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啦，但是忘不了在医院里和伤病员们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每当我们走在街上，许多同志向我们打招呼，亲热地点头问好；有的同志买许多花生糖果，强塞给我们吃；有的同志把他们从朝鲜拿回来的最珍贵的东西送给我们作为纪念时，我们都感动得不得了。我们临走的时候，同志们正在吃饭。得知我们要走，他们放下筷子就往外跑，有的还赶到车站送我们。这都是同志们的一片心啊，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们走啦，要把这些真诚的感情带回去，把那些英雄事迹带回去，把医院里的模范行为带回去，把在这里所学到的一切一切都带回去啊！
再见吧，同志们！愿你们早日恢复，健康，重返前线杀敌！
你们是把历史扭转的新时代的脊梁，你们是新世纪探索发展道路的灯塔，你们的光辉事迹将被永远地载入史册，你们是祖国最可爱的人！
病魔缠身
1951年5月，正是我们宣传队繁忙的时候，可不幸的是我又病了，我的肺部出了问题。我每日发着低烧，可恶的病魔纠缠着我、折磨着我。
从上个月起，我就天天吃病号饭，一天吃两个鸡蛋，用印着菊花的两个小碗、洋瓷的小勺、通红的筷子。同志们每天将这些东西送到我的手里，这是我的专用餐具，是给长期的病号预备的。为了健康，为了卫生，为了全队的利益，我要享受这种特殊的待遇。我感激组织上的照顾，党这样爱护我、关心我，这又给了我许多安慰。
我弱不禁风的身体，使我容易患病，病痛使我精神不佳，没有了往日里的生气勃勃。疾病也使战友们和我疏远了、分离了，尤其是全队同志都去参加抗美援朝演出时，我不能同她们并肩战斗，只能留守在家养病，我就非常痛苦，同时我也更加孤僻、苦闷、忧郁。
唉！人的生命在青春时代是最活跃的，但上天只赋予每个人一次生命，每个人也只有一次青春时代。每当我生病时，我就强烈地感觉到了生命的危机。我想，只要我活着我应该将生命贡献给世界上最伟大、最光荣的事业，我要为这个事业奋斗终身，这反过来又增加了我的生命力量。我要战胜病魔，要保持一种愉快的心情，从精神上战胜病魔，不要被它吓倒击垮。疾病虽然严重、频发，但是它还不至于夺去我的生命和磨灭我的意志。尽管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但是要有健全的思想，哪怕只能起螺丝钉的作用，就不能离开革命，要一直为人民的文艺工作战斗到底，尽力贡献我的智慧和力量。
海可枯，石可烂，意志不可断。
我对自己说：看看廖贻训[④]同志和保尔吧！他们在战斗中负了伤，可是一点也不悲观，继续愉快地工作学习着。他们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高贵的道德品质是我学习的榜样。记住保尔的话吧，“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动，你们就不能让我离开党。只有死亡，才能让我停止工作。”要牢记这句话，莫为病魔缠身苦恼，重新点燃激情的火炬，美好的前程等待着你。
新时代的新要求
全国形势迅猛发展，一切工作都要求走向正规化。过去那种“小打小闹”的宣传形式，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宣传队改为文工团，对每个团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进行严格的、提高业务水平的训练。文工团的队伍也不断扩大，还成立了专业的舞蹈队、乐队和话剧队。
开始，舞蹈队有位苏联老师在教大家，后又聘请了一位朝鲜老师。我每天都要坚持练腰练腿这些基本功。从我的身材、年龄来看，我好像也还适合跳舞，所以进舞蹈队后我就努力学。可是我的体质太差了，练功时竟然晕倒了两次，所以我就不能再练了，我感到很遗憾。接着，又把我编到了乐队，并被派到鲁迅艺术学院学琵琶，可我在乐器方面实在没有那份灵气，学了好几天都找不到“感觉”，结果只好退出乐队。
最后又安排我去戏剧队，在戏剧队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我还是比较适合演话剧的，可不是每次都能得到好角色。戏剧队有一个规则，分配你扮演什么角色，你就演什么角色。如果没有合适的角色，就只能跑龙套当群众演员。在戏剧队，如果自己不抓紧学习，很容易把大好的时光荒废，在业务上也得不到多少锻炼，就会被淘汰。戏剧队的淘汰率是很高的。
来到沈阳后，我也和一些老同志、老战友常常碰面。我感觉我们的情况都差不多，所以就不再闷闷不乐了，没有了紧迫感。可现在，老战友们都比我强了，有的在市里团委工作，有的在连队当了指导员、文化教员，有的在医大从护士被培养成了医生，有的在北影成了演员。这些对我的触动很大，深深感觉到自己落后了。每当老战友们询问我的情况时，我就会感到很惭愧。思想也渐渐变得复杂起来，又开始多愁善感，总爱回忆过去，幻想将来，常常忽略了现在。
在戏剧队，一有时间我就看书，不管群众对我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我一心想多读书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1951年底，文工团整编时，有十来个人调离文工团被分配到长春的东北军区政文干校（以下简称“政文干校”）工作，其中也包括我。政文干校是一个刚建的师级单位，校长是季铁中同志。它主要接收一些被选派出来的连级以上干部来这里学习，提高政治文化水平。
我调来后，本来是想参加学习的，但是通过干校的测验考试，领导认为我目前的水平不需要再学习，就安排我担任图书资料室的主任。我手下还有三个人，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学员们订阅和整理图书杂志报纸，借阅图书给学员们。
在图书资料室工作没多久，遇上开展学员的文化娱乐活动，所以又调我担任活动的文娱指导员。
我的工作很杂。有时要下连队采访好人好事，还得负责编写成稿子在学校的广播台播送；有时要编排一些小节目，指导学员们表演。在干校，我在工作上经历了很多锻炼，生活也很愉快！
没过多久，我因为要到北京和孙泱结婚，不得不离开了政文干校。
1952年冬，在东北军区政文干校工作时，下乡表演快板节目宣传中苏友谊
爱的缺乏
爱对每个人都是不可缺少的，出生之日便拥有了父母的疼爱、兄弟姐妹的手足之爱，长大成人有朋友之间的友爱，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又有异性的情爱。
可是在旧社会，我对什么是“爱”却没有深刻的感受和记忆。
一出生，我就成了被亲生父母遗弃的婴儿。幸而后来，我被一对善良的老夫妇收养，可厄运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童年时期，养父便不幸去世，独自养活我的老母亲由于生活贫困而常常迁怒于我，动不动就打我，我体会不到真正的母爱和来自家庭的温暖。
小学求学阶段，我是个各科成绩不及格的劣等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为了家庭生计常常逃学，因为养母年事已高，同学们还常骂我是“私生子”，都看不起我，因此，我也体会不到小朋友之间的友爱。
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承担家庭生活的重担，社会的残酷无情和家庭穷困的境遇，使我形成了孤僻忧郁、多愁善感的性格，我得到的只有痛苦，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爱。
1946年是让我终生难忘的一年，我的家乡哈尔滨解放了。从此，我就得到了来自共产党的关怀和照顾，并且脱离了苦难，生命开始有了真正的意义。我感激共产党、热爱共产党，下决心永远跟着党走，怀抱着一颗感恩的心，我要尽自己的能力来报答党对我的恩情。1948年2月，还不满16周岁，我毅然自愿参军，成了一名白衣战士——护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