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之后我分别向《北京日报》商业版和《人民日报》商业版投稿。隔了不到半个月，我收到一封信，信上说：“姚鸿明先生你好，你给我们寄来的稿件很好，我们已经采纳，发表在《人民日报》商业版，同时附上了稿酬。”信里还说：“希望你不断投稿，多多发现一些问题，包括你对问题的看法与评论。我们报有好多版面，有文艺刊、商业刊，你不用局限于商业刊，也可以在文艺刊或者体育刊上面投稿，有合适的文章都可以发表。”这篇小文章的稿费大概有30元，这篇因八宝酱菜而起的文章成为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当时我的心中兴奋不已，写作的热情完全被激发出来了。从这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我不断地写文章给各种报刊和杂志投稿，被采纳发表出来的作品也越来越多了，其中一些名人采访和参演影视剧的小故事都是我比较满意的作品。
除了撰写相关文章外，我还涉足了影视剧本的创作。说到写剧本，我觉得这主要是一种灵感的累积，而我的创作灵感，多是来源于和朋友们茶余酒后的聊天闲谈，他们说的一些有趣故事常常能给予我创作的灵感。
写第一个剧本的渊源还是因为我跟朋友的一通电话。当时朋友和我打电话聊天，他说：“现在的影视剧很多方面的题材比较缺乏，比如说老年人再婚问题，目前好像还没有写到这方面题材的。你是老年人，一定会有所感受，你应该写一点这方面的题材。同时你可以把它作为练笔，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你考虑一下吧。”就是因为朋友的这个建议，我开始尝试自己写作剧本。
对于老年人再婚这个题材，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但是通过和同事聊天、看书报杂志、到老年婚姻介绍所采访，这样就得到了许多素材，灵感也渐渐来了。另外，我几年前拍戏时认识了一个南京话剧团的老编剧，他也喜欢写东西，在跟他说了写剧本的情况之后，我们一拍即合，商定一人写一半，彼此相互鼓励，相互促进。我写剧本不是为了挣稿费，就是因为喜欢，作为一种心灵的寄托。
前一段时间我写了一部剧本叫《古道雄魂》。它讲的是一个马帮队，押了几十匹马，沿途经过曲折崎岖的山道给红军送枪支弹药和粮食的故事。为了写好这个剧本，我查看了很多资料，从各个方面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加以丰富。比如说，这个马帮的头领是女一号人物，在我心中，首先她性格一定要刚烈，而且很豪放，给人物定下这样一个基调后，我就大量浏览描写少数民族风情的小说，把各种有特点的人物形象都记录下来，再将这些特点在我所要创作的人物身上表现出来。
遗憾的是，由于这个剧本涉及方面太多，还有可能在拍摄上造成危险，最终被搁置了。但是剧本本身却得到了业内人士一致的认可与好评。
我和妻子的结合
年少相识印象好
我和妻子倪慧芳是上中学以后认识的。那时我们俩的父亲都从事建筑行业，彼此相识，两家人因此经常走动，有时候她父亲带着她到我们家来玩，有时候我父母带我去她们家串门、聊天，于是我们就这样认识了。那时年龄还小，我们在一起也不怎么说话，但是对彼此都有一种好感，她看我这人挺好的，我也觉得这个女孩子挺朴实的。此外还有一点：我妻子的父母也是上海人，我们两家人似乎都有一种上海情结，觉得南方人找个南方人做伴侣比较好，生活情趣和习惯都能够谈到一起。
不过年少时相识的我们还远没到青梅竹马的程度。后来街坊邻居也曾给我们牵线搭桥，让我们试着谈谈，但是那时候也没有考虑，因为当时我在部队当兵，她则响应国家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山西农村插队落户了。
后来我在部队提了干，一切都挺顺利，当时部队首长也曾经给我介绍过对象，他们觉得我是北京城里来的学生兵，又提干入党了，算是年轻有为，条件挺好，有的首长甚至还想把他的侄女或者女儿介绍给我。有人告诉我，如果跟首长的孩子结了婚，对我的提升肯定会有好处，但是我的心里不是这样想的。第一，我觉得自己是北京来的，如果跟首长的孩子结婚，就要在当地生活，相当于是附属品了，就要在首长的保护伞下生活，我就没有自主性和个性了；第二，首长的女儿、侄女或者他们亲戚朋友的孩子，都不是真正的城市人，都是来自河南或者河北的农村，无论是知识文化层次还是生活情趣爱好都和我有一定的距离，这样我又不太愿意；第三点，我那时候在部队刚刚提干入党，还想追求进步，并不想过早地恋爱。
鸿雁传书增感情
经过部队领导的提点后，我还是开始考虑个人的情感生活了。这时，我就想起了倪慧芳，想重新跟她联系。我提出这个想法以后，她的父母很支持，对我说：“你们以前又不是不认识，以后就书信来往吧，彼此增加了解。”于是我们就开始彼此通信，当时写信的内容很简单，都是一些工作的事情，比如我会跟她讲讲我的近况：“我在部队训练期间很忙，我们前一段时间到山西去慰问演出，也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我不知道你在农村落户能习惯吗？”她给我回信，告诉我在农村插队落户条件很艰苦。我们的通信都诸如此类，不像现在男女之间情啊爱啊的甜言蜜语。知道她插队艰苦，我就在信里夹上一些钱给她寄过去，一开始夹五块，后来夹十块，虽然不多，却表达了我对她的心意。当时她在农村的生产大队，收信很麻烦，农村没有邮局，信寄到县城的邮局之后，再由邮递员从县城送到公社里，从公社里再送到农村生产队，信收到了，钱也就收到了。正因为中间的过程很复杂，信件和里面的钱特别容易丢失，所以后来她就让我不要再寄了，我的心意她都明白。不过幸运的是，我给她寄的钱从来都没有丢失过。
我在部队也不知道她生活的农村是什么样子，她就给我寄了一张在农村生活的照片，我也给她寄了一张我穿军装的照片。就这样，我们一直靠着书信来传递彼此的感情，渐渐地，两颗心靠得越来越近，我们的感情也升温了。记得当年我在信中对她说过的最动情、最肉麻的一句话就是：“不管情况多么艰苦，你在农村待多少年，也不管我在部队当兵多少年，就是吃咸菜萝卜干，我们也在一起。”当年的我们不像现在年轻人有着浪漫的海誓山盟，美好的爱情竟然是用咸菜萝卜干来做比喻，但它却真真实实地表达了我对她的爱，直到现在妻子还常对我说：“你在那封信里写的那句话我永远忘不了。”这句话也见证了我们俩的感情，从那以后，我们俩确立了恋爱关系，那是在1974年。
克服阻挠在一起
那时，部队对谈恋爱的要求很严格，必须要通过政审，再加上那时候我已经是干部了，对干部党员妻子的政治审查更是严格。她出身于工人家庭，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却查出了她父亲年轻的时候曾经在上海参加过帮会。其实那个帮会现在看来什么都不是，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点点历史上的所谓问题都要被扣帽子。她父亲曾经参加过帮会，那就代表她的家庭历史上有问题，如果我们两个结婚会影响到我这样一个部队干部的政治前途，因此，很多人对我说：“如果你跟她结婚，你岳父是帮会的人，可能就会牵扯到你，可能会让提前转业，回地方工作了。”我们的恋爱似乎因此走到了死胡同，我的心情很不好，倪慧芳也因此事感到悲伤，看好我们的双方家人也都觉得很难过。那时我们已经交往了有一阵子，我觉得她人很好，朴实贤惠，是个过日子的好姑娘，我不想与她分开。