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开始知道要平反的事情时四处奔走，但我们什么也没做，因为我们坚信自己没有犯错，组织上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合理的交待。因此，在干校劳动时，别人让我劳动我就劳动，从没找过组织。唯一一次想要请劳动假还是因为我母亲。因为家人接连受牵连，母亲一病不起，家中就她一个老太太，还要帮我照顾年幼的儿女。
母亲病重的时候，我心里十分着急，想要回家去照顾她，但干校里的负责人根本不在乎我们这些“反革命”的感受，我屡屡碰壁。直到母亲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我终于忍耐不住心中的怒火和悲伤，找到了干校里负责的劳动队长，毫不客气地说：“我星期一要是回不来，就是我妈妈去世了。”
那人听我“诅咒”自己的母亲，还一脸不赞同，好似我不孝顺母亲一般，“指责”我：“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其实我明白，他们不过是怕我说得过火，把矛头指向他们，根本不是真的担心我母亲。
“你们到家里看看去！我妈妈躺在床上没人管，还要带着我的小孩儿。我怎么说呢？你们去看啊！”我有些气急败坏地吼道。
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干校的负责人也丝毫不“徇私”，依然找来各种理由不许我请假，而我母亲也在第二天病重去世了。因为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对不起母亲。她含辛茹苦地养育我，又帮我拉扯孩子，可她病重时我却不能在膝下照顾，甚至在她临终前都不能去见她最后一面，反而让她为我担心。太多的遗憾、太多的抱歉，但这却是我永生难以弥补的了。
其实，这种因“文革”导致家破人亡的事情还很多。母亲只是一个“反动派”家属，在干校还有许多正直的干部受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不公正待遇。回想我在湖南干校的时候，有人血压都高到了180，但那里的人还坚持不放他回北京，就绝情到这种地步。后来还是老柳找到管事的人，说明那人有心脏病，不宜劳动，那干嘛还要把人留在湖南，不可以让他回北京休养好再说呢？不过可惜的是，那人回到北京后也没多久就因为心脏病去世了。
这样的残酷打击在“文革”十年中一直持续着，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那一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朱老总和毛主席先后去世，我心里也很难受，想出去看看但因为还在干校劳动而受到限制，没能和这些伟人告别。
终得平反
1978年，“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中央下达文件要为那些被冤屈的人平反。为了老柳等外交部人员的平反问题，上级还成立了一个专案组，由黄镇大使的妻子朱霖同志负责。朱霖同志看了老柳的档案，调查了各个方面，还逐一推翻当时给老柳扣罪名时的虚假材料。
当时最早给老柳定的罪名是“黑帮”，说他开“黑会”。那是“文革”前夕，原来在薄一波手下工作的几个人，有老柳这个警卫队长，还有一个秘书、一个司令员，一个航天部部长，这样大概七八个人。大家弄不清当时的形势，薄一波讲了讲情况。“文革”开始后这就被说成是“黑会”，参与的人也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定成了“黑帮”。
罪名中有一条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材料是两个大使和两个部领导夫人写的，这罪名也就被扣实了，但这其实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完全禁不起推敲和调查。
还有“假党员”的罪名。那些当时调查的人去到老柳曾经待过的地方，问认不认识一个叫柳雨峰的。老柳其实改过名，早先在部队叫做刘桂衡，原来认识他的人都叫他刘桂衡，所以不知道有柳雨峰这么个人。这事说来简单，但当时无论我们怎么解释对方都不相信，硬说老柳是“假党员”。真真儿地是应了那句“造反有理”，满嘴胡说八道了。
此外还有“走资派”。老柳以前在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馆工作的时候，认识了很多外国人。我们彼此间有书信往来，还有一起照的照片。信被我烧了，但“造反派”把那些照片抄走了，以此诬陷老柳是“走资派”。其他一些罪名也大多是如此子虚乌有的事情，最终也都被一一推翻，老柳和我也这才得以“翻身”。
老柳虽被平反了，但许多人都不知道，甚至还有关心老柳的同志特意询问他的状况。当初被诬陷、被打倒的时候是大张旗鼓的，如今平反了反倒没人公开解释了，这让老柳有些不平。原本在平反之后，外交部决定调老柳去专家局专管外国专家，但做出调派决定的那个外交部负责人想利用职务之便，把老柳调到专家局，顺便把他自己在专家局的大学同学调到外交部来。老柳因此更坚定了决心：“我哪儿也不去，要不给我登报平反，要不就分配我出国，也算是给我平反了。”当时，每个大使出国任职的时候都会登报说明，能够被派遣出国工作的人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这也算是变相为老柳公开平反了。最终，外交部决定派老柳到加蓬当大使。
去加蓬工作是从1980年开始的，这期间我们也在国内做了一些工作。
首先，平反后，组织安排柳雨峰率领驻华大使团（其成员主要是各个国家驻中国的大使）到全国各地的风景区参观，时间大概有二十多天。
之后，老柳被安排从事中央的专案调查工作。至于我，在1978年下半年的某一天，朱霖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工作，负责给那些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的人平反。
平反工作其实很简单。需要平反的那些人都在机关里存有档案，我拿着他们的档案，逐一找这些人谈话，按照中央的文件判断是否需要给某一个人平反。如果确定一个人确实是被错划为“右派”的，我会告诉他：“原来给你定的那些不实之词都是错误的，中央根据现在的文件给你平反，彻底取消了之前的结论，你没有那些错误……”
我参与平反的案子几乎都可以确定是被错划了的。比如，有一个从印度回来的干部，在公开的党组织会议上发表了不同于其他人的看法，那些人就说他是“反革命”。那人是坦然的，确实没有任何反党行为，这一定要给平反。其实，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右派”很简单，只要摆正心态，看当初给他定罪的理由是不是无稽之谈，如果是，那就能够平反了。
出使加蓬
“文革”结束，终被平反，但扣在老柳头上的污名却没有彻底消除。为了让世人知道自己的清白，老柳选择继续出国从事外交工作，以自己的工作表现证明自己。
从始至终十余年的外交经历，我始终陪在老柳身边，和他一起在那些贫穷、落后的国家奋斗。国际交往是门艺术，外交工作是种学问，身为大使夫人的我身先士卒。对内，我要团结同志，一线劳动，做好同志们的表率；对外，我要学好礼节，掌握火候，处理好国际间的外事交往。我都如此，更遑论老柳这个大使了，他肩负的责任更重。不过强将手下无弱兵，在我们的努力下，加蓬使馆越来越好，日后更是又出了四名独当一面的大使。这是我们共同的骄傲！
1980年上半年，我和老柳准备启程前往加蓬。此时我已经年过50，体型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在置装的时候我依然坚持选择自己从小钟爱的旗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