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记忆
或许是悲伤的情绪太过刻骨铭心，或许是苦涩的滋味太过浓烈，偶然在梦中停住脚步，一次又一次地回首那段残白色的岁月，不觉中感伤的情绪猛烈来袭，醒来时眼角早已氤氲一片。
日伪统治期间阴森森的岗楼伫立在宾县城；日本的国旗、国歌、《国民训》充斥着校园，傲慢又恐怖；意外失火时母亲泪流满面地找着丢失的佛像；遭遇大水后我和母亲拼命咽下苦辣辣的救济粮；在得知父亲只是继父时我的震惊绝望……一幕幕宛如一缕青烟，淡淡的烟丝早已消散，但感觉依旧如初。
当然也有快乐的时候，继父为我买过漂亮的鞋帽、描花的玻璃罩小灯笼；母亲带着我浆洗衣物，教我数数、念绕口令；而我则喜欢在大河里洗脸洗头发，在菜地里偷黄瓜，也怀念在学校歌咏队学过的那些好听的歌曲……然而，随着母亲患病去世，童年中明亮的色彩随即褪去，吃百家饭、时刻担心被卖掉的我黯然流泪。
人生难忘孩提时，而我却深刻地体会到了一份别样的情感——孤苦伶仃。
解放前东北本被九省割据，随着时间的推移，现终被划分为黑龙江、吉林、辽宁三个省份。因此确切说来，我的家乡在松江省宾州。从我记事时起，甚至在我参加革命之前，那里都还叫松江省，现在则改名为黑龙江省宾县。
说起自己是哪一年出生的，我不甚明了。1947年参加革命后，革命组织派人前往老家调查，拿到人事科调查的出生年月日时，我才知晓自己的出生日期——1933年1月20日。
自记事起，家中只有母亲和继父二人与我相依为命。继父说话极少，时常不在家；母亲比较沉静，是个有文化的读书人。我还有一个二姥姥，但一直无法捋清个中的亲戚关系。后来才想明白，她可能是我母亲的婶母。
日本人占领东北时期，宾县的传染病闹得特别厉害。霍乱猖獗，感染者轻则上吐下泻，重则毙命。此外，伤寒在当时也算一种很严重的疾病。因为营养不良，我从小体质偏弱。霍乱、伤寒我都染过，所幸几次死里逃生。
然而，水痘才是真正困扰我的顽疾。年初第一次发病时没出彻底，等到年底复发时来势更凶猛了。家里请不起医生，就由母亲照顾我。我出水痘时，母亲把大麻籽和萝卜缨子搅在一起捣碎，用带汁的残渣来回搓我的身体，一搓就是一天，那种感觉太难受了。有的时候也弄个偏方，味道难闻得不得了，实在咽不下去，母亲就用筷子把我的牙掰开硬灌。
我个子小，与纤弱的身体不无关系。当然，家里没有条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小时候能吃上一顿小米粥或者是小米干饭，我们就美得跟过年似的，所以说，我这一生都是在精神上，抑或是在生活上的痛苦中度过的。
快到1940年时，我要上学了，可是还没有取一个像样的名字，周围的人都喊我丫头。我的母亲和继父商量：“孩子不能总叫丫头，取个名吧，你看叫什么好？”
继父想了想，说：“姓马，就叫马书甜。”不过有些遗憾的是，上学当天，这个洋气的名字竟阴差阳错地被改变了意义。
近80载光阴将逝，好多事情早已淡出记忆，学龄前我对家的记忆大抵如此了。
“马书甜”还是“马淑田”？
1940年，我上小学了——黑龙江省宾县东关女子小学。
宾县特别大，宽阔的大街上车水马龙，鳞次栉比的建筑物看起来也异常高大，可能在小孩子的视角里，景致被愈发地放大了。家乡十分繁华，东西要道通透敞亮，长大后来到北京，我方感到那条大街颇有点长安街的感觉。县城南边静卧了一座桥，两条波光粼粼的大河在桥下交融为一。我家就在这附近。
因为只要走过那座桥，学校就近在眼前了，父母为我取好了名字就让我自己去学校报名。他们告诉我怎么走，我慢悠悠地踱着步子去了。那时小学的名字叫做“女子小学”，校长和老师都是日本人。学校规模很大，一个年级设置了4个班，每班28～30人。
排队报名的人非常多。管理一年级报名的工作人员挨个问“你叫什么名字”。轮到我时，我小声说了句：“叫马书甜。”
“哪几个字？”
“不知道，我回去问问。”一个小孩子怎么会知道，我在心里悄悄嘀咕着。
旁边的另一个人赶忙说：“别回去，别回去，你再说一遍你叫什么？”
我重复了一遍，那人就记上了。淑女的“淑”，田地的“田”。这与父母命名的初衷差了十万八千里，但我不认字只好默认。我傻傻地拿着人家给的纸条，排在队伍中等待着分班。
老师喊我名字的时候我还在愣神，半天都没反应过来，心想着要不回家问问，到底是哪几个字啊？最后我终于吱了声，老师有些无奈，就问我：“你拿着这个条怎么不答应呢？”
我眨着眼睛，傻乎乎地说：“我还没回家呢。”
“你回家干嘛呀？”老师听了我的话，一头雾水。
“我不知道这个名字对不对。”我有点儿着急了。
老师笑呵呵地说：“就这个吧，女孩子叫淑田好听，淑女在田地里多好啊。”我半信半疑地，老师都说这名字好，应该不差。
哪知道回到家给母亲看了条子，她就唠叨上了：“哎呀，这怎么办啊？你不是这两个字，再去问问老师能不能改。”我只好去学校求情，不承想大家的名字都报上去，名册也已经定了。老师仿佛铁了心一般，坚持说不能改，最后也就不了了之。就这样，我从“马书甜”变成了“马淑田”。
可怕的规矩
分完班以后我在这里开始了小学生活，日本人的规矩特别多，严格得有些可怕。
早上起床后，我背起小书包去上学。进了学校大门，两边都有站岗的人，所以一天之初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行礼。实际上是给天皇行礼，谁是天皇，天皇是干嘛的，我一点儿也不明白，现在想想，那是日本人在给我们灌输“你们心里就得有一个天皇”的思想。不给天皇行礼便不能上学，我胆子小，每次怯生生地行个礼后赶紧低头进校门。
小学时期
校门口放着一口大钟，还有一面穿衣镜，这样的摆设着实有些奇怪。进教室放下书包不久，学校上空就响起了清脆的铃声。我们连忙往操场跑，各班整队，升“国旗”——日本旗。尽管当时应该是伪“满洲国”了，可是学校的一切都严格地按照日本模式进行，升完了日本旗还要唱日本的国歌。三到六年级的同学都会唱，我们一二年级的孩子还没学，不会唱就干站着。
背诵《国民训》也是校园生活中死硬规定中的浓墨一点。《国民训》是什么？究竟想表达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不懂也得背，都是日语的，通篇背下来至少要半个小时。一大清早上“早训”，又是行礼，又是升旗、唱歌，还得训话，最后还要背诵那么长的《国民训》，我们一直站着，真是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