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昆被打成了“走资派”和“文艺黑线人物”，班长专门给她派苦活，我们陪着。有件事我记忆深刻，因为大大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村子的拐弯处有一个公共厕所，大大的粪池子上搁着两块板，周围的土墙特别矮，站直了脑袋都露出来了。他们让王昆和我掏大粪，把粪肥送到菜地里。我条件反射特别厉害，连上厕所都恶心，更别提掏大粪了。王昆也被熏得够呛，我俩恶心得不行，感觉肝肠胆都要一并呕吐出来了。用铁桶和铁勺子掏出来还不行，还得放到独轮车上，推到菜地里浇菜。这哪里是女同志干的活儿，现在想来我背后还一阵恶寒，那时候我们哪里有人格和尊严可言。
王昆大出血估计和过度劳累不无关系。那天也巧，我回来拿东西，听到茅坑附近有人发出“哦，哦，哦”的声音，我吓得声音都颤抖了：“谁呀？厕所有人吗？”只听见一个虚弱的声音应和着。我进去一看，原来是王昆晕倒在院里的厕所里了。“哎呀，你怎么躺在这儿呀？”她睁眼看了我一眼，有气无力地说：“小马呀，你救救我。”
我连拖带拽地把她弄回炕上，赶忙出去找了个解放军大夫，我是“五一六”，人家根本不理我。我几近哀求地说：“求求你了，现在没有落实政策，她虽然被打成了‘走资派’，但是她现在有病了，你得去救她，求你了，我给你作揖了，她大出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看她身上都是血，就给她救出来了，你去看看吧。”我求了半天，才硬拉着那个小战士回到了住处。小战士不说话，给她打了一针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件事过了三四天，因为总有老乡来偷菜，上级命令我们吃完晚饭后轮流看菜地。我和王昆一组，这时候她表情黯淡地对我说：“小马呀，我可能得重病了，我回北京要是不行了的话你能不能看看我？”大伙都与她划清界限了，我的一句话就可能给她带来希望，我毫不迟疑地回答道：“你放心，我绝对能看你去。”其实我还想说更多，但不敢说，不过这一句应该足以给她坚持的勇气吧。
后来三个班合并为两个班，我俩被分开了，还成了两个班的重点批斗对象。斗我的理由十分荒唐，让我交待我怎么保护王昆。整天都是那句话：“秃头虱子明摆着，你说我们知道，你不说我们也知道。”听得我都厌烦了。白天晚上见缝插针地批斗我，真可谓“劳动挨斗两不误”。
相互扶持的朋友
有三位善良的同志我至今铭记于心。
一个是舞蹈演员陈克禹，他是越南华侨，大家给他取了个外号叫“陈小妹”。他从总政文工团调来，天性温柔善良，我养鸭子时不论刮风下雨，收工后他首先来接我。鸭子走不动了，他拿筐帮我挑着。赶上刮风下雨天最惨，大雨说来就来，我只好把衣服脱下来给鸭子围住，可那么多压根儿不管用。别看小鸭子不会说话，但对人很有感情，下雨害怕了，就一个劲儿往我怀里钻。他在我身边照看着，确实帮了我大忙。
我们班的王克宽是弹钢琴的，他平时默默无闻的，不说任何过激的话，也从来不诬陷别人，心肠特别好。有几次下大雨见我没回来，他主动沿着洋河寻找我和那群小鸭子。这两个同志我不能忘，他们是非常善良的人。
斗我的时候班里人不敢接近我，也不敢主动与我说话，唯有个叫庄秀贞的马来西亚华侨很特别，她虽不多言语，但心地很善良，在那样恐怖的环境下，她跟我十分要好，几乎是形影不离。我放鸭子，她默默地到我身边给我精神安慰。
后来批斗的矛头转向了她，“你为什么总跟马丽娟在一起？为什么你不跟马丽娟划清界限？你老跟她在一起，你们都说什么了？”她什么都不说，也不理会这些批斗，怕我孤独，依然默默地陪在我身边，从精神上鼓励我。在人人自危的岁月里，只有她与我说话，唯有她敢接近我，能做到这点何等不易。后来我们一直关系很好，可惜她回京不久就去世了。
1972年下放张家口部队锻炼时与庒秀贞（左）合影
紧急任务：为西哈努克祝寿演出赶制服装
1972年，为柬埔寨领导人西哈努克庆祝50大寿，我们这群人从乡下回师部孔家庄集中排练。按说我搞服装管理，应该分配到相应的任务，但却没有任何动向。集中时张均导演设计和创作了两个舞蹈，一个是给西哈努克的《祝寿舞》，作为欢庆祝寿的开场；另一个舞蹈是《高原女民兵》，表现柬埔寨人民的精神面貌。
我跟着大队回到了北京，每天按时到和平里上班，彩排没人叫我，服装管理也没人用我，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才会有人来问我。
祝寿节目彩排结束后发生了一件料想不到的大事。中央乐团的总指挥李德伦是著名指挥家，他是整台晚会的负责人。审查后他说：“舞蹈服装带有极左思想色彩，不能用，要重新制作……”把整个服装都给否了。
我每天依旧雷打不动地上班。一天管理舞台工作的主要领导王犁突然来找我：“来，快点，你上吧。”
我当时一愣，究竟上哪去啊？王犁三言两语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彩排的时候服装没通过，否了。”
彩排了多少次我不知道，因为没有人通知我。在服装被否了之后才通知我上，让我救急，这时把我推到风口浪尖，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
见我发呆，王犁又说：“你别着急，我给中央歌舞团的设计夏亚一打了电话，一会儿就到，另外总导演是我们团的邢德辉，你跟他们协商一下。”
我回过神来，想起了最重要的时间问题，便开口问道：“哪天演出啊？”
“明天晚上。”
这犹如当头一棒，狠狠地敲在我的头上。短短一天半的时间如何来得及，就算用纸糊都未必赶得上。虽然只有两个节目，但服装得重新设计，还要赶制出那么多套，已经是超负荷运转了。
夏亚一来了以后，邢德辉把创作想法和要求都跟夏亚一说了。我主要听邢德辉的，毕竟常常合作。夏亚一说：“那我回去画吧。”
“你什么时候能画完？”用心急如焚来形容我的心情恐怕最合适不过了。
“我尽快画，那你下料子去染吧。”
服装是重新按照导演的设想做的，男同志的衬衫袖子是弧形的，金腰带都是用金色缎子来做的。《高原女民兵》费点事儿，柬埔寨的裙子是纱笼状的，紫红色，底下装饰两道带图案的缎子边儿，上衣是具有柬埔寨风情的黄色小褂，大开领儿，袖子上带花边儿，每人一条子弹带。演员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打扮。
东方歌舞团仓库里有一些料子，“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都让别人管理了，但我还是熟悉的。上衣我用的是毛料子，有一定的厚度，裙子是我在友谊商店买的那种像缎子但比缎子要厚，且不发亮，本身就是带格子的料子。我到服装厂让他们下料子，统一给一张支票就行了。连做带染，本来已经很头疼，没想到友谊服装厂周末还要拉闸休息。那么大的一个厂子只有一个车间做相关业务，要是一开工的话整个厂子的电就要启动，太难了。
厂长听我说完情况，十分犹豫：“小马，你给我太大的难处了，你知道我们厂子一拉闸，这个车间要是开的话你就这么几件衣服，太浪费了。”他把车间主任找过来一起研究了半天，最后请了八个师傅专门帮我通宵赶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