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一瞥
（叙述人：李春）
1993年，我70周岁的时候，写了一首《七十述怀》，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表达了我的所思所想和所求，真实地剖析了自己。现在就以这首自述诗开篇吧！
我原黑水一儿郎，转眼七旬鬓发苍。
少小从戎为出世，他年衣锦好还乡。
铁蹄惊断南柯梦，国恨痛折赤子肠。
窑洞灯光照前路，普罗真理指迷航。
绿园十士图良策，西堡双英举义枪。
征战一程陷长岭，求知千里走太行。
劲擂燕赵翻身鼓，喜阅平津覆灭章。
重进都门天地变，深居学府桃李香。
十年动乱文思懒，五载清平笔耕忙。
克己为人沥肝胆，脱胎换骨悟沧桑。
无私寡欲心潮静，乐道安贫意味长。
半世蹉跎多舛错，一生坦荡少忧伤。
老驹识路蹄知奋，战士闻鸡剑自扬。
垂暮连遭离病苦，残年依旧傲风霜。
痴诗醉墨情怀雅，漫步轻拳筋骨强。
战略三分功就日，千觞美酒笑《河殇》。
1923年12月15日，我出生于黑龙江省边陲小镇北安。父亲是当地的小官吏，母亲是农村妇女。在我上边还有哥哥宝璋和两个姐姐宝珍和宝珠。父亲为了把这些“珍珠宝贝”收藏起来，于是就给我起名叫宝库。父母早逝，奶奶和姐姐将我抚养成人。当时家里有很多荒地和少量出租的土地，还从事商业，经营着手工业店铺，应该属于中小地主和工商业主了。据说祖辈是从山西逃荒到东北的，祖父曾乡试中过秀才，父辈和兄长都读过诗书，两个姐姐也粗通文字。当时，我们家在小镇上，可以算得上书香门第了。
1968年，45岁的李春
1931年，我进入北安小学，当时的东北在学校里教的依然是旧时中国常设的课程，我只念了半年，“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后，我继续从小学一年级读起，直到1936年小学毕业。我的家人一致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于是我考入省会齐齐哈尔农业学校学习。第二年，齐齐哈尔农业学校改制为第一国民高等学校，我于1940年从那里毕业。日本侵占东北后，我家逐渐没落，为了能免费学习，同时又可不当“国兵”，所以我就报考了伪满的新京陆军军官学校（1938年至1945年，长春为伪满洲国首都，改名“新京”，后文除军校、部队等固定名称之外，统称长春）。1941年4月，正式入校学习，1945年2月毕业。毕业后，我被派往新京禁卫步兵团见习。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我随部队在长春起义。不久，苏军进驻长春，伪满军部队解散。
在军校学习期间，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残酷统治，我逐渐增强了民族意识，对中国的前途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在中国两种命运和两个战场的斗争中，我最终选定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1944年9月，我成为共产党地下情报小组“军校十师生”的一员。随后，又加入“东北人民解放同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抗日救国的学习宣传活动，从一个敌伪士官生转变成为一名革命者。这是我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一次蜕变，这次转变深刻地影响到我的一生。长期紧张、严格、艰苦、有序的生活，也把我磨练成为一个不怕艰苦、做事严谨的人。
1945年10月，我参加东北人民自卫军，任吉长部队参谋。1946年1月，参加解放吉林杨大城子战斗，后随部队赴长岭县增援，因误入敌阵被俘，被监禁一个月后成功逃脱。在回锦州看望心悬爱孙的老祖母后，因四平保卫战被困沈阳。为维持生活，临时考入复兴日报社，做了几个月助理编辑。在报社编辑部长的介绍下，我第一次了解到解放区革命大学——华北联合大学。1946年8月1日凌晨，当我从国民党统治区到达华北联合大学所在的人民城市张家口时，看到灯火辉煌，一片和平民主景象，深有“桃李逢春”之感。激动之下，我就把名字改为“李春”，一直延用至今。1946年8月，经组织安排我进入华北联合大学学习。入校仅一个多月，国民党华北剿总调动大军进攻张家口，我随学校沿太行山，行军千里到达河北省束鹿解放区。经过政治班、政治系的学习，并参加了近一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受到深刻的教育，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树立了革命人生观和世界观。
1948年初，我被分配到华北联合大学即随后改建的华北大学政治学院教务科工作，夜以继日地积极工作，为培养大批革命干部尽了一份责任，这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工作时期之一。1949年4月，我随学校进入刚刚解放的北平。1949年11月，我的老师、校工会副主席何戊双推荐我到新成立的校工会工作，并被派往天津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参加第一期的学习。1950年中央决定在华北大学基础上建立“中国人民大学”（下文简称“人大”）。1949年到1962年，我从工会办公室的干事、秘书到主任，从校工会候补委员、委员、常委到副主席，在人大校工会整整工作了13年。我从1946年就申请入党，经过多年的审查与考验，终于在1950年1月15日由学校党委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2010年7月，人大党委为我颁发了加入中国共产党60周年荣誉证书。
浮生一瞥
1951年，我与从人大文工三团调到工会的荣英相爱，在铁狮子胡同结为终身伴侣。1952年到1957年，长子小军、次子小元和女儿小妹（女儿李星幼年时，我们都这样称呼她）先后出生，这几个孩子的到来使我们的家庭充满了幸福。
1960年，我带病参加了赴平谷县宣传贯彻“中央十二条”的工作队。经历了一场难得的政治和工作上的锤炼。1962年，我调到北京市教育工会工作，被选为市教育工会委员、常委，后来又做了市教育工会负责人。1966年以后，我在市工会参加“文化大革命”，受到长达一年多的审查和批判，并被下放到昌平县南邵公社官高大队插队，同农民一起劳动。1970年，我随荣英到江西余江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又经历了一次艰苦的劳动锻炼。
1983年，李春60周岁时留影
1972年底，我返回北京，1973年被分到北京市化工学校，任“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在这里我先后经历了唐山大地震和周总理、朱委员长、毛主席的不幸逝世，“四五运动”以及粉碎四人帮等重大政治事件，天灾国殇，风雷激荡，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1978年，我从北京市化工学校调回刚刚复校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这时我已经55岁了。我选择了新成立的人口研究所，从事人口情报工作。经刘铮所长安排，我又不情愿地做了人口所情报资料室的负责人。1983年底，我年满60周岁，办理了离休手续。我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定为1944年9月，享受司局级政治、生活待遇。2005年8月，我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离休后，我的身体尚好，继续从事人口学的译著和教学工作。这一时期，我全身心地投入，埋头译著，这是我一生中工作较有成绩，也是让我感到较为满意的一段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