，因为这句话使得我的作文很受赏识。
开学之后，我就读于九中“职乙班”。“职乙班”就是职工子弟的乙班，当时一共有甲、乙、丙、丁四个班，其中丁班是女生班，四个班加起来有一百多个学生。刚上学的时候没有宿舍，因为城子中学以前是民办学校，比较小，我们入学之后住在一个大车店里边，靠近河滩，洗脸、洗脚、洗澡都用这个河滩里的水，晚上睡在那个大车店里头，附近都是拉煤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