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妻子是独生女，后来落实政策，她从山西农村回到了北京。回来之后就到北京公交公司上班，在13路公共汽车上当售票员，期间曾临时性调动担任车辆调度员半年多。1976年冬天，我从部队回北京探亲，当时13路汽车在地安门有一个调度站，她在那里做调度员。我找到她，想跟她谈谈我们俩的事情。我跟她说：“咱们俩的事儿呢，我家没意见，我自己也没意见。但是因为调查出你父亲参加过帮会，有历史问题，部队有些阻挠。我在部队当兵，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也许要再当十年兵，也许要二十年，一年只能回来探亲一次，你要是愿意的话，咱们就确定关系，我跟部队做工作，怎么也得跟你结婚；如果你要是不愿意，我也不能耽误你……”我还给她写了一封信，又给她写了张纸条，纸条上面是这样写的：“我今天晚上要坐火车回部队了，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都写在那封信里了，我走了以后你再看。”
我和妻子的结合
其实那封信内容很简单：“我是晚上九点半的火车，你要是愿意等我，就到火车站送我；你要是不愿意等，就不要到火车站送我，咱们的事情就这么办。”我觉得，无论怎样都要给彼此一个交代，就想用这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当天晚上，我父亲到火车站送我，就在火车开动前的5分钟，她从调度室请假赶到了火车站，我们相视而立，什么话都没有说，她看着我，冲我招手，那时的她，已经是泪流满面了……她见到我父亲，说她愿意等我，等多长时间都没关系。虽然我没有听她亲口对我说出这样的话，但是见到来到车站的身影和滑落面庞的泪水，我已经完全感受到了她的心意，正是一切都在不言中，对我而言，那个情景已经是无比浪漫了。
一回到部队，我就找到首长澄清她父亲的历史问题：“首长，她父亲尽管有历史问题，但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虽说她父亲曾经参加过帮会，当时我父亲也差点加入帮会，那时候要想在上海工作，必须得入帮会，投靠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帮会头子，这样才有靠山，才能混碗饭吃。要不然别想找工作，还可能被毒打一顿。她父亲当时也是建筑工人，为了家庭生计迫不得已才入的帮会，况且他也没参加过任何帮会的活动，只是挂一个名而已。”
庆幸的是，部队领导认真听了我的解释，后来又派出干部反复到北京去调查。我岳父在北京也是做建筑工程行业，部队就派人到他公司去调查了解。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泥瓦工人，既没有参加过反革命活动，也没有参加过其他任何帮派。所以这样一查，证明他在历史上的问题并不大。后来部队经过反复讨论，鉴于我们家的条件也比较好，再加上我在部队又是骨干，他们想培养我，不想放我走，于是就不再追究岳父的事情了。后来，倪慧芳的政审经部队一调查就通过了，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她是共青团员，又是公交公司的先进职工、优秀售票员。就这样，我们终于可以结婚了！
组建幸福小家庭
回想起来，我们的婚礼非常简单，是在妻子的单位举行的。1977年，单位的介绍信一拿到手，我们就到民政局去登记。紧接着就是办婚礼了，过程特别简单，是她们公司的同事帮忙张罗的。那天，我穿着军装来到她家接到她，然后从西单坐公共汽车把她接回我家。当时，我们虽然已经是合法夫妻了，但也和从前的相处并无特别之处，只是她穿着比较漂亮鲜艳的衣服。我们也没有拉手，根本不像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拥抱接吻，在公共汽车上她坐一边，我站在旁边，晃晃悠悠地就到家了。
到了我们家后，也没有什么七碟八碗的，就是买点糖和烟，沏点茶水，她的同事送了我们一个搪瓷脸盆、两个暖壶、两本毛主席语录，还有一面大镜子，上面写着“祝新婚快乐”。我们请他们抽烟、吃糖，他们说：“大伙儿祝贺你们。”我们俩就和大家握个手，这样就完了，庆祝新婚就是这样一个相当简单的过程。晚上我们家里也没有大摆筵席，就是在家炒了几个菜，两家的父母坐在一起吃顿便饭。在家里的婚礼仪式可以办得简单，可是部队的战友们就不干啊，后来我带妻子回到部队又办了一场，在我们部队的食堂做饭，请战友们一起吃饭庆祝。
后来余兴未尽，司务长又带厨师到我们暂住的师部招待所起小灶炒菜，又吃了一顿新婚餐。战友张广善为我们高兴，饮酒过度吐了，我和妻子照顾他喝水，让他睡觉休息，我们在凳子上坐守了一夜。事后战友们都夸赞妻子是贤惠能干的军嫂。
1978年，结婚照
不但婚礼办得非常简单，我们结婚后也没有享受二人世界的生活，我仍在部队，工作很忙，一年才能回家探亲一次，家里的事情基本都交给妻子打理了。她贤惠能干，绝对是我的贤内助，而且让我颇为欣慰的是，妻子跟我母亲的婆媳关系特别好，当年我们能走到一起，其实也是双方母亲撮合的结果。母亲很喜欢我妻子，看她哪里都好，而妻子对我母亲也是关怀备至。记得我俩还没结婚的时候，她经常到我们家看我母亲。她家住在西单，我家住在学院路的北京师范大学附近，当时还没有直通两地的公共汽车，她就骑着自行车过来，每个礼拜起码要来三到四次。过来了就陪我母亲聊天，帮着她洗衣服、买菜，给她梳梳头。我母亲有时候感冒发烧，但她生病的时候从不求人，也不吃药，只坚信刮痧祛病，于是我妻子就给她刮痧，帮她解除病痛。别人来刮痧我母亲都不让，只让妻子刮，足见她对于我妻子的信任和感情。直到1980年我母亲去世前，都是妻子在母亲的病榻前一直照料，给她穿衣服，帮她洗漱，代替我尽了一个儿子的孝道。所以，妻子对母亲的孝顺一直让我感念至今。
助人为乐的妻子
我和妻子的结合
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一直热心助人、扶危济困，妻子更是有着一腔的古道热肠，非常善良热心，这一点让我都感到十分钦佩。我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往家里带一些朋友，她不但从不计较，还尽可能给我帮忙。我的好友伊淑芳刚来北京的时候就在我家住过一段日子。那时她在北影厂拍戏，突然遇到变故付不起招待所的钱，她一个人举目无亲，只得打电话向我求助，我连夜到北影厂把她接回家，安排她先在我家住下。家里突然来了客人，妻子不但不烦，还热情接待，当时就给她做夜宵吃，还主动提出把我们家的大房间让给她住。后来她和男朋友一起来北京拍摄《三国演义》，也一直住在我们家里。
对待我的战友，妻子也是如此。一个邯郸来的老战友带着儿子到北京来工作，虽然北京有许多战友，但她谁也没找，直接就投奔到我这里来了。正是因为她觉得我们家人很好，我是她的老大哥，特别实在、诚恳，我爱人又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就这样，老战友在我们家度过了一段日子。至今见面，还夸我妻子烧的菜好吃。
妻子不但乐于帮助亲朋好友，对街坊邻里也非常热心。我们楼下住着老两口，老头爱唱戏，只要我在家，就去给他拉京胡伴奏，让他吊吊嗓子，老太太也很信赖我们，有什么困难就给我们打电话，妻子立马下去帮忙。不了解的人都以为家里只有他们老两口，其实不是，他们有四个女儿和两个儿子，虽然都在北京市住，但是离得很远，只能隔三差五地过来看看老人。所以真是“远亲不如近邻”，有很多着急的事情都是我们来帮助老两口。前一段时间，老太太得了带状疱疹，挺严重的，妻子赶紧陪着她去检查身体，我帮忙联系医院，等我们把事情都办完了，他们的孩子们才知道这件事情，对我们一家特别感谢。看到妻子那么受别人尊重，我自己也觉得非常自豪，人家愿意找她帮忙，这不是也正好证明她在别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好人吗？想到这一点，我们就觉得很开心，很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