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个试点中的工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在丰台地区，跟着铁道部公安局的陈才和李万富，在丰台站、机务段、电务段，搞摸底、搞试验；第二个阶段就是将自己在丰台积累的这些经验运用到另一个地区上，负责保定地区的机务段、电务段、车站还有建筑段。当时老李跟着我一起到了保定地区保卫科，一起搞保定地区的试点。
从1955年到1956年，我曾经被抽调到公安部十局临时驻勤。当时机关人员紧张，就从各个铁路局抽调了三十多人，从我们北京铁路局公安处抽调了5个人。后来只有我一个人留下来了，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清理敌伪档案。工作结束之后，我就又被借调到公安部政治部筹备的第一次全国治保会议帮忙，会议结束后我才回到了二科。
机关干部劳动支农
1959年前后，北京市号召机关干部支农，参加麦收，种植大白菜。我们公安分处派出了4名干部，我是其中之一，并担任四人小组的组长，到昌平参加支农劳动，种植大白菜。由铁路分局车辆段的党委副书记徐万才领队，一共三十多人的支农队伍，就住在农村的生产队的四合院，睡大通铺。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支农期间才真正学到了农业知识，虽然我是从农村出来的，但是没有参加过农业生产，更没有种植的经验。当时评选劳动最出色的干部，我推荐了我们小组的易庆祥，他的岁数比我大一些，但他非常懂农活，还能干，特别卖力气，在我们整个支农队伍中表现得非常出色。我们小组几个人相处得很不错，当时还有这样一件趣事，有一个小伙子叫张新广，他靠着窗户睡。一天晚上，先是打雷接着就是下雨，他睡到半夜一下就窜到屋中间了，靠到我身边，搂着我直哆嗦。那时候，我觉得他跟小孩儿似的，还怕打雷。
印象深刻的事就是后来在生产队里吃大锅饭。我们刚去的时候还没成立人民公社，在支农快结束的时候，开始吃大锅饭，各家各户参加集体活动，自己家不做饭到食堂里去吃饭。当时对于大锅饭的态度是分为两种的，拥护的一方认为不用做饭就可以直接吃了，也挺好的；另一方是说反对话的，年轻小伙子能抢，吃得多吃得好，老头、老太太就不行了，身子骨不好挤不动。
支农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党委徐书记在作总结的时候闹了一个笑话，发言时，他说：“我们一个多月的劳动取得双丰收。”然后“双丰收”是什么就说不出来了。估计是他准备得不够充分，大概是劳动成果丰收和农业知识学习也丰收了，但是他当时没说出来，站在前面卡壳了，闹出了笑话。
在劳动学习过程中，我曾经以组长的身份给机关领导写过一封汇报信，当时信里面引用了唐代李绅的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劳动结束，我们回来以后，领导就表扬了我，说：“你这次任务完成得不错，给领导写的这封信，我们看到后都深受感动，你学习有收获！”
“三门干部”下放
1959年，在永定门下放时，“三门干部”在天坛合影，后排左一为王立业
也是在1959年，当时有一个“三门干部”下放基层的锻炼机会。所谓“三门干部”，就是出家门入校门，走出校门进入机关门的干部。我们公安分处的领导确定了我、易庆祥、牛志广、关钧、舒敬增五个人，下放到基层锻炼。我们当时是到永定门车站派出所当民警，直接参加执勤，随着客运货运三班倒。当时永定门车站只有四十几列慢车，乘客也都是零散客客流量小。不像现在的北京南站那么多列车，客流量大。
我跟关钧分配在乙班，易庆祥和牛志广在甲班，舒敬增在丙班。我们乙班跟客运值班对口，我主要负责的是售票厅，通过巡视发现小偷、坏人，防止发生盗窃案件和火灾，清查盲流人员。这个工作任务比较单纯，主要就是勤巡视、勤宣传、勤询问，发现有盗窃嫌疑的人、盲流和无业游民，就带回派出所进行审查，由派出所决定是拘留还是送到当时市里的收容所，最后在交接班的时候跟所长、指导员报告值班时发生的情况和处理方式。
在工作的同时我们还要进行学习，比如晚上值班，第二天上午学习，下午休息，然后第三天早上接白班。每下白班，晚上11点还要参加“大清”，清理各岗位闲杂人员，组织审查，然后送崇文分局或收容所分别处理。我们就住在行车公寓，五个人在那儿住了三间公寓房。我在这五个人里是股长，主要负责传达重要文件，担任学习组长，召开组织会，交流经验等。
在客站执勤的时候也遇到过两次紧急情况，一次是在执勤的时候发现售票厅里有一个人，一动也不动，一直在那儿，后来发现地上有血迹，仔细检查，原来这个人身上插了把刀自杀了。我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下子感到束手无策，回过神来赶紧问周围有没有医生，看看这人是不是已经死了，需不需要抢救，当时第一想到的就是这个。在场还真的有一个人懂点儿医术，他是个中年人，戴着眼镜，应该是学过中医，过来给这人把脉，说：“他已经死亡了，没有办法抢救了。”确定了以后，我就跟他说：“麻烦你看守一下。”我就赶紧跑回派出所，跟领导报告，叫来救护车，把这人送到了医院的太平间。
还有一次，也是在客运值白班的时候，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在候车室发现一个很虚弱的人，可能是好几天没吃饭了。后来有人就说这个人是往南方去的，收容所只在夜班过来，我就想办法如何把这个人安全送到家，这时候正好在站台上停了一趟京广线的火车，我就没走天桥，绕过站台西侧，到达第二站台，把这个人送上了车厢。
在送上车的时候，我也意识到，万一在车上发生意外怎么办，但刚把他送上车，车就开走了，我也没来得及跟车长联系，我想列车员会处理好的。
交接班的时候，跟领导汇报了这件事，领导认为我处理得没有什么不妥，我只是一个值班民警，也不懂医术，不了解情况，也不敢随便喂他吃东西，当时就是想尽快把这个人安全送到家，也算是尽到了值班民警的责任了。
1960年，在货场派出所工作期间
在乙班值班不到一年的时间，1960年，我被调到货场派出所。这里的任务跟客运派出所的任务不同了，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防火。货车货场最忌火，我们要尽全力防火，还要保证在铁路装卸工作中不出现问题。
我当时的具体工作主要有两个，首先要制定一套制度，做安全防火检查，布置防火任务；第二个任务是宣传安全防火的常识，纯洁队伍，掌握作业人员、货运员、司磅员等人员的思想动向。相当于所长、指导员的左膀右臂，起到辅助作用。在货场派出所的工作就不再是三班倒的方式了，我的级别属于主任干事，下面的民警都叫我股长。
我在货场派出所工作的时期，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当时有一个重要任务，“保粮保钢”，这是国务院下达的一个命令，重点是工、农业运输两大任务，保证在运输中不发生问题。这个任务在永定门货场是重中之重，永定门有一个粮库，当时从澳大利亚、苏联进口的粮食都要运到永定门的粮库，相当于北京的粮食集散地，永定门的货运站是重要的联络枢纽。这个任务就跟执行中央领导的专车警卫任务一样重要，虽然保护的对象不同，但是重要性是一样的。这是保障人民生活的粮食，当时北京市所有粮食都储存在这里，是不能出半点差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