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外交部报房胡同离退休干部中心领导（左）前来看望
2000年，党支部来人看望丈夫柳雨峰（右一）
2003年，外交部报房胡同离退休干部中心的领导及医生前来看望并为柳雨峰检查身体
说起老柳的去世，其中也有我的原因。那一年6月，我生病住院，有一次，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从床上出溜了下来，摔在挂吊针的架子底座上，把我的手戳了，手就这么骨折了。老柳知道以后非常着急，想来医院看我，可我当时住在急救诊室，不许外人探望。谁想到这一急，老柳竟把自己急病了，也住到了医院里。后来，他再也没能出院。
2005年，柳雨峰同志逝世于北京医院，领导和同志们前来吊唁
老柳去世的时候享年90岁，也算是一位长寿老人了。老柳去世后，我总会想起他。他真是一个很好的人，恶劣的环境下能坚持，优渥的环境中也不会沾染上坏毛病，是一个党性很强，对党忠诚的共产党员。在生活中，他更是一个有恩必报、正直善良的人，能够吃苦耐劳。回想我们这一辈子，彼此相互陪伴着走过了一生，我也算了无遗憾了。
1989年，丈夫柳雨峰获得国家安全部颁发的荣誉证书和奖章
在此仅附上一篇老同志悼念老柳的文章，权作对他的怀念。
丈夫的离世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外交战士、外交部离休干部、原驻外大使柳雨峰同志（副部长级医疗、住房待遇）因患病医治无效，于2005年2月18日晚7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柳雨峰（原名刘桂衡）同志1915年4月4日出生于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1927年至1928年在哈尔滨双合盛总账房做学徒。1930年考入哈尔滨中东铁路扶轮学校电务班。“九一八事变”后以满腔爱国热情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至1933年，在黑龙江省海伦县参加东北抗日救国军活动。1936年底到山西太原参加民先、牺盟会、民训团一队，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至1950年先后任山西平定军官教导五团政治工作员；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纵队三大队连政治工作员；山西沁县第三专员公署薄一波同志警卫副官；决死一纵队游击一团连指导员；第三专员公署政治保卫营一连指导员；国民党在山西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十二月政变”时，调纵队特务连，担任保卫纵队指挥部任务，扩编为特务营后任教导员；一纵队四十二团一营营长；三十八团三营营长；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司令部参谋；陈赓司令员兼任军区情报处长时，任科长、副处长、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185师参谋长。先后参加陈谢大军渡河（黄河）战役、解放太原战役、保卫西安解放大西北战役和消灭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的扶眉战役、解放成都战役。
1950年1月调中央军委武官训练班。1950年夏调中央军委情报部、联络部一局二处任处长。1951年秋至1952年，任联络部高级干部培训班副主任兼支部书记。1953年3月至1957年7月，任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馆总领事。1957年7月至1958年底，任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1959年1月至1960年6月，任印尼大使馆政务参赞、党委副书记。1960年至1961年，在印度任双重国籍谈判副首席代表。1962年1月至1962年10月，任领事司司长。1964年3月至1965年2月，任驻布隆迪大使。1966年至197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四人帮迫害。1979年平反后，参加外交部第五次外交使节会议。1980年春至1984年6月，任驻加蓬共和国大使兼任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大使。1983年9月7日经中组部批准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1984年5月12日经中组部批准享受副部级住房待遇。1984年12月24日离休。
柳雨峰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即投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树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坚定信念。在担任驻外使节期间，认真执行党和国家的外交路线与方针政策，努力开展外交活动。他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柳雨峰同志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尤其在“文革”受迫害的13年期间，刚直不阿，敢于坚持真理，对党坚信不移。他工作勤恳、作风严谨、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的事。他为人正直、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家属和子女要求严格，从不搞特殊化，赢得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赞誉和尊敬。
柳雨峰同志坚决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离休后，他仍十分关心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对我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柳雨峰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把毕生的经历全部贡献给了他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一位好党员、好干部，我们要学习他的高尚情操和优良作风，化悲痛为力量，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和外交事业而努力奋斗。
柳雨峰同志永垂不朽！
2006年丈夫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之际，黄松庆（印度华侨，后迁居加拿大）寄来吊唁信
（原文为：正拟北京再会君，噩耗传来仙逝闻，满怀哀伤洒悲泪，泪滴素笺点点痕。）
儿子刘少军
儿子刘少军，1947年出生，是丈夫前妻的孩子。
我和老柳在1951年结婚。婚后，我把年仅3岁的儿子从农村接过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因为工作缘故，我不能时常照顾他，便把他放在我父母家里，由我父母照看他。少军和我的母亲非常亲近。
本来由于老柳是老革命，我也是党员，少军在“文革”初期是光荣的“红五类”，但随着老柳受牵连，被批斗，少军也一下从“红五类”变成了“黑五类”，原本好好的红卫兵小将被下放到了陕西宜川的穷山沟。
1969年1月9日，在北京站送儿子（右）去宜川插队
面对这一切，我非常不忍心。少军被下放的日子我还特意去火车站送他，还嘱咐他：“我在你大衣侧边缝了一个兜，在里面放了100块钱，你要是有用钱的地方就花。”之后虽然我自己生活也苦，但我总会记得给他寄一些咸菜、糖果之类的。这算是我能为这可怜的孩子所做的最后一点努力了。
“文革”过后，老柳被平反，家中的孩子也不再被牵连。少军后来结婚，生下了我的孙子刘阳光。
1999年，父亲王之平过生日时与他的重孙、重孙女合影
女儿刘小勤
女儿刘小勤出生于1964年，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不幸的是，在她两三岁的时候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让她没能过上好日子。
1968年6月1日，女儿刘小勤见到我时照相留念
1969年6月，女儿刘小勤独照
女儿和儿子一样，在我和老柳出国工作的时候都由我父母照看。可以说，他们都是他们的外祖父母一手带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