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乱了套，原本越南艺术团去苏联演出后，应直接回国，但他们艺术团团长由越南文化部部长担任，在回国的飞机上临时给周总理打电话，要求在中国停留并演出。
国家乱了，社会上的红卫兵老是吵吵闹闹的，外交部也乱了。国际上纷纷掀起反华风潮，除个别驻外大使，大量的一秘、二秘都撤回国。接待越南艺术团是临时性任务，总理把从各个大使馆撤回来会英语的人临时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东方歌舞团也出了人，有舞蹈编导邢德辉、舞蹈演员苏宝华、乐队演奏员庞玉章和我四人组成一个小组。由外交部临时组成的接待委员会领导，每晚集中向他汇报情况。
我本来负责后台的管理，但他们需要的服装、道具也都由我负责。当时没想到还给了我这样一个任务，不仅要看演员演出的时候缺什么，而且还要管他们的生活。他们走到哪儿我都得跟到哪儿，他们的行为我也得关注，有不良行为的话还得汇报。早上四五点钟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到厨房验收，买来的菜和肉的发票由我清点，看着发票对上数，然后签字。
我原给后台准备了擦皮鞋的东西，可是进到饭店大厅的时候没有了。我让大厅的服务员在门口一边摆一个箱子，放几把刷子和鞋油，还有布之类的东西，分别写上越南的文字和中国的文字，每天检查，让演员进大厅自己擦皮鞋。
我们住在新桥饭店，离大街特别近，演员演出结束以后睡觉的时候我得起来查房。每天还要事先安排好一男一女两个搞保卫工作的人，嘱咐他们夜间不能睡觉，得睁大眼睛盯着，怕出意外，怕红卫兵袭击。
越南艺术团的演员们为中国带来了一台晚会，跟苏联的那台晚会不一样，彼时我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越南演员的节目得适合观众的口味，主要是越南抗美、反法的舞蹈，女演员们都翻跟头。第五场演出结束后，翻跟头的女孩子下来突然大出血，当时我就让翻译赶快叫车把她送到协和医院。大夫一检查，竟发现那女演员怀孕了，要流产，可这孩子还没有结婚。
我们通过翻译和外交部的工作人员跟越南的团长说了女演员怀孕的情况，结果团长大发雷霆，不但不接受医院的检查结果，还说“你们诬蔑”。最后这件事不了了之了。
当年的中越人民友好公社在昌平，那里养了好多鸭子和奶牛，演出结束后我们带他们到那里去了。参观了填鸭的过程，小鸭子只会喝水，机器过来把小鸭子的嘴一掰，食物顺着管儿“咕噜咕噜”就下肚了。参观时工人们还挤出新鲜牛奶供国际友人们品尝，表示友好。
东方歌舞团接待越南国家歌舞团，马丽娟（左一）陪同越南同志参观中越人民友好公社养牛场
最后因北京机场出现故障，越南艺术团的成员乘火车到广西转飞机回国。我们派出几辆大汽车送他们去火车站。越南艺术团团长坐在“大红旗”车里，那可是毛主席乘坐的车，待遇不一般了。从火车站出来后，司机招呼我说：“快，过来，过来。”
“干嘛？”
“我回去车也是空着，你坐我的车吧。”
“我可不敢，这大红旗是毛主席坐的，我们有大车。”
“来吧，没关系。”
新桥饭店离北京站特别近，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司机师傅非让我上车，我既紧张又激动，心想：没想到我这一辈子也能坐上毛主席坐过的大红旗！
这次接待越南艺术团的工作非常成功，领导也给予了不错的评价，我笑呵呵地拿着评定回东方歌舞团。“军宣队”的丁政委接见了我，可能他见过我的档案，一开口就是：“哎呀，你是老革命。”还与我热情地握握手。我也很高兴，对他说：“我回来报到，完成任务了。”可没想到，没过两天我却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东方歌舞团已经乱得不行了，形势如狂风骤雨般变化。行政人员和我们舞美队的二十多个人合并在一起，成天讲社会上有人怎样反对中央，听上去好像指的是反革命组织。大字报上写的东西让我很震惊，过去团里有职务的领导人都成了“五一六”，我每天都跑业务，与社会有些脱节了，完全不知道大字报上的“五一六”究竟是什么。有天大字报上写的是：“王×，你要老老实实交待！”我上班路过时看到了，心里吓得“噗通”直跳，他是舞台队的领导，怎么能揪他呢？等到开大会的时候我明白了，尽管大字报上没有提到我，但所指的人也包括我在内。
所谓的“造反派”都是后来加入东方歌舞团的年轻人，他们头脑发热，十分狂热，为多揪出几个“反革命”，只要是他们怀疑的对象，一股脑地都揪出来，这时候也要求我交待问题。他们说舞蹈队那边都揪出多少人了，硬说我也是。这属于在极左思潮下的一种主观推理分析，一个组织的同志，倘若你被揪出来成了“五一六”，那么其他人必然也是“五一六”，这显然是强词夺理。
“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不怕他们，他们说一句，我有十句回赠他们。他们见我不屈服，派了个所谓的工人阶级跟着我，去哪里都有人跟着。我不承认，他们使出浑身解数逼供、诱供，“噼里啪啦”地拍桌子恐吓我，还说“你要是不承认就把你丈夫也揪出来斗”之类威胁的话。他们把我关在小屋里让我交待情况，我不写就游斗，把我弄到舞蹈队，学员班的人用脚狠狠地踢我，又把我弄到乐队和办公室接着斗，可我咬紧牙关始终不承认。
硬的不行，他们又换上了“怀柔政策”，对我说：“你从小受过苦，你是革命者，你能对党忠诚，我们都相信你，你承认了吧。”这不是诱供吗？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写不出来材料，天天挨斗还不能回家，甚至还有人到我丈夫的单位恐吓他，我的精神已经紧绷到极限了。最后他们逼着教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编出了一篇假交待书。
回家后我对丈夫说：“我承认了。”他听后吃了一惊，叹气说：“唉，你怎么不顶住啊？你不是‘五一六’干嘛要写？”
现在想想那群人真是可恶，针对我个人也就罢了，可他们还折腾我丈夫和孩子们。我的女儿在25中学读书，那是多好的一所学校，结果他们指使学生在学校窗户上写着“你妈妈是‘五一六’”，这样一来全校师生都知道了。我儿子在124中学（原外交部中学，“文革”时改为124中学），他聪明伶俐，是班长，学校信任他，年级8个班的体育运动或是广播操都是他带头。那时候他想参军，当空军，不少同班同学都参军了。那时我还没被打成“五一六”，那群人就把我这项罪名的材料寄到学校并塞到我孩子们的档案中了。两个孩子在学校受到歧视，最后都不敢上学了。儿子的同学参军后入党了，本来他也有机会，如果不是因为我，他可能进入空军部队了。等同学走后他两个星期没出屋，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宝贵的机会溜走了，他的前途也受到影响。我们做大人的可能看得开，但孩子们心智还不健全，突然间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儿子的性情都变了不少。现在回想起这段往事，我还是不由得一阵心酸，不为个人不平，而是愧对我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