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赵城县的老家
我的故乡在山西省赵城县[1]的韩家庄，赵城历来为古时的军事争夺之地，在古时赵城为冀州之域，此地位于临汾盆地北端，四季分明，气候宜人。相传，此处原为周缪王封造父之地，后为赵简子食邑，故名赵城。而就在这片古韵的老城，一直孕育着韩家庄南姓一族。
南新旭的故乡----现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韩家庄
祖父南生林是个继承祖上几亩田地的农民，性子耿直且憨厚，但在父亲还是个奶娃娃时，祖父便撇下家人离世，可怜的祖母南薛氏，靠着些许余钱带着三代单传的父亲苦巴巴地过着日子，祖母并没有因此气馁，依旧平实地生活着。其实祖母这个人做事情很有想法，若是当时条件好的话，她倒是个能做出一番大事业的人。
因为家里还有一些薄田财产，所以11岁的父亲便进了私塾念书。父亲生性聪颖，敏而好学，时常得到先生的夸奖，自然祖母对于父亲读书的事情是特别赞赏的。
16岁时，读书成绩优异的父亲经人介绍，进入新学堂——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也就是在这里父亲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同盟会山西负责人王用宾便是其中之一，他是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到了1911年，父亲已经受到了革命新思想的启迪，对于清朝的腐朽统治深恶痛绝，决心加入到反清斗争的队伍之中。
1911年10月10日，即历史上著名的辛亥革命爆发之日，武昌驻军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自此革命之势此起彼伏，父亲便在山西太原参加了起义活动。
父亲是在祖母的支持下参加起义活动的。所以说，时代虽然没有赋予祖母好的机会，却把睿智与大气注入了祖母的一生，并以此帮助父亲走上一条崭新的革命之路
外祖父被打入死牢
外祖父是河南省杞县人，他常与地主打交道，负责帮助地主管理一些田地的工作。因为外祖父自幼练习了传统的武术，打得一手好拳，加上生性刚烈、豪爽，所以常常为乡下的老弱打抱不平，算是在家乡闯出些名气。后来共产党在河南地区开展活动，发展党员，当时这一带的党组织是在吴芝圃[2]的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外祖父就在老家参加了共产党。
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国共第一次合作，发动了全面的北伐，北伐军从广州一路北上。当时中国北方为北洋军阀吴佩孚、张作霖长期盘踞，混战不已。1927年初，北伐军兵锋直指河南。河南地区的共产党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北伐军，并给予他们一个安全的落脚点，所以在河南发动了一次“陈刘暴动”，把当地的农民发动起来，让他们包围杞县县城。
但是正在一切进展顺利之时，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蒋介石的屠刀举向了工农大众，疯狂镇压工农运动。当时我外祖父带领的农民军在与城中的县长商谈时，叛变的国民革命军却早与县长联合设局等待着农民军的落网，于是外祖父毫很不幸地被抓进了死牢。
因为外祖母也是共产党员，对于外祖父被打入死牢的消息很快就得知了，她积极想办法托人解救，但是对死牢的囚犯又有多少办法可想呢？！为了让家人免遭牵连，外祖母让当时年龄还不大的母亲逃命，于是母亲就来到了郑州。十几岁的母亲在那里上了女子卫生学校，她一边上学，一边想法子救外祖父的命。此时父亲的公开身份是河南省民政厅的秘书主任，监狱也在他管理职权之内，虽然决定不了囚犯的生死，但多少还会起些作用。
母亲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而与父亲相识，之后以外祖父的事情求父亲帮助，在此期间他们彼此熟悉起来，最后幸福地结为夫妻。虽然外祖父被改判为无期，但是国民党特务在他饭菜里下了毒，所以最终外祖父还是没有幸免于难。
果敢的外祖母
外祖母是个朴实的农家女人，自小是独生女的母亲由外祖母一手带大，外祖父去世时，外祖母不过三十多岁。那时家中有几亩田地，她自己动手支撑起了整个家，农忙的时候便会请自家的表姥爷来帮忙。她是个很懂生计的女人，纺线、织布、磨面、开豆腐坊，这一切她都经营得很好，后来到了延安以后还被评为陕甘宁地区的“劳动英雄”。劳动一直都是她引以为豪的事情。在她的努力下，她也确实给予了我们几个外孙子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我5岁到了陕甘宁边区后都是跟着外祖母生活在安塞县的白家坪，这里也是我自小所在的保育院小学的所在地。这里一面靠着山，而延河就顺着此地经延安一直流入黄河。外祖母并没有对我进行过些许的学前启蒙教育，因为她生长在农村识字不多，平时也只是给我说说一般的做人道理、革命道理，这与她是老地下党员有很大的关系，自然这些道理在当时也是属于比较进步的。
我眼中的父亲
父亲南汉宸，字汝翼，1895年12月14日出生在山西省赵城县。三代单传的父亲最初是在县城里代替他人去考试，后来自己又考入了学校，并在这里结识了后来提携自己的一些人物。1911年辛亥革命，父亲与其他一些进步人士一起组织队伍参加反清起义。1912年辛亥革命失败，让他们这些参与者感到十分失望，青春年华雄心正当，却恰逢革命突遭挫折。后父亲回到故乡从事实业。
1952年，父亲南汉宸（左）与母亲王友兰在北京家中合影
在1926年到1927年的北伐战争期间，父亲担任了国民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没有了早些年的青涩与莽撞，一派气定与淡然。那时正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的先进思想在国民联军中日渐传播。于是倾慕新思想的父亲，于1926年在中共早期党员刘伯坚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很多共产党员都在北伐军中担任重要职务，例如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的革命家。但是父亲这样的身份只可以从事地下工作，不可公开自己的身份。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斗争的对象瞬间转向共产党。父亲在这过程中经历了许多变动，因为父亲接到中共中央的秘密指示，在皖北组织群众发动武装暴动，于是父亲与杨虎城的部队也曾计划一起发动暴动，但因敌强我弱的态势过于明显，暴动准备工作由此失败。父亲遂于1928年来到当时为西北军控制的河南省担任秘书一职，也就是在这期间，父亲与母亲相识了。
直至1930年，父亲时任河南省代理民政厅厅长，后随杨虎城部入驻陕西，担任省政府秘书长一职。在这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尽管母亲与父亲喜结连理，也要顾及自身的安全问题，便一直与父亲过着分东离西的日子。1932年，父亲遭到南京政府通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请示了党组织同意，后在杨虎城的帮助下携妻子王友兰暂去了日本。于是在1933这一年，我出生在了日本东京。同年三月，父亲收到吉鸿昌的邀请回国共商抗日大计，经党组织批准，父亲于当年夏天回到天津。
我一直对于“父亲”二字有种生疏的感觉，这与自小由外祖母带大有莫大的关系，父亲从事的革命工作从客观条件上讲，也不允许他有很多的时间来陪我们、教育我们，所以直到我来北京上学前，父亲的高大形象其实仅限于严肃的外表，而对于他的内在，我却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接触。记得北平解放初有一次放寒假我回到在石家庄的母亲身边，父亲那时已经先期来到北平工作。期间赶上一个去北平的机会。因为那时各个机关都要迁往北平，所以在经过石家庄的道路上，有时会有中国人民银行运钞的大卡车，里面装有美国制的铁皮箱子。母亲利用了自己在银行工作的身份，指着一辆还有空位的运钞车，对我说了句：“你跟着去吧！”就让我上了车前的空位，其实我当时心里一点准备都没有，空落落的，身上什么也没有带，就稀里糊涂地坐上车跟着走了。看着母亲渐渐远去的身影，我的心里酸酸的，不是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