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要讲的是，几年来，我们移居加尔各答的侨胞和加尔各答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尤其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颁布以后，我们中国和加尔各答的关系在老的基础上又获得了新的发展。我们中国人和加尔各答人民之间的友谊也有了进一步的加深，和加尔各答人民友好相处是我们每一个侨胞所关心的事情。
为了进一步加强华侨与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我认为必须批判大国主义的思想。什么叫大国主义呢？就是认为我们国家是大国，我们祖国强大了，国际地位提高了，就瞧不起别的国家，特别是瞧不起那些小的国家。你们瞧不起别人，还要求别人来尊重你们，而自己不去注意尊重别的国家或者别的国家的人民，这就叫大国主义思想。毛主席从去年一再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毛主席去年特别提出来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现在更加强大了，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提高了，如果我们不及时地提出来，在全体人民当中来教育、防止这个大国主义思想，那么将来我们就会看不起别的国家，不尊重别的国家，这样就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国策和外交政策。
欢送大会情谊真
在老柳结束了他的讲话之后，会场上爆发了热烈的掌声。所有华侨在惜别的同时更多了一份思考，而这也是我们最后能为自己工作了四年的加尔各答领事馆所作的一点事情了。只要老柳这席话能够在日后真的指导当地华侨们的思想，我们这番心血就没有白费。
印度归来
从印度加尔各答归国后，我们做了短暂的休整，在1959年时再度被派遣出国。后来这段时期的外交工作可以说是多灾多难。
出使印尼，遇到流言蜚语对黄镇不利的尴尬局面，终于寻得陈毅同志的帮助，解决了思想疑虑，但却为后来“文革”受迫害埋下了隐患。印尼激烈的排华事件让我和老柳分身乏术，像是被抽打的陀螺一样停不下来。印尼的工作最终以老柳身体抱恙而结束。再次出国时，我们来到了与我国刚刚建交的布隆迪。与布隆迪民族主义者交好，却意外引来了比利时军队的不满，使馆被围，我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直到接到外交部让我们回国的指示，我们才从危险中脱离出来。
两段外交工作经历都持续了不是很长时间，再次回国的我们直面“文革”的惨烈冲击。那最艰难的十年是我永远不想再回忆的，对父母和子女我留下了永远的亏欠，但与丈夫的坚定相守仍然鼓励我勇敢地走下去。
1957年，老柳在加尔各答领事馆的任期结束了，我们也要回国了。
我们先坐飞机到孟买，预计从孟买坐船回国。飞机抵达孟买，我们稍作停留。趁此机会，我们参观了孟买的一个类似于我们敦煌石窟的地方。那个孟买的石窟非常大，还会闪闪发光，看起来很壮丽。我在那里搜集了许多资料，还照相留念。
1957年，与丈夫柳雨峰在孟买参观阿姜塔石窟
后来从孟买搭船离开。同行的有我们代表团的二三十人，还有我国驻孟买的总领事和孟买代表团，以及我国驻印度使馆参赞申健。上船以后，大家兴高采烈地吃着发给每个人的冰淇淋，可没想到，冰淇淋居然过期了，除了没吃冰淇淋的申健参赞，其他人全部食物中毒，吐得昏天黑地，又是打针又是吃药的，折腾了好久才好。
船行近斯里兰卡时，突然刮起了大风，船几乎被吹得竖了起来。有时我们到饭厅吃饭，大风一来，“呼”地一下，我们就被吹到了船的另一头。原本大家还坐在椅子上吃饭，后来为了安全，都改为席地而坐。大风刮得人心里瘆得慌，唯独老柳不怕，还非常精神地到处跑，给我们弄这个、弄那个。后来孟买的那名总领事用安全带把自己绑在床上，防止被风刮倒，可还是吐得一塌糊涂，甚至还向老柳交待“遗言”：“老柳，我到不了国内了，要是在斯里兰卡死了，你可别把我扔到海里啊！”我们这些人在旁边听了哈哈大笑。后来我们在斯里兰卡靠岸，大家都下船游玩了一天，那位孟买领事还躺在船上呢！
第二天再次出发，抵达印尼的时候，我们受到了我国驻印尼大使黄镇的热情招待。当年和老柳一起在高级训练班学习的同志赵仲时那会儿正在印尼的总领事馆工作，他们一群人特意跑来看我们，还送给我一个印尼的领花，至今我一直保存着。
离开印尼，我们又乘船前行，沿途经过了新加坡，最后从香港返回内地。
回国之后，正好赶上国内正在进行“反右运动”，我去哪里都不合适，干脆进入北京外交学院学习，学习英语和一些礼节方面的知识。这段时间，老柳在领事司当副司长，“反右运动”并没有波及我们。就这样度过了一年。
1958年，王燕春（前排右一）在外交学院门前与同班同学合影
出使印尼
1959年1月，老柳被任命为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参赞。我随丈夫乘坐荷兰船出使印尼。印尼当时同我国的关系很友好，可其国内仍存在一些反华、反印尼共产党的极右势力，事态最严峻之时，发生了1965年的“九三〇政变”，大批印尼共产党员被屠杀。不过我们前往印尼使馆任职的时候，事态还在可控制范围内，而我们很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团结印尼同胞，维护两国友好。
赴任前，老柳听一个部党委委员说，驻印尼使馆在执行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有偏差。对驻在国当权人物的团结、友好支援工作做得过分，使馆设置大使官邸是铺张浪费……这话其实是在隐晦地指责当时驻印尼大使黄镇同志。但老柳早在1940年在129师的军事研究班学习时就认识黄镇了，以后在参加师运动大会时又了解了黄镇，知道他一贯作风稳健，此时又怎么会出现这么多偏差呢？兴许黄大使久居国外“贪大求洋”了？老柳对此忧心忡忡，常常夜不能眠，辗转反侧。后来，我们在前往印尼的途中经过广州，老柳终于还是要求有关部门安排他去了一趟从化温泉，向正在那里疗养的陈毅外长请教。
陈毅外长及其夫人张茜邀请老柳和我入座，并摆好茶热情招待。我们把党委的意图、对黄镇的看法等都转达给了陈毅外长，只见陈毅外长拿起茶杯沾了沾嘴唇，顿了顿便讲了起来：“黄镇同志正确执行了党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他对驻在国朝野人士的工作做得很好、很出色，尤其是同苏加诺总统的交往是成功的，促进了中印尼两国的团结友好。”
陈毅外长的目光投向疗养院的出口处，仿佛看到了黄镇大使在那片管辖之地辛勤工作的样子：“一个驻外大使不做驻在国的上层工作，怎么完成任务？他对形势的估量是正确的，他非常有远见，也有外交才能。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印尼派船来我国接受援助物资，国内怕台湾拦截。黄镇电称：根据当时印尼与台湾关系，台湾不会拦截。事实果然如此，这说明黄镇同志的估计是正确的。印尼人民经过长期斗争才摆脱了荷兰殖民主义的统治，取得民族独立。它又是亚非会议的东道国，对亚非会议有贡献，应很好地做团结友好工作，支持他们巩固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
“对大使官邸应该怎么看呢？”这是一些人指责黄镇大使铺张浪费的一条重要理由，老柳对此有些疑问。
陈毅外长微笑着，使劲动了动手指，说道：“使馆设官邸是工作需要，接待宋庆龄副主席等国家领导人都需要。而且亚非会议期间周总理和代表团活动频繁，没有活动场所怎么开展工作？”陈毅沉默了一下，声音突然大了起来，“有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是片面的。”在我们看来，陈毅外长有一种敏锐的直觉力，他不希望1958年“大跃进”和“大放卫星”的形势牵扯到对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