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的那个部长是我们的领导，发现此事后，老柳写了一份报告，去找安全部的副部长王珺（中央调查部于1983年7月并入国家安全部，所以为原来调查部部长平反的事情只能找安全部）说明情况。最终，邹大鹏部长被平反了。
以下是老柳当年写给王珺副部长的书信：
王珺同志 并转
安全部党组：
近期，我在鞍山汤岗子治病，鞍山市安排我参观辽阳县历史纪念馆。馆长除介绍了清代赵尔烈事迹外，在谈到现代辽阳革命人物，提到邹大鹏同志时，说馆内没有他的历史材料，还说他在“文革”中“自杀了”，我给作了简要纠正说明。
但这件事令我非常难过。这样一位有威信、有功绩、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正派的领导同志，其家乡父老还不知道他是被迫害死的，不了解他的革命历史功绩，真是令人心情难平！
我常同外交部、中调部有过工作联系的老大使一起怀念邹大鹏同志，（大家）一致认为他是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迫害死的，他的死是我情侦工作部门一大损失，应该把他的革命历史事迹全面汇集立传，载入党史。特别是邹大鹏同志在情报侦察工作方面的功绩，应予以记载，以教育后期的情报干部。（安全部党组应该）把他死的问题，做出正确的说明，为其昭雪。这样将很有利于国家安全工作的胜利开展。它可以告慰广大情侦干部，令其死后瞑目，家属安心，家乡父老也可以了解他们的事迹。
我是中调部多年专职干部，未被通知参加邹大鹏同志的追悼会，对他的具体情况也不是非常了解，以上意见，是否正确，仅供参考。
其实，老柳早就有了给同志们平反的念头。老柳年轻时参加过抗日战争，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战争年代，很多人都是单线联系。如果一个革命者的上线死了，那就没有办法核实，这些没有办法证明自己身份的人在后来的“文革”中有很多都被说成是“特务”，打成了“反革命”。老柳深知其中的辛酸，此外还有很多曾经一起工作的同志给他来信，诉说自己的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让人触目惊心。
比如钱俊，那是一位20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革命者，在北京市公安局二处工作。但因为他曾被派到台湾跟踪国民党，后来和他同行的人发现他是共产党，他只能抽身离开，回来向组织报告。可报告之后，公安部的人就说他怕死。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钱俊解放前曾掌握着国民党和基督教会内部的16部电台，收到日本人要包抄薄一波率领的部队时还给组织发电报。当薄一波被围困在山头无法脱身的时候，是老柳和钱俊一起把薄一波从山里背出来的。在场的许多军队领导都知道此事，后来薄一波本人也承认此事。但正是这样一位一心为国、英勇作战的勇士却在“文革”时被扣上了怕死的污名，被整得很惨。还有一个打到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内应，为我们取得了许多像“百团大战”这样有用的情报，但在“文革”中也被定为了“反革命”，说人家是“特务”。
这些事情都更加坚定了老柳为老同志平反的想法。于是，他在离休之后就做了调查工作，为那些在“文革”中被冤枉的人平反。
离休之后
说实话，没有人证、没有物证，调查困难很大。但老柳没有放弃，他找到那些曾经和他派遣下去的人接洽的下线，以证明这些人的无辜。还将过去活着的那些老革命者组织起来，发挥大家的力量，为那些和他们并肩作战的好同志平反。有些革命同志在抗战中牺牲，有些则是被派到敌方做工作。老柳利用他手中掌握的材料为数十名被冤枉的人平反了。此事大概持续了三四年。
除了平反一事，老柳在昆明养好病，回到北京之后，还协助黄镇组织了一个“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他任副理事。因为老柳曾经担任过外交部领事司司长，主管外事处，借着这个机会组织这样一个协会，老柳出了不少力，要到全国各省四处跑，把各省友谊分会组织起来。
1986年，丈夫在牺盟会时的战友史丁文（右）来京疗养时，柳雨峰（左）与之在八达岭合影留念
1987年，聚谈决死一纵队42团历史时部分同志合影（前排左四是柳雨峰）
此外，老柳还在安全部担任顾问，是被外聘回去的。他的离休生活可谓是丰富多彩。而我因为身体不好的缘故，回国之后就一直生病，不便行动，也没有参加什么社会活动。
1989年，与太岳军区情报处情报站的负责人合影
（前排左起：北沙、于凯、张道容、柳雨峰、李溪林；后排左起：周根龙、袁之平、钱俊）
1992年春节，柳雨峰（右二）在中南海与薄一波（右一）和张钧（左一）进行座谈
1991年7月，丈夫在牺盟会时的战友刘向军同志（左）前来看望病中的丈夫
闲暇时，老柳也会赋诗两三首，以回忆往昔难忘的岁月。
光阴箭，岁月流，卅七年一瞬间，永怀在心头。
忆当年，炮声连天，硝烟弥漫，巷战酣未休。
穿枪林弹雨遗孤救，喜相逢，紧抱战袍中。
作于1985年2月26日
长离别，苦相忆，十七年里多牵挂。
而今重见心方息，劫后重相聚，倾诉万千绪。
作于1986年
丈夫的离世
由于心衰和心梗的老毛病，我回国后被急救了好几次，还患有糖尿病，身体一直不太好。老柳刚离休的几年还比较活跃，后来年纪也大了，右大腿的韧带磨损坏了，走不了路，只能坐轮椅。2005年，老柳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