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养父母家庭
我的家乡哈尔滨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有许多白俄贵族逃到哈尔滨，我们称之为“老毛子”。哈尔滨还住着许多朝鲜人，有富人也有穷人。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件，侵占东三省，日寇的铁蹄践踏了哈尔滨。日寇在哈尔滨驻军，随之又迁来许多日本侨民。
1932年七八月间，接连几天的大暴雨冲垮了松花江的堤岸。江水猛涨进入街区，淹没、冲塌了许多低矮的房屋。人们纷纷逃离家园，暂时躲避到地势较高的南岗的一所中学里。
我就在这个灾难的夏天降临人间。
后来据我生母讲，她生下我七天后就出了院。但家已不能回，她打算到姑姑家暂住，可是姑姑拦在家门口，不让我母亲进屋，说是刚出月子的人有晦气。无奈，生母就抱着我暂时躲进了南岗的那所中学里。我的生父，当时是哈尔滨市中国银行的职员，他的家境不错。我已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生母嫌孩子多，她那时没有奶水，也买不到别的食品，就想抛弃我，把我送人。在这所中学里逃难的人很多，我生母就说：“谁想要这个女孩，我就送给她。”
她的话音一落，有两个中学生过来看我，他们以为我生母开玩笑呢。一个姓石的女学生凑趣说：“我要，我要。”没想到，我生母是认真的，非要把我送给那个女学生不可！当时好多人劝我生母：“你别送人了，雇个人帮你带吧！”可生母执意要送人，还说：“如果没人要，我就弄死她吧。”
石家姐姐可怜我，就回去和自己的母亲商量收养我，她的母亲很乐意。石家姐姐又一想，就劝母亲：“算了，别给自己找麻烦了，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带呢？”但是石家的老太太执意要收养我，那时她已经五十多岁了，姐姐大概比我大十七八岁。
这样，我就成了石家的养女。
养父石承刚是一个铁路工人，他本来是河北省河间县的一个农民。那时山东河北一带灾情不断，贫苦的饥民都来“闯关东”，养父也逃荒来到了东北。
他先替白俄修铁路，后来日寇占领了东北，在哈尔滨建立了铁路工厂，养父就在工厂里当了工人。等到他五十多岁后，大概就成了厂里打更的。养父刚来哈尔滨时，这里一片荒凉，工厂只有36个大棚给工人们居住。后来，慢慢地盖了些房子，起名为“三十六棚”，是一个贫民区。
这个区里除了几处日本人在工厂附近盖的砖房之外，老百姓住的几乎都是干打垒[①]的茅草屋。环境很差，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全是土路。吃水也困难，要到几百米之外的手压机井挑水。冬天，恶臭的污水冻成了冰山，夏天又流成了臭水沟。这里常常能看到有人在路上因饥寒而死，多少得瘟疫的人没等咽气就被活活埋掉。这里住着的劳苦大众差不多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饥寒交迫。
我的养母也是逃荒要饭来到这里的，她没有自己的名字，只知道自己姓伊，至于她个人的经历，我没听说过。她在讨饭时，别人撮合她和我养父成了家。那时她已四十多岁，嫁给我养父之后，她就成了石伊氏。
他们老两口都很勤劳，我养父积攒了一点钱，在我四叔石承恩（铁路工厂的工人）和其他几个工友的帮助下，在“三十六棚”盖了三间房子。我们自己住正西的两间，侧面的一间出租给别人。
小时候的生活状况，我也记不清了，可能生活还过得去。姐姐上过中学，大概在我六岁的时候，她出嫁到了佳木斯。姐夫是一个银行职员，他们共生了三个孩子。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我8岁那年，也就是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家的邻居过年时炸食品，不小心引起了火灾。我养父着急救火，没多考虑就往油锅里泼水，结果脸、手等处全被烧伤。
因为那时没钱到医院医治，我养母又很迷信，就到一个小庙的一棵所谓的神树下的香炉里取了点香灰，给养父涂抹伤口。可能是感染化脓了，等再将养父送到医院，为时已晚，医生说“毒火归心”，养父不久就去世了。
养父死了，家里没了依靠，养母就出租了两间房子。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养母又把这三间比较好的房子全卖了，换了地段更加偏僻的两间破草房。
草房还没有我高，冬天烧炕不能避寒，夏天屋漏不能遮雨，一到下大雨的时候，我们就得不断往外舀水。由于环境的恶劣，我常常满身长疥疮，还害眼病。在我们娘俩生活最难熬的一个夏季，我们坐上客轮顺松花江而下，到佳木斯投奔了姐姐。
姐姐对我们很好，但是她没有工作，都是靠姐夫生活。姐夫是地主少爷出身，看不起我们这些穷亲戚，每天都让我们吃剩饭剩菜。过年时，每当他家里来客人时，他嫌我们穷，嫌我们给他丢脸，就把我和养母锁在柴房里，不让我们出来。我养母受不了他的虐待和冷漠，就自己回哈尔滨了，我还继续留在姐姐家。
我的养父母家庭
在哈尔滨，我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来姐姐家后就辍学了。每天，我只是帮姐姐搞搞家务或带着她的孩子玩。她的大儿子比我小四五岁，我们也经常吵架。姐夫所在银行的职员们组织了一个协和剧团，经常排练歌舞和小话剧，我就常常带着外甥、外甥女们去看，这不但给我增添了生活上的乐趣，而且还让我受到了文艺上的熏陶。
苦难的童年经历
大概在佳木斯住了一年多，在我11岁的时候，我又回到了哈尔滨，插班到小学三年级读书。此时，家境更是一天比一天艰难。我养母替别人缝皮子（就是把零碎的小皮子对接起来缝成一大块），收入少得可怜，我们只能勉强度日。
因为家里太穷，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我养母的心情变得很糟糕，经常拿我出气，挨打挨骂就成了我的家常便饭。同时家里的生活重担，我也必须承担：没有柴烧，我就去铁道旁边扒从火车上卸下来的大树上的树皮，或是捡煤核、偷煤。这样的事情，我们这些穷孩子为了生计，每天都会去干。
没有钱，我也和许多穷孩子一样到处奔波，开始做点小生意赚钱。我一个十多岁的弱小姑娘能干什么呢？我和几个小朋友去领烟卷、领豆腐或是趸一袋葵花子，用一个小碗做量具，拿到闹市上卖。夏天，到江边贩农民运来的香瓜等。
那时烟卷、豆腐都是日本鬼子委托配给店供应的，我们需要早上天不亮时就去排队买。我们先买回来这些物品后再卖，从中赚点差价。每天早晨，若能买上一脸盆豆腐就很不错，买到的烟也是越多越好。但每次买物品都有限量，为了能够多买点，就得反复排队，所以我也经常“加塞儿”，当然难免要挨小朋友和大人的拳头或巴掌了。
有一次，我们四五个小朋友在天刚蒙蒙亮时去领豆腐。在一个围着木篱笆的小院跟前，我们同伴中的一个小男孩看到几颗诱人的、红彤彤的西红柿露在外边，伸手可得，他就顺手揪了下来。他还想多揪几个，正准备动手，突然从里边窜出来一个日本男人，嘴里叽哩咕噜地说着日语，动手就把那个男孩打了一顿，男孩最后哭着逃跑了。
我和那个男孩相距不远，看到了他挨打的情景，当时我心里很害怕，其他3个孩子见此匆忙朝后面溜跑了。我心想我又没偷他的西红柿，所以他不会打我，便还是继续往前走。没想到，那个日本人又跑出来狠狠地打了我一耳光，还不停地骂着，很久才又进了院。我的脸火辣辣地疼，泪水流在那红紫的五个大手指印上，一直疼到我的心里。可我不能后退，还得朝前走，去买我要的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