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柳雨峰（右一）、王燕春（右二）夫妇到布隆迪使馆就任途中路过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时留影
抵达布隆迪之后，由于我国和布隆迪建交不久，使馆还没有建，我们只能暂时在旅馆里包了一层楼，所有使馆工作人员都住在里面。之后我们递交国书、买地、建造大使馆，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我们才搬进去。
1964年，中国驻布隆迪大使柳雨峰向国王递交国书
1964年秋，柳雨峰大使与布隆迪卫生部长在大使馆前合照
当时，我国卖给布隆迪的民族主义者一些枪支弹药，这引起了比利时的不满。布隆迪曾经是比利时的殖民地，此时仍然受到比利时的控制，但布隆迪的民族主义者都是一些很爱国的人，他们中间甚至还有布隆迪王后的亲戚，这些人坚决反对比利时的统治，对向他们提供武器装备的我们很友好。但比利时的军队则不然了，他们对我们的行为很不满，甚至派兵包围了我国驻布隆迪的使馆，在门口用枪指着我们，出入都受限制。他们企图用这种方法驱逐我们。
当时的情况确实非常危急，但我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感觉，就如同自己解放前参加地下工作是一样的。我想，既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了这份工作，那我就无所畏惧。老柳更坚决，甚至连遗嘱都写好了。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情况时泄露使馆资料，我和使馆三秘宋玉凤拿着使馆里的文件，包括一些重要档案、报纸，到外面烧，当着那些比利时士兵的面烧，让他们知道使馆中绝对没有任何他们可利用的资料，不要企图以此威胁我们。
1965年1月30日中国驻布隆迪大使馆被比利时军队围攻时，柳雨峰赋诗一首
（诗文为：大地风雷震亚非，人民处处尽雄伟，四海为家豪气壮，万里何必裹尸回。）
时间一长，这样也不是办法。后来，我们的人假装使馆里没有水和食物了，要外出买东西。因为外交人员是有特权的，所以离开时没有遭到比利时军队的拦截。趁此机会，外出的人来到埃及驻布隆迪使馆寻求帮助。当时我国和埃及的关系非常好，埃及的外交官员也乐于帮助我们，有时他们还会派人过来慰问我们。
出使布隆迪，深陷包围圈
在这期间，我们也始终没有断开和祖国的联系，时刻关注着国内对我们的指示。使馆里有发报员和电报机，保证一天和国内定时联系两次。国内方面知道我们的情况后，开始为我们租赁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飞机，要把我们接出来。
1964年，在布隆迪游玩时留影（左起：王燕春、王蔚兰、柳雨峰、孙崇山、韩旭光）
1964年，王燕春（右二）随丈夫柳雨峰在布隆迪国王的家乡游玩时留影
1965年初，我们乘飞机离开布隆迪。回程中，因为要加油，飞机降落在乌干达。此时我国驻任乌干达的大使是陈志方，那是一位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同志。他们夫妇俩专程来到机场接我们，还给我们献了花。之后我们坐飞机到了埃及，正好赶上春节，在那里逗留了几天。我借此机会在我国驻埃及使馆参赞的陪同下参观了金字塔，宏伟的景观震撼了我的心。
1965年，在驻布隆迪使馆前留影
1965年初，从布隆迪回国时路过埃及金字塔
再次启程，我们到达了巴基斯坦。当时有人要策反我们的参赞，偷偷塞了一张纸条给参赞，告诉他在哪里会有接应他的人，想让他叛逃。被策反的参赞是个老干部，收到纸条后就把此事汇报给了老柳。为了安全起见，老柳还是派了一个人跟着他。
后来有人在机场散布了虚假消息，说我们的行李中放了炸弹。飞机在巴基斯坦降落后不能起飞，机场工作人员把我们的所有行李都弄下来翻了个遍，最后证实没有问题才让我们再次起飞。
飞机降落在上海以后，外交部特意派了一名专员去接我们，表示了对我们的慰问。回京之后，更是连陈老总这样重要的国家领导人，还有在大使馆设立机构的各部部长都去机场迎接我们了，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国之所以在机场接机时摆出这样庞大的阵势其实也是在向比利时表示，中国政府不是任人欺凌的。
1965年，中国驻布隆迪使馆全员撤回中国时，陈毅部长及其他各部领导到机场迎接
“文革”屈辱，不堪回首
1965年回国之后，我和老柳夫妻俩不久便经历了人生中最灰暗的“文革”时期。
回国后，老柳被派到外交部名下的国际关系研究所（今国际问题研究所）协助所长孟用潜搞运动。
“文革”初期，江青、康生借红卫兵之手提出“61人叛徒集团”问题，一批老革命者受到牵连。“61人叛徒集团”一事还要从20世纪30年代初说起，那时北方党组织两次遭到严重破坏，一大批干部被捕，关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因地处北平草岚子胡同，故又称“草岚子监狱”），但他们在狱中依然进行着坚贞不屈的斗争。直到1936年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出任北方局书记时，草岚子监狱中尚有六十余人被关押着，其中就有薄一波。当时日本侵略者进攻华北已成不可避免的事情，如果这批干部落入他们手中将难以生还。同时，也为了加强华北地区的干部力量，经党中央批准，刘少奇派人将他们营救了出来。
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却在1966年底时被江青、康生等人恶意曲解，更指责当年营救这些革命老干部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还私下授意红卫兵代表揪斗这些老干部。薄一波在这场迫害、打击老干部的大冤案中首当其冲。因为老柳曾在薄一波手下工作，所以受到波及，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了“黑帮”抓了起来。这一整就是十多年。
好友王鹤峰曾在后来与我们书信谈及“61人叛徒集团”事件，那已经是事情过去很久之后了。
雨峰同志：
送上闲话“61人”一个
祝你新春健康愉快
王鹤峰
闲话“61人”——纪念草岚子出狱60周年
“带帽61”，幸存仅15，最大李楚离（94），最小是王桐（傅雨田，81）。年都过80，骨头不可侮。
贪污腐化世皆有，中国也不甘“落后”，但对“61”，却是风马牛。
生前不作愧心事，死后不怕见马列。
199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