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高考后考入北京市第一所经北京市成人教育局批准成立的民办大学——中华社会大学，毕业后到了外交部的签证处工作，但因为不能转正，又去了钓鱼台大酒店，先当秘书，后来又学习了会计，之后转正。她在钓鱼台工作的时候还入了党，也算是秉承了我和她父亲的意志。
1988年，在居庸关合影，左起：女儿的同学、王燕春、女儿刘小勤、柳雨峰
女儿的婚姻也挺幸福的。女婿原在纺织工业部工作，后来纺织工业部撤销了，就调到了纺织协会，是个技术人员。两人婚后育有一女董昱煜。
他们一家三口现在住在钓鱼台附近，每星期都来看望我。我现在生活上基本还能自理，而且家里雇着保姆，生活不成问题，但女儿还是担心我，坚持每周至少来一次。因为离得远，女儿又工作忙，有时来也待不了很久，但重要的是那份心意。
对自己工作的总结
其实说工作感想可能有点太大了，我只是认认真真地去完成党组织或外交部交给我的任务。
工作过程中，难免遇到别人不理解的地方，有时甚至还会被诬陷或受到一些批评。比如我在加蓬使馆担任党支部书记的时候，发展了四名党员。有人对此颇有微词：“你发展那么多党员，是不是极左？”
“人家够入党条件了，我要不发展就是我不尽责，对不起党。”在我看来，对于那些努力提高自己，积极向党靠拢的同志，我也要给予他们同等的回馈。我不能因为自己的行为可能受到别人的质疑就不实事求是，无视其他人的辛苦付出。
我发展的那四名党员中，有一个是使馆的三秘林则文，她懂法语，搞调研也很出色，这样有追求、有成绩的人很值得发展。后来这人成了一名我国的驻外大使夫人。还有一个经参处的翻译周捷也是我发展的党员。那人很好，天天奔波于农技组、医务小组、建筑队之间，所有翻译任务都靠他来完成。他的努力和付出是我看在眼里的，最终我也发展他成为党员了。他后来回国后便当上了外经贸部办公厅主任，后来还到香港搞业务。
当时有一些说闲话的人说得很难听，但我始终坚持自己的决定，认为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我是党支部书记，我的任务就是为党组织吸收优秀的人才，而不是因为一些闲言碎语而瞻前顾后，忘了自己的职责。
这么多年来，我没有辜负国家和人民对我的信任，所有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都完成了，而且尽力做到最好。从解放前参加地下工作，到后来作为大使夫人从事外交工作，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获得怎样的回报，只是单纯地觉得“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我要把它完成得好一些”。
我这种单纯的想法让我更容易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做大使夫人期间，我自认为群众工作做得很好，使馆的团结也搞得不错，我从没有和人闹过不团结，自己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我会虚心请教，尽量改正。或许我没有特别突出的业绩，但在十余年的外交工作中，我能始终如一地坚守党的原则，全力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这就是我最大的骄傲。
朝前看！
提起我这一生最不愿意回忆的事情就是“文革”的悲惨遭遇，我有太多的委屈无法诉说——丈夫、父亲接连受到牵连，母亲病重在家无人照顾，儿女在家受人欺凌。如果真要说这一辈子的遗憾莫过于此，我亏欠父母、儿女的太多。不过如今再看，那些已是遥远的往事，我不会再让那些痛苦的过去打扰我现在的生活，一切都要朝前看不是？
2004年全家福
（前排左起：柳雨峰、王燕春；后排左起：女儿刘小勤、儿媳李三军、外孙女董昱煜、儿子刘少军、孙子刘阳光）
2005年，干女儿黄秀芳（中）、干女婿丘文福（右）与家人合影
我如今已是耄耋之年，只想在未来过好每一天，不要执着于过去那些令人难过的事情。心情好一点，身体好一点，这样也能让女儿少担忧一点。女儿一家的生活都很好，外孙女也考上了大学，未来的路要靠他们自己走。
2002年春节在家中与同乡好友崔明、燕京夫妇全家合影
（前排左起：丈夫柳雨峰，崔明；后排左起：崔家女婿、女儿崔小静，王燕春，燕京）
平日里，我虽然自己生活，但家属院里的老同志都非常关心我。和我住对过儿的两个老人都九十多岁了，也是一身的病痛，但前两天还不忘跑过来看看我，问问我生活怎么样，钱够不够花，需不需要帮助之类的。这些都是老同志的延安作风，非常关心人，也很热心。我们安全部的部长也总惦记着我，2011年十一国庆节的时候还派车给我送来两条他自己钓的鱼，前两天还写信说要过来看我一趟。从前还有一个和老柳当年一起在牺盟会的同志，逢年过节都会过来看看我，现在他动不了了，耳朵也聋了，但还记着过年的时候给我寄贺年卡片。
2002年春节，外交部领事司专员王景荣同志（左）前来家中看望
2007年春节，原安全部同事周梅影（中）携子来家中看望
能够在有生之年遇到这么多善良的人，已是一份非常难得的情谊。我会珍惜我们之间的缘分，也愿我们这些老同志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后记
我这只燕子，在春回大地的时候来到世间，曾在和煦的日光下专注地看树上的新芽成长，曾在风雨来临前斜飞低鸣，屋檐下静候雨停风止。我从四面八方衔来泥土、树枝，不辍地搭建属于我的巢穴。
一个不够美丽、不够宽大的巢穴里，有我的伴侣、我的孩子，还有我们曾经共同憧憬的明天、回首已过的没有遗憾的昨天。
而今，秋意乍起，我将南飞，静候下一次春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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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反帝大同盟，全称“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是由法国著名作家、共产党员巴比塞，作家罗曼·罗兰，苏联作家高尔基和中国的宋庆龄女士等一些著名人士于1927年2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成立的一个国际组织。1929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该组织首先在上海建立“上海反帝大同盟”。随即在全国各地也先后建立起了反帝大同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组织。
[②] 1943年10月17日，日军“腹地扫荡”部队“滚进”临屯公路两侧，我太岳军区司令部突然接到了临汾地下谍报站送来的一份紧急情报。李懋之将军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太岳军区司令部情报科长刘桂衡半夜收到临汾传来的情报：东京日军参谋本部，从各地抽调旅团长、联队长和少佐百余人，还有军官学校学员共一百八十余人，组成‘军官战地观战团’，由旅团长服部直臣少将率领，乘汽车沿临屯公路进入太岳区，作战场实地观战，领略冈村宁次的军事杰作。”这个重要情报被刘桂衡立即报告给陈赓司令员。陈赓当机立断，电令在临汾附近的部队彻底消灭这个“观战团”，为我军争取了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