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我去使馆是不是可以传达呢？”老柳问道。
“可以传达。”陈毅又补充说，“黄镇是久经考验的老同志，有军事斗争经验，也有政治斗争经验。我们中央是信任的，你们要好好在他领导下做工作，搞好团结，向他学习。”
张茜切了一个西瓜端了上来。陈毅拿起一块递给老柳，说道：“在北方可要守着火炉吃西瓜了。快吃，等一下饭好了，在这儿吃饭。”
有了陈毅的指示，我们就像是吃了“定心丸”，心中不再忐忑。心里那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老柳振作了许多，接过西瓜笑了起来：“陈老总，听了您的话，没吃西瓜我心里都清爽了。”
这时，陈毅外长却敛起笑容：“印尼近来局势不好，你走马上任要格外当心！”陈老总的这番叮咛我们牢记在心，到达印尼正式开展工作之后更是精神高度集中，不敢有丝毫懈怠。
抵制排华事件
来到印尼之后，我们依然做各种信息的搜集工作，还要与当地的华侨、政府官员以及其他国家的大使搞好关系，其中最难的就是处理印尼的排华事件。
刚到印尼没多久，黄镇大使回国休假，我们恰好赶上了印尼的排华事件。作为大使馆里临时的一把手，老柳每天都要顶着社会上排华的压力四处周旋，非常累。因为有外交豁免权，那些暴徒不敢直接对我们怎么样，我也没有亲眼看到一些特别危险的场面，但据我所知，当时印尼社会的排华情绪很高，行为也很残忍，许多华侨被杀，连河里的水都被染红了。紧急时刻，我们向国内建议，派船接当地华侨回国。
那次的排华事件持续了很久，直到大使黄镇回到印尼的时候依然持续着，甚至连大使馆都受到了暴徒的围攻。黄镇大使还找印尼总统苏加诺抗议，要求他出面干预此事。后来苏加诺约见了黄镇大使，还把印尼政府即将颁布的第十号规定给黄镇大使看，其中不乏试图削弱华侨在乡间零售贸易中所占优势的内容。
尴尬地结束此次会面之后，黄镇大使在苏加诺总统的陪伴下走出总统府大门。当时外面已经聚集了许多闻讯赶来的记者，所有的照相机镜头对准了黄镇大使和苏加诺总统。苏加诺总统面带笑容，亲热地抓住黄镇大使的肩膀，小声说道：“兄弟，你笑笑。”苏加诺总统企图用这种“和睦”的景象造成中国同意印尼排华法令的假象，形势非常紧张。
虽然古语有云：“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但外事纪律绝对是严格的，周总理曾有过这样的定义——“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连陈毅外长都把这八个字奉为圭臬，更不用提其他外交官员了。可为难的是，当黄镇大使回到使馆时已经是半夜凌晨了。想必在结束与黄镇大使的会面之后，印尼方面一定会在第二天一早公布第十号规定，所有印尼国人与华侨都在拭目以待，而此时我们再向国内请示已经决然来不及了。
犹记得那天，天气很闷热，有种暴风雨前的焦躁，那些棕榈、芭蕉、椰子树白天晒狠了，到了夜间都在喷吐着热气。人在台阶上走，浑身被热气熏得麻酥酥地淌汗。黄镇大使手中的扇子不停地扇着，不停地来回走动，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横下心来决定发出使馆公告，向新闻界和驻在国各有关方面表明我们不同意排华法令的坚决态度，但公告写好后，黄镇大使反复看了三遍又停下了脚步。周总理“外交工作，授权有限”的要求让黄镇大使很为难。
“要请示是来不及了。”黄镇大使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不安，“可明天一登报，华侨斗争就垮了。”
“黄大使，你就定了吧。”文化参赞司马文森眼中掩不住疲惫，“我们服从你的指挥。”
时任政务参赞，负责给国内拟电报稿的老柳也说：“算是咱们集体的意见，过去咱们打仗也有边请示边执行的嘛，再等就晚了。”
黄镇大使看了看大家，最终拍了一下大腿，语气坚决地说：“好，就按咱们过去打仗、军队的办法干，马上把公报发出去。”黄镇大使从老柳手中取过电报稿，仔细看了几遍，用钢笔郑重地加了一行字：绝对、绝对没有忽视请示报告制度。
此时已经是凌晨3时，这漫长的一夜终于熬过去了。最终，使馆此次的决定得到了国内的肯定，而印尼方面在我国提出抗议之后，也准备进行双方的侨务谈判。
那次谈判，老柳担任领事一职。当时，我和另一对领事夫妇一起坐船，把老柳他们那些参加谈判的人送到海边谈判的船上，然后返回使馆。而在谈判期间，老柳一直忙来忙去，从来没有闲下来的时候。他每天都要和印尼政府方面的人员联络，让他们保护华侨，开放港口，让我们的船可以接送华侨回国。
1959年，王燕春（前排左二）在国庆时与印尼使馆一秘以上使馆人员及其夫人合影
我们在印尼待了一年左右。那段时间，老柳的工作真是非常多，有时忙起来甚至可能一个星期不睡觉，上楼梯时都会“打出溜”。后来实在支持不住，老柳生病了。1960年，我们返回祖国，外交部派了另外一名参赞接替了老柳的工作。
1960年，柳雨峰（左）与研究室主任林青在印尼合影
回国之后，老柳因为养病的缘故暂时没有参加工作，我也留在他身边照顾他。身体稍好一些后，老柳参与到了庐山会议专案（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递交“意见书”，指出1958年以来的左倾错误，这封信后来被指责为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同时，支持彭德怀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也被认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反党集团”，后期庐山会议专案对此展开调查，此事又称“彭黄张周专案”）的调查中。
抵制排华事件
之后，苏联赫鲁晓夫集团参加“反华大合唱”，中苏关系恶化。老柳又被派到哈尔滨去做苏侨撤退的工作。
出使布隆迪，深陷包围圈
1963年，布隆迪访问团来华与我国领导人洽商有关两国建交事宜。老柳作为外交部的代表之一参加了两国领导人的见面会。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1964年年中，老柳被派到布隆迪大使馆。
1963年布隆迪访问团来华访问时，毛主席（中）亲自接见访问团成员（右二是郭沫若；左一是柳雨峰 ）
1963年布隆迪访问团来华访问时，周总理（中）亲自接见访问团成员（左一是郭沫若；右一是柳雨峰）
1963年布隆迪访问团来华访问时，朱德委员长（前排右一）亲自接见
出国前，经济商务参赞处（简称“经参处”）的一个领导人派一个翻译和我们一起走，老柳说什么也推辞不了，那名被选派出来的翻译作风不太好。由于我们飞行的路线是绕行的，那人后来和我们分开，但反倒走在了我们前面。
飞机抵达巴基斯坦的时候，我们遇到了正好要去法国当大使的黄镇，他在海边请我们吃了一顿螃蟹，对我们非常照顾。从巴基斯坦飞到肯尼亚，因为要等飞机，我们在肯尼亚逗留了两天，参观了当地的野生动物园。临行前，当地使馆的同志告诉我们，说经参处派的那名翻译到目的地后的第二天就叛逃到美国使馆去了，让我们不禁唏嘘，不过此事对我们倒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