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外交政策“一边倒”，和很多国家都没有建交。那段时间，我们这些外交人员在处理外交工作中就会多出许多“难题”。
20世纪60年代，我国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紧张，也没有建交。但我们这些驻外人员在正常的外事交往过程中难免遇到这些国家的代表。相遇时肯定不能完全无视，那样显得很没有礼貌，但过于亲密也不太好，如何把握这个度就是一个难题。
我们在印度加尔各答时就把这个问题处理得很好。遇到那些关系紧张且未建交的国家，我们从不主动握手，但如果对方主动，我们也会回握，以示友好。在印尼时，有时候苏加诺总统还会主动把我们和一些未建交国家的代表往一起凑，希望我们彼此间能有所往来。苏加诺很喜欢跳舞，有一次，他在和我跳舞的时候中间交换舞伴，把我换到了日本大使那边去了。当时我们和日本还没有建交，但我又不能拒绝，只能跟着跳完一小段之后离场。
有时，我们也会遇到不同国家的大使互相攻击、互相挖苦讽刺的情况，就如在印度时的领事团团长之争。我们一直秉持着谦虚、低调的作风，但如果危害到我们国家的利益，损害了我国外交人员的形象，那我们一定会据理力争，对自己的权利坚决维护。
当然，也有一些友好的事情发生，马耳他国就是一个例子。我和老柳驻外工作的时候，一名华侨向我们透露，马耳他国想要和我们建交。老柳证实此消息后，发电报给国内，促成了后来我国和马耳他国的建交。
作为大使夫人的心得体会
十余年的外交工作，我作为大使夫人也有一些心得体会。
外交工作中礼节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对建交还是没有建交国家的代表，我们都要做到以礼相待。每到一个地方，我们更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学习好礼节，免得贻笑大方。
广泛的交际、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为我们的外交工作提供许多便利。在国外，我们要多做华侨的工作，关心我们的人民，无论他们是建筑工人、医生或是商人，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是我们关心的对象。此外还有当地的老百姓，我们既然来到一个国家从事外交工作，那就要努力地融入当地的生活环境中，了解当地的人民和他们的思想，有助于我们工作的开展。将心比心，我们以一颗诚心去对待那些人，也必然会收获同样的理解与信任。
理解和信任并不是空话，不能光靠口头说说，而是要落实到实际行动中，贯彻在我们的一言一行中。在加蓬开展驻外工作的时候，使馆人员和台湾同胞的关系紧张。早先我们没有和加蓬建交的时候，台湾国民党在加蓬设有办事处，后来我国和加蓬建交之后，加蓬表示了对于“一个中国”的支持，要求台湾取消他们的办事处。一些台湾华侨此后依然留在加蓬。我们相信大家都是中国人，是一奶同胞，可以理解我们的想法，便积极和这些台湾华侨沟通。我们会了解当地台湾华侨的情况，问问他们的生活近况、身体情况，有什么我们可以协助解决的困难之类的，以此拉近彼此的距离。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那些台湾华侨也开始亲近我们，还总来大使馆和我们交流。
除了周到的礼节和广泛的交际，外交工作者还要敏感，时刻保持警惕。在一些看似闲谈的对话中，我们往往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信息，要足够敏感，发现这些“无意”间透露出的消息，加以分析并合理利用。警惕是双方面的，对对方透露的信息要警惕，不要错过；对己方的信息也要警惕，不可泄露机密。
强将手下无弱兵
老柳一直从事外交工作，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在与人的交往和相处中能够很好地处理问题。
在大使馆内部管理中，我们一直以“团结”作为我们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要求。我们是一个整体，必须要团结在一起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在使馆里，我们必须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团结所有人，化解人们之间的矛盾。只有先把我们内部关系经营好，才能更专注、更高效地搞外交。
有时候，使馆里也会出现一些破坏团结的人，那些人把使馆搞得乌烟瘴气，我们一定坚决抵制，不让这些人破坏我们整体的和谐。我们在加蓬使馆工作的时候，使馆里新来了一个一秘，但他一到加蓬就闹不团结——排斥使馆里的人，拉拢商务处或经参处来打击使馆内部。这样怎么能做好工作呢？使馆里其他人都对他意见很大。
1983年全国提级，我给外交部党委打了个报告。老柳是大使，我本应把报告交给老柳，但考虑到我们的夫妻关系，为了避嫌，我交给了那个一秘，还告诉他：“我给外交部党委写了一个报告，信使来的时候你给我寄回去吧。”我还说：“我看了那文件（指中央发布的关于提级的文件），我觉得我应该提两级。”谁想到那位一秘居然把我写给党委的信撕了，我的提级请求也如石沉大海般久无音信。此事我本来不知道，但后来正好外交部派人来非洲考察各个使馆的情况，有一些关心我又了解情况的干部告了状，把这件事情揭发了出来。考察的人回国汇报之后，在全国提级的时候才给我补上了一级。最后，那人在馆内其他人员的反映下，被调回了国内。
1999年，原加蓬使馆同事刘立德（二排左）及夫人（二排右）前来家中看望
1999年，原驻布隆迪使馆同事前来家中看望（前排中是柳雨峰）
不过这只是个个案，使馆的大多数同志还都很团结，而且也很优秀。我和老柳在加蓬使馆的时候，馆里有四个干部，后来都成了独当一面的大使。还有一名年轻的小同志，是内蒙古的少数民族，当年还是个共青团员，如今也成为了大使。2009年时，使馆曾经的四个干部还把我请到饭店，大家一起聚餐。他们不约而同地说：“你们在的时候对我们好，我们也挺团结的。从来没有一个使馆像咱们这样，居然能在一个大使馆里又出了四个大使……”真可谓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离休之后
风云过后，唯有安宁。
离休之后，丈夫做着他一心想要做的事情，全心全意为在“文革”中被冤枉的老同志和情报干部平反，2005年安然离世。
子女儿孙各有各的福气，他们的美丽生活要靠他们自己去经营，我给予他们最美好的祝愿。
回顾过去的那些年，有一些不大不小的体会，聊作对一生工作的总结。
风云过后，安宁之外，更要看今朝。
1984年回国，老柳已经年近70，就办理了离休。
离休之后，老柳先到昆明休养了一阵子。因为他原来所在的部队在昆明，我们又顺道去看望了一下烈士家属。在昆明停留了一两个月后，我们来到汤岗子，瞻仰了辽阳县（今辽阳市）历史纪念馆。
1985年，柳雨峰在昆明疗养期间参观石林
参观纪念馆时，我们发现介绍辽阳现代革命人物时没有任何有关邹大鹏部长的资料，遂询问原因：“为什么没有他？”
“他是叛党自杀的。”
“完全不是那样的情况。”这个理由听起来太荒谬了，“‘文革’当中有人斗他，实在斗得太厉害了。他受不了了，这才夫妇俩人一起吃安眠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