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和我一批从基层选调到公安部的一共是40人，留在政治处工作的人最多，有9人。政治处的工作又分为干部、组织、宣传不同的组，每个组都有一位科级干部做组长。我在干部组，干部组一共有3个人，除了我，还有科长老张和从上海调来的褚志勇。
组织基本功大比武只是我们的一个临时工作，干部组主要工作是对铁路处级干部的管理，掌握公安副处级以上全部干部的名册和基础资料。这个资料就是记录每个干部的成长过程，如何从基层提到副分处长、分处长，一直到公安处的副处长、处长，对他们进行考察、调研，将合适的人员提供给领导，之后与各个部门协调抽调，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当时正处在“四清”中，我的具体工作就是与铁道部协商，协调干部交流、提升，拟调令和提职令，我跟科长共同协商，然后提供选调人选。上任后，我提供给领导选调的人一共有两个。
一个叫李昌林，我对他比较了解。他原是是我们公安分处的一个基层段长，后来做分处长工作，能力比较强，逻辑清晰，讲话很有条理，但是文化程度不高。当时，云南昆明铁路公安处的处长跟泰国走私贩毒的人有瓜葛，犯错误下台了，需要一个处长，这时候让我提供一个人选，我就把李昌林推荐上去，结果领导采纳了我的意见，把他从北京调到昆明当了处长。但是后来因为他的儿子教育得比较失败，给他抹了黑，他就被调出了公安部门，当了路局工会主席。
一步登天进入公安部十局
第二个选调的是唐永斌。他是我们分处的一个老副分处长，他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是讲话很生动，听他讲话就跟听相声一样，能够特别形象地讲出干警在值班工作中的细节，大家都愿意听他讲话。当时银川缺一个分处长，他在北京是科级干部，到银川的话就是副处级了，等于提了一级。但是他到了银川之后，非常不满意，他认为还是北京的工作环境好，被调出了首都，到一个偏僻的小城市里当分处长，觉得很委屈，但领导与群众对他的评价都很好。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也受到了一些冲击，最后死在了银川。
干部选调管理工作对我来说并不生疏，因为我当初从铁路练习生提到人事助理干事，就干过类似的工作。要熟悉干部、工人的情况，分配适当的工作，根据他的表现，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过去有一定的工作基础。虽然现在的职位高，选调管理的干部层次不一样，但是基本工作模式还是自己比较熟悉的一套。不过站在更高的层次来看，我作为政治部的成员，工作范畴更宽了，到一个单位不能说只是做干部管理的工作，也有组织宣传的其他工作内容，所以对这些工作都要全面了解。而且自己作为领导机关的干部，要学会领导的艺术，整体能力上要有所加强。过去在基层，只是做民警或者保卫工作，还是有局限性的，现在就要开阔视野，提高分析能力。
1965年，天安门合家照
后排为王立业、妻子曹炳英；前排左起：小儿子王培、女儿王莹、大儿子王毅
工作之余
1965年，公安部组织了一次“登长城一日游”活动，交通方面免费，而且可以带家属。我从1952年参加工作到1965年，十几年的时间里，第一次享受这种待遇，很高兴，领着全家老小“倾巢出动”，一起参加了这次活动。这也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第一次全家一起出游，登长城、看地下宫殿、参观十三陵水库，感觉特别好，下午回来得比较早。当时齐齐哈尔来的一个同志借了一个相机给我，我们在天安门照了一张全家福，这是我们家的第一张全家福，非常有纪念意义。
“文革”开始公检法受冲击
“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一个预兆，就是上面开始部署学习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兆。到后来聂元梓的大字报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但是，对普通群众来说“文化大革命”来得非常突然，声势非常浩大，是人们不能预料的，当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出现了一些反常行动。
其一就是“破四旧”。当时“破四旧”就是要把过去传统的东西除掉，的确有一些迷信的、不好的观念须要去除，但是一些优良的传统观念也随之失去了。
人们的思想很混乱。那时我国通过实行友好外交政策，有很多个国家跟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一些外国人来到北京，都要参观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到了天安门之后，碰到红卫兵，红卫兵就向外国人宣传“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这些做法损害了我们国家的声誉。
那时的生活没有安全感，晚上不管几点，红卫兵说来就来，说他们掌握了哪家从前是地主富农，然后就让这家人都跪下。当时人们都在学练乒乓球，院子里都有垒的土乒乓球台子，红卫兵就让全家人都跪在乒乓球台上，看到这种情况我们也很同情的。一些机关干部也受到了冲击，被红卫兵轰回老家，说他们在城里待着吃闲饭不行，要去农村劳动改造。 当时我们公安部有个叫凌云的副部长就受到了冲击。他是部级干部，本应该受到高干待遇，在“文革”期间，他们全家四五口人都搬到工人住的地方，很憋气的一个地方，我们看着都觉得不公平。当时的社会大动荡把人们的是非观都弄扭曲了，没有是非、黑白之分。
再一个是搞形式主义。人人都学习语录，喊“万岁”，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手拿红宝书，跳“忠”字舞，当时看街上什么都是红色的，一片红色的海洋，根本分不出商店的种类，不知道哪家是药店，哪家是鞋店，那时只要是红色的就是好的。
公安部受到冲击
当时军队和外交部门是不允许受到冲击的，国家领导人所在的中南海、军队驻地不能受冲击，国家的外交不能乱。但是公安部还是遭到了冲击，当时“造反派”围了公安部机关好几天，要揪出公安部的“走资派”。
公安部传达室有一个姓刘的师傅，对这种情况真的是恨透了，他趁夜间人少的时候，把“造反派”的学生用绳子捆了起来，捆到了大礼堂，反过来批斗这个“造反派”，问他：“你为什么要造反？”也算是公安部机关的反抗了。
后来双方发生矛盾，当时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出面亲自处理了这件事情，公安部也从形式上批判了彭真和罗瑞卿，当时的“彭、罗、陆、杨”是属于一条“线”上的，罗瑞卿是前公安部的部长，彭真是政法战线的领导，当时罗瑞卿要跳楼自杀，从二楼跳下来，腿摔坏了，红卫兵把他装在大筐里抬着，抬到公安部的礼堂里去批斗。这些都是我当时亲眼所见。
接待上访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